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人来车往的延安西路番禹路口，一个叫上生·新所的多功能综合体悄悄开张营业。这里曾长期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所在地，“上生”的名字即源于此。该地块中，坐落着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Columbia Country Club)、孙科别墅等历史悠久的建筑，这几幢带有浓浓历史感和沧桑感的老建筑，连同解放后新建的工业建筑一起，在设计师的匠心独运下重新焕发青春，成为上海城市更新的又一典范。这里又与邬达克、哈沙得等知名建筑师及颇具神秘感的“哥伦比亚圈”联系在一起，更使其自带“网红”气质，开张后立刻成为沪上时尚人士的“打卡胜地”。
修缮后的游泳池
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又叫美国乡下总会，是由在沪美国侨民创立的娱乐交际场所。从其英文名字Columbia Country Club看，“Country”是乡村的意思，俱乐部成立之初，坐落在法租界杜美路(Route Doumer ，今东湖路)50号，当时这里属于法租界西区，尚未完全城市化，确实是一派乡村景象。而俱乐部“ Club”，老上海一般称之为“总会”，什么英国总会、斜桥总会……在记载公司行号的《行名录》上，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被称为美国乡下总会也就是这个道理。至于“Columbia(哥伦比亚)”这个名字，是因为纪念1492 年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的缘故……
1920年代的法租界杜美路，还是城乡接合部，远没有今天东湖路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关于哥伦比亚俱乐部的创立时间，坊间一般认为在1921年前后。然而从俱乐部自己印制的章程封面上，可以看到“ORGANISED, APRIL 1917 ”的字样赫然在目，原来，早在1917年4月，俱乐部就已发起成立了。在1919年出版的《行名录》中就已有了俱乐部的确切记载。直到1924年，俱乐部仍在杜美路。此后，因为建筑设施不敷应用，经俱乐部会员决议，由总会出资，再加上会员捐助，在沪西公共租界的越界筑路地区购置新辟道路沿路的土地，另外建了新的俱乐部，这就是如今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建筑的所在。而购地建房之初，新辟的马路还没有正式的名称，周边都是农田，乡下总会的名字依然名副其实。到了1927年，《行名录》上才又见俱乐部的踪影，此时，它的地址已然是大西路(Great West Road)，也就是现在的延安西路的门牌号了。
1947年哥伦比亚俱乐部章程的封面载明了其设立时间
直到1924年，《行名录》中美国乡村俱乐部的地址一直都在杜美路，到1927年，《行名录》上再次出现俱乐部记载时，地址已迁至大西路。哥伦比亚俱乐部新址由美国建筑师哈沙得(Eliot Hazzard)设计。哈沙得的人生历经颇为精彩，他年轻时就读美国佐治亚技术学校，1900～1917年在美国纽约从事建筑设计，此后又从事航空事业。1920年12月来华后，先在茂旦洋行(Murphy & Dana) 任经理，1923年自设哈沙得洋行从事建筑业，在上海留下了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大楼(现金门大酒店)、海格公寓(现静安宾馆)、永安公司新厦等知名建筑。新建的哥伦比亚俱乐部较之杜美路原址大大扩充，主体建筑为两层，有图书馆、阅览室、儿童室、滚球处、室内球场二所，楼上有卧室十三间，可租与会员使用。俱乐部还有游泳池、更衣室、茶点室、厨房、网球场、花园以及宽阔的草坪，美国侨民们常在草坪上举办曲棍球、棒球、足球等比赛。此外，俱乐部还有供佣工使用的宿舍及订房会员专用的汽车间。总会最下层置有暖气锅炉两只，每到冬天，锅炉一开，俱乐部内暖意浓浓。游泳池用水经过滤池清洁过滤才会被专用水泵引入，这些设施在当时都属先进，很有高档会所的气派。
建成初的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右侧两层楼房是俱乐部主体建筑，左侧房屋是游泳池和其他附属用房
1990年代末的俱乐部
