每年去延庆龙庆峡景区游玩的游客很多，但很少有人知道，距此约5公里的烧窑峪村，隐藏着一些石像。这些石像被称为摩崖造像，虽然其数量只有24尊，但已经是北京市规模最大的以道教为题材的明代石像群了。而那些神态各异的摩崖造像，无形中给这个小山村增添了几分神秘。
摩崖造像是摩崖石刻的一种，摩崖石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石刻艺术。清代冯云鹏所著的《金石索》载：“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意指在山崖石壁上所刻的书法、造像或者岩画，统称为摩崖石刻。摩崖石刻起源于远古时代的一种记事方式，盛行于北朝时期，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在中国的艺术体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北京地区的摩崖石刻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内容丰富，数量众多。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摩崖石刻不下百余处，除了城区外，各郊区县基本上都有。而烧窑峪村的摩崖造像虽存在已久，却知者甚少。直到2014年，文物部门才对该处的摩崖造像作了有效保护，比如拓宽了造像前平台，设置了仿古游廊。
烧窑峪的摩崖造像具体建于何时？史料中并无确切记载。不过，在该处摩崖造像旁边的岩壁上，还保存着一处高0.9米、宽0.61米的摩崖石刻。历经岁月的洗礼和风雨的侵蚀，石刻字迹早已模糊不清，隐约可以看出有“万历”等字。
这些摩崖造像有什么样的经历，烧窑峪村又有什么样的故事？本期品读讲述的就是烧窑峪村和摩崖造像的往事。
1、造像藏在半山腰
烧窑峪村隶属延庆区旧县镇，位于旧县镇政府西北5.8公里处。烧窑峪村始于明代，属永宁卫军屯，为烧炭之所，故称烧窑峪。村子很小，就在山脚下，从村南走到村北，只需走上几百步就到了头。村里有个不大的空场，十几个朴实的村民聚在那里，或晒太阳，或踢毽子，享受着恬静的田园生活。
摩崖造像在何处？村民用手往北一指：“就在村北的那座小山上。”热心的村干部李来有听说笔者前来寻访古迹，自告奋勇带路前往。跟着李来有出了村开始登山，山脊崎岖，道路狭窄，有些路段仅一尺多宽，堪堪能容俩人错开。下面虽不是万丈深渊，掉下去也会有生命危险。山虽不高，却也群峰林立，别有风景。一边往上走，李来有一边介绍：“那座山叫椅子圈、凤凰山，那座山叫将军帽、半块豆腐山，半块豆腐山上有一瀑布，落差约二三十米，俗称水沟，如果从烧窑峪摩崖造像处上行，到山梁后西行，就可登顶半块豆腐山。”
我们所爬的山则被当地村民称作馒头山。约半小时后，盘山小路越来越窄，猛然间，右手边突然变宽。此时已经来到半山腰，这里竟然藏匿了摩崖造像群。此处崖壁竖切下来，向内掏成石窟，由东往西水平排列着三座石窟，里面用山石雕塑成像。
东殿不很大，面阔约三米五，进深三米三，高两米。殿内石台上，并排供奉着三尊造像，均结跏趺坐。中间造像双手合于腑前，两侧一像手持石杵，一像手持法器。李来有称此为三官殿，道教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三尊雕像只有身子，头部是村里人用黄土胶泥塑造的。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上世纪70年代初，村里年轻人“除四旧”，把石像推到山下，一尊损坏严重，另两尊也倒在沟壑之中，身首异处。直到1997年夏天，当初的那几个年轻人已经成了中年人，他们又把三尊雕像搬回殿里，但雕像的头部却已找不到了。
相隔几米就是中殿，洞窟坍塌严重，殿前有一块从顶部塌落的巨大岩石。李来有说：“这是1947年遭国民党部队炮击时炸塌的，当时砸毁了一尊神像。”中殿面阔四米八，进深两米一，高两米。规模明显比东殿大，石像也有11尊，一字排列，高低有序。中间一尊最高，端坐石台上，身着铠甲、玉带，左手放于左腿之上，掌心向上掐诀，右手空握，只可惜头像残缺，不知面部表情。村里老人认为这是真武大帝雕像，洞窟也叫真王殿。左右两侧各侍立5尊神像，上首5尊有的手托供品，有的做出服侍状，神情虔诚；下首5尊面目威严、凶煞。从人物形象上看，有金童玉女、龟蛇二将、雷公等诸神，其中以尖嘴、鹰爪、左手执楔、右手执槌的雷公形象最为突出。
