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闻人 王晓籁
吴昌硕题写的书斋名
【编者按】2020年8月15日下午，作为'2020上海书展'的场外活动，由'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风云际会：沪上近代人物追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总第181辑）一书，于'衡山宾馆'隆重举行了'新书发布会'，部分在沪撰文作者与广大读者见面并签名售书，活动现场的新书被热售一空，场面火爆。
是书发布一个月，摘编其中《我的外祖父王晓籁》一文未删节原稿，发表于本微信公众号，以飨读者。
王晓籁是我的外祖父，我是他的外孙。我的母亲是王晓籁的女儿，因为王晓籁子女比较多，所以我们家把舅舅和阿姨分开排列，我妈是女儿中排第十二位，记得小时候，她的弟弟妹妹叫她“十二姐”，家里佣人称她“十二小姐”。我母亲一直与我外祖父外祖母一起生活，居住在上海徐汇区安福路53弄8号（过去叫“和明村”）一幢新式里弄房子里，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直到他们去世，因此我自出生起也与外祖父王晓籁等一起共同生活。
由于“文革”的影响，一直到“文革”结束，我们家一般不与外人多提王晓籁。就算到了1979年王晓籁被组织上彻底昭雪平反，骨灰安放于“龙华烈士陵园”后，我们家仍心有余悸，慎提他的名字。还是到了2000年后，我有朋友到杭州去旅游，看到了一个名为“环碧湖舍”的景点。“环碧湖舍”介绍牌上写着：上海“海上闻人”王晓籁杭州旧居。朋友让我去杭州看，然后提醒我，王晓籁这个人物具有历史研究价值。在这个方向的引领下，开始逐步收集资料，再加上有一些机构来找我，说发现了一些王晓籁的手迹或者档案等，包括有些是从海外回流的，让我帮着鉴定真伪。这方面内容多起来后，我发现一位立体的王晓籁出现了，这个人物的丰富性复杂性都出来了。他有一个庞大的朋友圈，这个庞大朋友圈里面涉及到国共两党很多方面的人物和大事件。在这种情形下，开始对王晓籁发生了更大的兴趣。所以2011年起在这近五年中，将不断搜集到的材料和文章，于2016年下半年主编了《努力前进：王晓籁历史图片文献汇编》。把能找到的王晓籁照片、文献，都做了资料的汇总，现在还在不断增补。
王晓籁出生在1887年初，就是光绪十二年末。去世是1967年。我是1961年出生的，一直到1967年，王晓籁受“文革”迫害致死前的6年时光，我与他共同生活在他上海最后一个旧居处。尽管我年龄比较小，但是我也见证了一段他的晚年时光，当然记忆已经十分遥远。王晓籁1950年从香港回归祖国后，一直是受到了比较高的待遇，生活也是蛮安定，一直不错。他是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是市政协“文化俱乐部”的会员。我出生的年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物资非常匮乏，吃穿用都很差。家里有时候为了改善伙食，就到“文化俱乐部”去吃饭，有中餐还有西餐可以吃到。还有电影、戏剧看，小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那里。另外，我在幼儿园，到了放学的时候，外祖父会有三轮车来接我。有时候会去他们设在“国际饭店”的聚餐喝茶处。他们很喜欢“国际饭店”这个环境，可能跟他们早年的那些活动有关系，是一些前朝的遗老遗少，他们在那里喝茶、吃饭，据说我也参与过。那些老先生们，现在如果能说出他们的名字，应该也是一些历史人物。可能里面会有像姚虞琴、商笙伯、顾伯达，这些“雅士”，也有方椒伯、刘昌义等商界军界人士。他们当时生活比较安逸，一般都喜爱收藏书画，就在那边交流、写诗或者吃吃喝喝。
这个记忆过去了以后，时间很快就到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的爆发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所以，一点防范也没有，从心里到各方面都是毫无准备。然后，家里出现了多达七次的红卫兵抄家、造反派批斗和砸抢烧 . . . 在“文革”后差不多也就一年多的时间里，王晓籁生病了，而且这个病非常重，他入住了“华东医院”。因为他回大陆以后，任民政局高级顾问，享受副局级待遇。他过去在“上海救济总会”也有职位，延续下来，把他归到了民政系统里面。当年民政局属于华东局管辖，他就有资格在“华东医院”看病。一直到1967年6月15日，王晓籁在“华东医院”黯然逝世。
我长大以后，不断听家里人或者亲戚朋友说了很多有关王晓籁的故事和对他的评价，但都是一些小片段。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父亲告诉我，王晓籁曾经与他说起过我父亲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金琴荪。金琴荪是清朝的命官，可能家中排行第四，老百姓称他“金四大人”。他的官位是苏州道补台，光绪年间上海归苏州管辖。他在1910年10月24日在上海被革命党人枪杀。据说，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权，他可以在华界里面跑快马，他的马车可以不躲人，撞死人不偿命。历史上有一个对他的记载，说有外国人挡了他的马车，他就用马鞭抽了外国人。当年外国人在中国飞横跋扈，中国人都怕他们，不敢碰他们，而金琴荪敢用马鞭抽西洋人，这是当年报纸的特大新闻了。马车应该是金琴荪的官职配车，据说被称作“巨商”的他，在光绪年间，家里已经拥有自备汽车了。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有车阶层。金琴荪作为清廷命名的地方官，也曾经颁发过地方法令，废除妓女为了“出局”时节省体力，由称为“捞毛”的男佣扛着招摇过市，有碍观瞻。这个法令也推动和改观了一点社会文明。