哥伦比亚俱乐部的正式会员资格仅对美侨开放，成员多是经商为业的上层侨民和领事馆官员，会员可偕同友人前往参加各类活动。俱乐部也招收英国、法国等其他国家在沪侨民参加，但这些人只能以非正式会员资格入会。俱乐部管理层是由12～14名美国侨民组成的董事会，其中1人为董事长，另有4名董事分别担任副董事长、名誉秘书、名誉司库及名誉图书馆管理员，任期均为一年。董事会按月集会，讨论决定各项事宜。包括办公室工作人员在内，俱乐部全体员工约60人。抗战胜利后，在沪美侨大约5000多人，俱乐部美籍正式会员和其他国籍非正式会员约五六百人，可见俱乐部对入会资格的限制还是比较严的。俱乐部的日常收入，除了出租游泳池、网球场、滚球处与室内球场以及楼上卧室的租金，还有会员捐助。
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劳资双方纠纷和解笔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美两国进入战争状态，上海的美侨都被关进了集中营，俱乐部遣散员工停止活动。被关押的美侨中包括当初俱乐部的设计者哈沙得，他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日军圣托马斯集中营度过了两年，1943 年被遣返回美国。到抗战胜利时，俱乐部一切家具、陶瓷器、刀叉等利器，厨房用具及装修设备均已散失殆尽，阅览室的地板也已全部拆除。在美商企业和会员赞助下，俱乐部才恢复活动。而此时大西路已改成中正西路，俱乐部的门牌号也改成了中正西路1262 号了。由于抗战期间遣散员工的费用没有结清，俱乐部又与原来的员工陷入劳资纠纷，后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调节下双方和解。
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旧影（李圣恺提供）
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东侧，与其一墙之隔便是著名的孙科住宅。这幢西班牙式建筑是1930年代初著名建筑师邬达克为孙科建造的。三层砖木混合结构，建筑面积1051平方米，大气的门廊，筒瓦铺设的屋顶，装饰考究的檐口，富于变化的各式窗框，简洁明快的外墙立面……建筑内部木装修做工考究精巧，楼梯用柚木制作，卧室、客厅、书房均采用柳安镶嵌成罗席纹地板，底层大平台和二楼大阳台可欣赏屋前典型的中式庭园，周边绿化和中间大草坪，并布置带形弯曲水池，景色宜人。
孙科住宅侧面（1990年代末）
孙科住宅，连同对面邬达克自住住宅，以及附近的一系列花园洋房，便是如今沪上另一个网红地标哥伦比亚圈了。说起哥伦比亚圈，就要涉及美侨蕾文(Frank J. Raven)。
蕾文早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1904年1月来上海，进入公共租界工部局工务处任东北区工务监督，不久后离职，自己开办公司。蕾文的人生轨迹与沪上知名侨民哈同颇有相似之处，两人都曾在工部局工务处任职，后又都离职自办公司。两人的“创业”之路也非常相似，都靠房地产投机获利。1907年，蕾文脱离工部局自组中国营业公司并任经理，他利用在工部局工作时获得的有关道路扩展的信息进行地产投机，掘得了在上海的“第一桶金”。1915年，蕾文在上海设立普益信托公司，1917年又开设美丰银行，并在福州、天津及厦设立门分行。1922年，蕾文通过普益信托公司与四川商人合资开设四川美丰银行，不久又将自己在该银行的股份转让给中资股东套现。1924年，蕾文组建了美东银公司，1926年又组建普益地产公司并任这几个公司的董事长，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翻云覆雨，形成名噪一时的蕾文企业集团。普益地产公司每年发布的上海地产报告，被视为上海房地产行业的“风向标”，具有极强的导向作用。此外，蕾文还担任公济医院、科发药房副董事长，美亚保险公司和友邦保险公司董事等职。在一般人看来，蕾文是成功的企业家，“为沪地外侨中之领袖，信用颇好”。
哥伦比亚圈示意图