西殿俗称娘娘殿，殿内共雕有10尊石像，有两尊破损较严重，其余都还完整。正面石台上有像3尊，均为中年妇女，形象端庄，约半米高，坐式抱手，目视前方。中间石像抱手，掌心环出一孔，上可插香。从形象上看，似为碧霞元君、眼光娘娘和送子娘娘。传说眼光娘娘主光明，治眼疾，进而又演化为无所不治。烧窑峪村也有类似传说，传说在附近娘娘庙的石台上，有一深25厘米，直径30厘米的水坑，谁眼睛有毛病，取石坑里水，点上就可治愈。
2、造像疑为明代所有
烧窑峪的摩崖造像中，中西两殿雕刻精细，人物造像比例适当，造型美观，表情各异，栩栩如生。而东殿雕刻线条简约流畅，不饰雕琢。只可惜此处山石并不坚硬，历经风雨的侵蚀，石像多有风化，靠近洞口的浮雕石像，身子已快与石壁持平。
东殿石窟一侧，石壁上刻有碑文，字迹早已模糊。李来有介绍说，前些年往碑文上泼上水，还能看出有“万历七年”等字样。但是现在看着粗麻的石面，很难想像出这些字的笔迹。不过，从殿顶雕刻出的仿木斗拱，和斗拱下的莲花图案，以及雕像所戴的头饰等来看，似为明代所有。但是，有的雕像人物的面部特征又有北方或西部人的相貌，因此也有明代前的可能。
笔者咨询过延庆文委的专家，他们做过碑文的拓片，但也只是有隐隐约约的痕迹，字迹不好辨认，市文物局的专家们也不能肯定是哪个朝代的。
相关的文献记载不多，200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延庆县志》上记载：烧窑峪石刻“初步确定为明万历年间（1573—1620）凿刻”。而1981年出版的《延庆县地名录·名胜古迹》，在一览表中另有记录：“佛爷殿，烧窑峪北山上传为唐建。”
但是，此处为道教题材的石像群，又怎么会有佛爷殿一说呢？当地村民回忆说，当初被年轻人推下山的三尊石像均是三官殿的，中间一尊头像发盘螺髻，这是佛像，而旁边一尊无发髻，目光平和慈祥，也不是道教装束。笔者细观三官殿内雕像，只见石质发青，与馒头山发红的石质有所不同。而三官殿内雕像能从石窟中搬动，也非与山一体，且三尊雕像皆趺坐，为佛家坐法。所以三官殿是否为佛爷殿？烧窑峪石窟是否多教合一？建造于何时？三座石窟是否同时开凿，或间隔多久？一系列的疑问还有待考证。
延庆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庙观遗址，至今还保存着多处真武庙、泰山庙、三官庙遗迹，还有很多奶奶顶、奶奶庙、娘娘庙之类的古地名，道教在这一带很有影响。明朝初期，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传说在燕王的整个行动中，真武大帝都曾显灵相助，因此朱棣登基后，即下诏特封真武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并大规模地修建武当山的宫观庙堂。同时，永乐皇帝还宣扬自己是真武的化身。在帝王的推崇下，真武信仰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而烧窑峪的摩崖造像，就是目前北京地区已发现的道教题材规模最大的一处，其中就包含真武大帝像。此处虽远远无法和国内著名的石窟群相比，但也人物神态逼真，雕工精湛，有其独到之处。村里已经94岁的李凤岐老人至今记得流传下来的故事，据说当初建石窟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光盐就吃了10担，可想用功之深。
中殿，旁边有坍塌的山石
中殿中的造像
图为山顶上早已坍塌的烟墩，在明代是军事设施，现仅存碎石块
3、村民义务守护30年
烧窑峪村有不少村民对山上的摩崖造像怀有深厚的感情，多年来，村民们已经成为摩崖造像的保护者，李凤君老人就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凤君上山时，看到造像被人为破坏，就萌生了保护的念头：“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不能在咱这辈人手中弄丢了。”从1985年开始，他就成了馒头山摩崖造像的义务守护者。从他家到摩崖造像大约有3里路，其中有1里的山路，来回差不多两个小时。山上没有修步道，弯弯曲曲的山路是靠坚实的双脚走出来的。一路上，斩荆除草，他不停地挥舞镰刀。虽说是条路，但很多地方只是一个一个不规则的台阶，上山时手脚并用，下山时小心翼翼。李凤君平均每3天就会去山上巡查一圈，几十年来风雨不辍。他说：“这么多年都习惯了，不上山看看它们心里就觉得不踏实，生怕再有点儿什么闪失，对不起子孙啊。”
30年来，只要碰到游客上山探访摩崖造像，李凤君不但给带路，还主动义务讲解，介绍村里的宝贝文物。这样的村民有很多，就像村干部李来有，一听说笔者来看摩崖造像，就给笔者带路前往。