第二排右一为金琴荪；第三排左为虞洽卿、右为朱葆三
金琴荪是一个对朝廷忠心耿耿的保皇派，暗杀他的是浙江革命党人王金发的手下陈锡奎，此人为长江积盗，为人凶狠，性格暴烈。浙江革命党首领是陈其美、王金发等人，这几个人正好是王晓籁的密友和同乡。他们当年都是要努力推翻清朝的人物。王晓籁与我父亲说起这段历史，无非想说明，尽管金琴荪出道早，官位高，资产丰厚，但最终还是被王金发手下指使给暗杀了。这个事件过了一年不到，就发生了“辛亥革命”。
摘录“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施晔在他的论文《时代焦虑与都市憧憬——陆士谔小说的上海书写与想象》中的一段：【立宪运动失败后，反政府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城市是革命党人的大本营，诸多针对清政府的刺杀活动，如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万福华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王金发刺杀汪公权、金琴荪等都发生在城市，其中以上海为最多，这在当时的报刊及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反映。热衷于将新闻佚事编入小说的陆士谔当然不会忽略这些重大事件，“这几年暗杀风潮，奔腾澎湃，东卷西荡，利害得无可言喻……就拿上海而论，刺王之春，刺方云卿，刺汪允生（公权），也有两三桩暗杀案了（摘自陆士谔《十尾龟》）”。并在《最近社会秘密史》及《十尾龟》等小说中对金琴荪被刺案作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在他的心目中，金琴荪并非革命党人眼中的密探，而是个仗义行侠、乐善好施的巨商，对金的遇害，作者颇感痛心与惋惜。而革命党人则被他描写成凶残的黑社会流氓，这恰恰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严重脱离群众。陆士谔等辈文人没有功名且社会地位不高，所以无缘介入由知识精英统摄的维新、革命运动圈，旁观者的身份及革命党组织的机密性，使他们无法洞察暗杀行动的深层原因。】
陆士谔先生在《最近社会秘密史》第23回【流氓枪毙金琴荪 帮匪巧劫四十埠】中是这样描述金琴荪的：“姓金，号叫琴荪，苏州人氏，从前在“怡和洋行”当过副买办。此刻在三马路开着一家报关行，商标就叫做“荣记”。”、“此人是上海的大侠士，胸襟非凡阔大，志气非凡高傲。”、“琴荪一生最喜欢朋友，凡上中下三等的人，没一个不与他要好。朋友求教他事情，凡是他办得到的，总无有不答应，并且替人办事，还要贴掉银子。一年到头忙来碌去，无非为“济急抚危”四个字。”、“金琴荪平日待人接物异常的和气，竟会横遭暗杀。奇极奇极！这其中大大可以研究。”我曾祖父金琴荪的忠心保皇和我外祖父王晓籁的反清革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为历史留下了丰富的研究史料。
学者现在对王晓籁有一个比较综合的评论，说他一生可以用三个“国”来贯穿：第一个“国”是“救国”，他的救国就是要推翻清朝。因为当年我们汉族是在满人的统治下，从1860到1880年代出生的这些人物中，出现了许多反清志士，其中包括秋瑾、徐锡麟，都是在那个年代出生的，王晓籁追随秋瑾，参加“光复会”，也是一个积极想要推翻清朝，以救国为己任者。“光复会”誓言：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第二个“国”是“爱国”，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蔡廷锴血战淞沪，上海滩命悬一线。史量才、王晓籁、杜月笙、钱新之、黄炎培等人组织了“上海地方协会”，史量才任会长，时任“上海市商会”主席委员的王晓籁任副会长，另一位副会长是杜月笙。他们在学生界和文艺界组织起战地服务团，又在工商界带头募捐。炮火硝烟中，王晓籁、杜月笙、黄炎培等十多人，驱车到十九路军军部，送去大量罐头食品和生活用品，并为十九路军募集了900万元大洋！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晓籁和一部分“海上闻人”包括虞洽卿、杜月笙等人成立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坚决不投降日本人。实际上也有不少人，因为自己政治上或商业上的私利，已经屈服于日本，当上了汉奸。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打了近三个月，“四行仓库保卫战”后，他们在上海不能再待下去了，于是就潜逃香港，转辗去往重庆，云贵川甚至缅甸、越南，那里都留下了他们抗战的足迹。最后一个“国”是“建国”，解放后，王晓籁响应了共产党的感召，1950年毅然从香港返回祖国，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新中国建设事业。