1930年，普益地产公司开始着手在上海西区开发哥伦比亚圈住宅项目。该项目坐落于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和安和寺路(今新华路)交叉口附近，由一系列各具特色的花园别墅组成，设计者是当时已小有名气的邬达克。这些花园别墅有著名建筑师加持，再加上周边幽静的田园风光，公司十分看好其销售前景。为此普益地产扩大了办公场所、添置了新的办公设备，人员更是从前一年的51人一下子增至143人，大有放手一搏的架势。该项目建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区，法理上这片区域各项主权在中国政府手中。在建设过程中，哥伦比亚圈内房屋建造与民国上海市政府原有的道路规划发生了冲突，公司多次向上海市工务局提出交涉均未得要领。为该项目已投下巨注的普益公司眼见自身利益将要受损，便多方活动，疏通关系。美国驻沪总领事克宁翰多次致函上海市政府为普益公司“站台”，上海美国商会会长毕立登亲自到市政府游说“公关”。而着眼于自身势力在越界筑路地区扩张的公共租界工部局也乘势提出愿意“代”上海市政府拓宽霍必兰路(今古北路)以东虹桥路的要求。面对美国领事馆、租界当局和美国商会对该项目的巨大压力，民国上海市政府一方面既无力抵挡，另一方面也无力在短期内实施既有规划，虽明知“事关交通要政”“不能为该公司一方便利”，但也只能“于情理中应酌予办理”，默许了哥伦比亚圈的建设。事实证明，普益地产公司在房地产开发上确实眼光独到老辣。哥伦比亚圈建成后，在沪外国人趋势若骛，很快销售一空。
哥伦比亚圈道路图
1931年，蕾文当选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董事，以当年一个小职员的身份重回工部局还担任董事，可谓风光一时。然而好景不长，1935年，蕾文因过度投机而破产，并被美国在华法院判刑。虽然，蕾文自身的结局并不美妙，但上海西区确确实实出现了一个“哥伦比亚生活圈”，从最早落户于此的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到以哥伦比亚命名的马路，再到名为哥伦比亚圈的高档花园洋房群，甚至还有以哥伦比亚为名的骑马学校。
解放后，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及其东侧的孙科住宅由华东人民制药公司使用。华东人民制药公司将原来所属的生物制品厂迁到此处，更名为生物制品实验所，下设总务室、会计室、疫苗室、血清室、病毒室、卡介苗室、鉴定室、培养基室、分装包装室和动物管理组，孙科住宅成为行政办公楼，俱乐部则成为实验室和生产车间。生物制品实验所的名称和隶属关系几经变化，最终定名为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新中国卫生事业快速发展，生物制品生产的各类疫苗供不应求，而研究所“办公室及研究用房系以花园住宅改用，并不适合”，同时，以俱乐部等改建的车间，对生产同样不太适合，急需改扩建，扩大科研和生产规模。当时生物制品所已在延安西路1262号本所周边征租了一些土地房屋，并在中山西路伊犁路建立了分所。经过多方论证比较，最终决定建设重点依然放在延安西路本所。1963年，生物制品研究所8层生产大楼在延安西路所址内空地上开工建设，1965年投入使用，科研生产条件大大改善。或许，因为原来的老建筑实在不太适合改造，无论是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孙科住宅，还是游泳池，基本保存完好。
80年代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大门(长宁区地名办提供)
1990年代末的孙科住宅
进入新世纪，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国内规模大，集生物制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大型高新生物技术企业之一，主体生产研发部门也搬迁奉贤。2003年，上生所参照历史资料对孙科住宅进行了一次修旧如旧的大规模维修。为了复原老洋房旧貌，从边上的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拆下了旧筒瓦盖到孙科住宅上，又从苏州专门订制同样的筒瓦添补到俱乐部屋顶上。
修复后的孙科住宅(张列萍摄)
修缮后的俱乐部一角
厂区迁走了，那些富有历史底蕴的建筑该如何保持生命力呢？经长宁区政府牵线，上生所和万科集团联手，请来世界知名的OMA设计事务所对老厂区设计保护性开发。地块上的历史建筑连同原来的绿植都被悉心保存下来，异域风情的餐饮、独立书店和新派办公场所纷纷入驻，这里也成为众多时尚品牌的新品首发和展览展示场所。走进这里，既可寻觅老上海的历史踪迹，也可领略上海国际大都市的时尚气息。从这里出发，沿着番禹路还能徜徉于老洋房间，追寻邬达克在上海的建筑遗存，感受上海的沧桑巨变。
正如同上生·新所的广告语：
在上海的中心遇见心中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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