随着此处的摩崖造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文物部门也加强了保护工作。原来造像被铁栏杆封着，不好观赏，而且背后就是悬崖，非常危险。现在文物部门建了铁棚子，把造像保护了起来。
除了摩崖造像，山顶的碎石堆也是村民们保护的对象。李来有带笔者爬到山顶，能看见碎石堆，这些碎石堆也是有出处的。查阅明嘉靖《隆庆志·烽燧》：“境内南北山峪隘口可通人马处悉用砖石砌塞，山峰嵯峨可以瞭望者各置烟墩。”碎石堆就是当初的烟墩。烟墩俗称烟墩儿、墩台，或通常所说的烽火台，用于点燃烟火，传递信息。明代有“墩口各拨军三名夜不收”的规定，三人正好日夜倒换值班。除了碎石堆，还有些残石，残石应为边墙，而非长城，边墙的作用是联结着两座山峰，阻塞仅可通人马的隘口。
4、烧窑峪曾是军堡
烧窑峪的名称由何而来，是否真的烧过窑？李来有说，以前烧炭，也烧过砖。而此处最早的村民，据说是一户姓陈的鞑靼人，辽时有祖坟200亩。但村里长者李凤岐又说，村里人是山西洪洞县来的。
历史上确实有山西流民一说。元末连年战争，河北、河南、安徽、山东等地人口骤减。而晋南处在战争后方，经济繁荣，人口发展很快。《明史·太祖纪》就载有几次大迁徙：洪武四年（1371）三月，“徙山后民万七千户屯北平”。接着，又在六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陆。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后，于永乐三年（1405）“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几次大规模移民，充实了北京的人口。
明初时，烧窑峪一带荒无人烟，荆棘遍地。永乐皇帝朱棣就是看到此景，才设立永宁县，当时只辖5个屯堡：终食屯、团山屯、顺风屯、米粮屯、花园屯，都距烧窑峪不远，其中团山屯最近，仅10里路。当时朝廷实行了阻隔式防御策略，建立大批屯堡，分为军屯和民屯。明嘉靖《隆庆志》中，列举了众多的屯堡，并未出现烧窑峪的名字。不过，随着在延庆北面的各个山口建起边墙、烟墩，防御不断细化，烧窑峪的名字渐渐出现在志书当中。明万历《永宁县志》出现了：“烧囗峪，城北三十里。”“囗”字是什么，只能猜测。至清光绪《延庆州志》中则明确说明了“烧窑峪在永宁北三十里”。“附旧志”中记有：“烧窑峪口，距州三十里，通赤城县，路狭，无防守。”烧窑峪村就在山脚下，北面有一条通往赤城的小路，但要翻过太安山，路极窄，想过重兵很困难。
“附旧志两卫屯堡”中，还记述了附近周边的情况：“烧窑峪屯在卫西北二十里。”还有太百老屯、白草凹、二铺、小堡子、常家营、罗家台，“以上七堡系军堡，旧属永宁卫”。此时才知，类似烧窑峪那样的小路也不忽视，惟恐敌人进入。因了这个山口，烧窑峪才列为军堡，并于山顶建起边墙和烟墩，加强防备。《延庆州志》反复提到旧志，延庆影响大的志书有清康熙年编纂的，还有明嘉靖及万历年间编纂的。照此说来，烧窑峪村应建于明永乐之后，清代之前。
有幸的是，笔者在清末编纂的《延庆州乡土志》查到一段记述：嘉靖年间，北方鞑靼人屡屡侵扰，至三十一年（1552），有了转机，游牧民族归降了千余口人，搬到四海冶、周四沟、永宁卫、靖安堡几个地方定居生活。最初，牧民还保持原有的“驻牧”生活方式，国家每月给粮，每岁给赏，换来了“边患始靖”，与当地人共住了30多年。永宁卫当时管着这一带的军事防卫，虽未特指烧窑峪，却也相距不远。
到了万历十八年（1590），这些牧民出现反复，重归北方，又成边患。经过一番争斗，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才陆续来到这里。这次有“男妇百七十余”人，分布在永宁城北黄峪口、烧窑峪、白草凹、古城等处，每处也有三四十人。至此，烧窑峪才有了村落，并与北方民族共居。游牧民族在边境上，长年与当地人共同生活，已接受了农耕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慢慢趋同，难以区分了。
一个小山村竟有如此丰富的历史，而且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融的见证。可见村落虽小，但深挖之下，仍有相当的历史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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