王晓籁的出生地是浙江嵊县（现在为浙江省嵊州市），嵊县出产丝、丝绸、茶叶等土特产。另外还有一个文化土产，嵊县是越剧的故乡，王晓籁为家乡的戏剧在上海的推广，做出了不少贡献。这点我在与上海和嵊州的专家学者讨论的时候，他们也是那么说的，越剧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第二大剧种，仅次于京剧，王晓籁是有极大功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越剧这样一个小剧种，在上海没有头面人物帮着推广，可能像许多戏剧一样，也在上海登陆演出过，但是最后都只能昙花一现，不会扎根发芽的。现在北京都有越剧团，北方人对越剧实际上是没法听懂的，但是居然还是有越剧团在那边。有一段文史记录了越剧史上标杆性的大事件，即1947年“越剧十姐妹”上演《山河恋》受阻，说“上海大亨”王晓籁“勒索”她们一亿元欲疏通社会局开禁，最后的疏通费为五千万。这数额听上去挺吓人，但估计那时的流通货币是法币，一亿或五千万折合美金，并非大数额。确实，国民党在败退台湾前已经非常腐败，不用钱财疏通肯定是行不通的。王晓籁早年是富人，到了中年已经不是了，到了晚年基本上就是穷人了。这正是王晓籁在其《五十自述》中立下的做人志向：“三十岁以前做其富，四十岁以前做其平，五十岁以前做其穷。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行其道。崇拜养活多数人，渺视积得多数金。”据我听到我们家的口述历史，就是因为王晓籁出面力挺演出，亲自与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打了电话，《山河恋》才得以上演。首场演出成功后，十姐妹当夜就来到我现在居住的安福路王晓籁寓所客厅，向王晓籁表示感谢和致敬，其中包括那位在文史中说王晓籁“勒索”钱财的“越剧泰斗”。王晓籁帮助越剧在上海的生存和发展，是不余遗力，不计个人得失的。他与另一位嵊县籍名人，人口学论的创始人马寅初先生联手，一同为越剧在上海的事业撑腰。王晓籁与越剧界的亲切程度，可以用一个生活小细节来说明。王晓籁人高头大，体态微胖，嗓音洪亮，如果他去剧场看越剧，打一个响亮的喷嚏，台上的角儿就知道“晓籁伯伯”（所有的名角儿都如此称呼他）到场看戏了，一会儿就有水果吃食送下来。
“如日之昇 如月之恒”。王晓籁喜爱文艺，主张娱乐要艺术化。他自己是京剧票友。他与虞洽卿、袁履登一起主持“申商票房”。他自己也有一个“昇社”，地点就在现在的武胜路上，专供京剧票友玩票。江上行先生的文史《几个当票友的大亨》中记载：“王晓籁爱好京剧有悠久历史，他专工铜锤花脸，黄钟大吕，嗓音洪亮，虽然带有绍兴口音，一响能遮百丑，听起来倒有几分韵味。”王晓籁的花脸戏得益于他与名净郝寿臣先生的交往，经过郝大师的指点，他的演唱也就有了些门道。拿手好戏有三出《草桥关》、《上天台》、《二进宫》。做过海关监督的湖州人沈田莘与王晓籁合演《空城计》，沈田莘演诸葛亮，王晓籁饰司马懿。有一次，当诸葛亮对司马懿唱道“你就来、来、来，请上城楼听我抚琴”时，王晓籁一时性起，竟然大喝一声，操着绍兴官话答道：“侬叫我来，我就来哉”。于是王晓籁率领大队人马，真的杀进城去了。把没有准备的沈田莘吓得从城楼上摔了下来。这就是京剧史上唯一的一次“司马懿大破空城计”，传为美谈。
京剧名票王晓籁饰演的姚期
王晓籁又是书画爱好者，他自己也能写书法，与许多书画家有笔墨交往，比如吴昌硕先生就是一个很大的代表人物。他与吴昌硕的密切关系，现在也找到了比较多的凭证，王晓籁的书斋名“籥盧”，就是吴昌硕取的名。1912年起，吴昌硕定居上海。之后，有一批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名流中的名流”先后汇集于上海，他们的学问很了得，前清高官大吏有张謇、康有为、郑孝胥、谭延闿等，名流鸿儒有沈尹默、曾熙、李瑞清、马一浮、丰子恺等，与王晓籁均有文化层面的交往。可以查证到的与王晓籁有笔墨交往的国民党元老级人物还有蔡元培、张静江、于右任、叶恭绰等。还有“商界闻人”、“上海总商会”领袖王一亭先生，他俩的关系也很好，也有书画交流。其实王晓籁与他们的出生年代是相差比较大的，属于忘年交，但是大家关系处得非常好。1936年鲁迅逝世时，王晓籁曾写下“杜少陵怆怀饥溺，李长吉呕出心肝”挽联，以示哀悼。王晓籁还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5年时期的校董和“上海戏剧学校”1939年创世校董。这两所学校对今后上海文艺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5年时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部分校董合影
前排右二为王晓籁
合影中还有黄金荣、虞洽卿、蔡元培、袁履登、叶恭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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