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6年1月。我刚刚18岁，还是一名大一学生，困在印第安纳州。那本应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四年之一，但日子如流水般流逝，就连我的女朋友都无法让我兴奋。不过，每个周一晚间有一档新的电视节目叫“约会游戏”。一个年轻女人会向三名男子提问题，选择其中一人约会。这可比我的家庭作业有趣多了。
然后，我读到一篇文章，讲哈佛大学的学生用计算机和打孔卡片给同学找对象。既然他们能做，为什么我就不能？
我把自己的点子放到学校报纸《大学生报》上广而告之。“听说过电脑速配吗？何不试试火焰计划！”我承诺：把你的名字和地址以及1美元发给我们，一周之内你会收到一张问卷和一张IBM打孔卡。填好问卷，在计算机打孔卡片上写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我还说，他们的回答将会用代码打在打孔片上，一台大学计算机将对数据进行分析。“3月8日，也就是火焰节，你会受到一张明信片—女孩的是蓝色，男孩的是粉红色—上面写有你理想的三个对象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还在广告中保证：“凡是火焰计划撮合而成的夫妻，都将免费收到一本埃里希·弗罗姆的《爱的艺术》。”我没读过此书，但它肯定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我写了50个问题，至今我仍为之自豪。包括（回答对与否）“我喜欢游行”、“如果我像超人一样会飞，我不会把它当秘密”、“有时候，我穿鞋不穿袜子”。
那家大学生报纸就火焰计划写了一篇文章，次日还发表评论抨击电脑速配。但他们的批评并未吓跑我的同学。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收到了800份反馈，我的信箱都装不下了。不过，事情似乎失控了，我收到女大学生联席会副会长的一张卡片。她想要更多的问卷。当我到她们的门前，自我介绍是火焰计划的发起人时，一名女孩尖叫起来。“这就是火焰男孩。他来了！”然后，我就被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女大学生包围，请求我给她们一个机会。
我没有向女大学生联谊会或任何其他人提及的是，我不懂计算机，IBM打孔卡片是从教务主任办公室借来的。我干脆就没想找一台计算机来把数据录入。我们—一开始我有一个伙伴，后来他害怕了，我出钱让他走了—把男女卡片混在一起，然后随机搭配。我领会到了生活的随机性。在火焰日，我给用户向他们许诺过的爱的机会，但一切与计算机无关。
让我印象最深的客户，是一名叫瓦尔的姑娘，身高1.95米。我一点都没有考虑赚钱，只是想给这个孤独的女孩帮个忙。我检查了所有男士的登记信息，关心的只有身高。我找到了三名比她高的男孩，终于在火焰日时把他们的信息交给她，也把瓦尔的信息给了三个小伙子。
惟一的问题是，瓦尔是个男的，他的卡片混到了女生当中。他不仅是个纯爷们，而且是橄榄球队的主力。他丝毫不认为将他和三个男人配对是件诙谐的事情。瓦尔向《大学生报》曝料了我的失误，这份报纸迅速反应，批判了火焰计划的荒谬。然后，美联社发现了这个故事，1千多个电台发布了美联社的报道，就连我的父亲都打电话问我到底有没有专心学业。
为了避避风头，我带着赚的钱逃到佛罗里达度春假。我让火焰计划自生自灭，回到学校后终日埋头图书馆。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对情侣被火焰计划撮合到了一起。其中的一些人真的开始约会，我依稀记得还有两对结婚了，只不过他们从来没有找我要那本《爱的艺术》。
如果半个世纪前，我坚持把火焰计划做下去，我将是创业之父、一个行业的先驱。但那样的话，我也就不会遇上我的妻子。她比我大，有3个孩子，是一名婚姻治疗师。计算机绝不会把我们配在一起。我能说什么呢？爱情是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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