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320：从消费性城市到生产性城市

       311）解放后上海城市发展的转向，与新中国建设工业化城市和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的大方向是一致的。1949年8月召开的新上海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建设新上海的方针，就是要把过去帝国主义买办官僚剥削压榨中国人民的旧上海，变成为国内生产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新上海，就是要把过去畸形发展的旧上海改造成为真正健全繁荣的新上海。

 312）早在1949年3月解放军还没有进入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的大方针。什么是生产性城市，当时主要看工业在城市发展的两个比重，一是工业总产值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另一个是在工业中就业的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

  313）1950年代是中苏关系最为亲密的时期，应邀来上海指导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苏联专家，提出了从消费性城市到生产性城市的理论依据。他们把城市人口按照职业分为三种类型，工业、港口、铁路等产业职工以及专科以上学生是基本人口，机关、团体、贸易、市政公用以及自由职业者是服务人口，而依靠他人抚养者被被定义为被抚养人口。

 314）苏联专家认为一个生产性的城市应该是基本人口大于服务人口的城市，例如苏联城市的基本人口一般占总人口的30-35%，服务人口占18-23%，被扶养人口占45-50%。而上海1947年的情况是基本人口占13.2%，服务人口占34.7%，被抚养人口占52.5%，因此认为上海是一个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

  315）苏联专家提出，上海城市的未来发展需要控制人口增长并且改变人口结构。认为上海的基本人口达到25-30%的比重时，由消费性城市变为生产性城市的目的就基本达到了。按照苏联专家的方案，上海市区的人口容量最大应该是500-600万，而被扶养人口、服务人口和基本人口的比例大致为2:1:1。

 316）控制上海人口规模和改变人口结构的办法，除了限制外来人口迁入，关键是向外疏散被认为没有重要生产意义的“消费人口”，具体做法包括支援外地建设，动员城市人口回乡参加生产，疏散各种失业人员和无业游民，以及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不到30%，但是我们看到了一场大规模的逆城市化运动。

 317）当年的疏散人口政策差不多对上海所有家庭都有影响。我的姨父曾经在外滩的广东路上班，1960年代初从上海支援内陆去了青海；我的舅舅和外婆因为家庭成分等原因先后去了乡下老家和安徽；我姐姐和我自己中学毕业碰到上山下乡一片红，先后去了黑龙江军垦农场和浙江插队落户。

 318）在向外地疏散人口的过程中，有意思的事情是，上海城市空间由此增加了几块飞地。这些飞地，地理位置上与上海没有直接联系，但是行政上属于上海管理，人员主要是上海派遣和疏散出去的。计划经济时代在飞地生活的人用的是上海粮票，现在在那里工作的人仍然是上海户口。

 319）一块大的飞地是江苏盐城的大丰农场，1950年代由于上海空间有限，为了安排无业游民和劳动改造的犯人，由陈毅市长出面在大丰建了几个农场。文革期间大丰农场成为上海知识青年插队的主要去处。大丰农场占地300平方公里，现在是上海城市粮油的供给地。几年前到盐城开会，开完会我和家人到大丰农场和知青纪念馆去看过一次。

 320）其他的飞地包括安徽郎溪的白茅岭农场和南京梅山的冶金基地。白茅岭农场又叫白茅岭监狱，是上海无业游民、劳改犯等的教养外移基地，占地40.5平方公里。梅山基地是给上海的钢产业提供铁矿。当地人叫梅山基地是小上海，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上海的编制、上海的户口，孩子可以参加上海的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