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根据现存图像资料和文献记载,对苏轼存世榜书源流进行了梳理,也对其书法的特色进行了简略分析。包括了明万历间在济南出土的《读书堂》、原在循州郡府的《默化堂》,和原在惠州东坡之白鹤峰居的《德有邻堂》和《思无邪斋》匾。
苏轼论书最有名的是他所说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繁推求”,而论及大字则是“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一段不太为人所提及的他对写大字小字的另一段评论,却道出了一文人的豪放才情:
世人写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则不然,胸中有个天来大字,世间纵有极大字,焉能过此?从吾胸中天来大字流出,则或大或小,唯吾所用。若能了此,便会作字也。(宋·费衮《梁溪漫志》)
就是说,只要胸中有字,则字大字小,都是一个写法。
文献记载中,苏轼为人为己题写斋堂号、禅林名胜榜额,孔凡礼在《苏轼年谱》中,采集各类文献中者,有近二十条,见表一。
表一:孔凡礼《苏轼年谱》东坡书大字、榜书的一些记载
岁月流变,加上元祐党祸时的人为毁坏,这些记载中的遗迹,有图像可考的,只有《读书堂》(图一)、《雪浪斋》(图二)、《默化堂》(图三)、《思无邪斋》、《德有鄰堂》(图四、图五、图六)。《雪浪斋》刻石,水赉佑考之甚详[1]。本文就其余几件榜书流传稍作梳理。
此刻现有拓本传世,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然无东坡款(图一)。拓片尺寸为136厘米高,56厘米宽,出自山东济南。孔凡礼《苏轼年谱》录毕沅《山左金石志》云“熙宁十年二月刻,正书,碑高四尺,广一尺七寸,在历城县学桥门外。……右刻读书堂三字,径一尺,款题‘熙宁十年二月朔子瞻书’,径七分”,则与所存拓本尺寸大致不差。
毕沅又引县志云“张掞读书堂碑,明万历初掘地得之,乃宋龙图张掞旧隐处。掞卒于熙宁七年,距东坡书碑已三年矣,东坡以熙宁九年十二月离密州,此或是道经龙图故里,感旧而书,未可知也”。
张掞(996—1074),字文裕,齐州历城王舍人庄(今山东济南)人,累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熙宁七年(1074年)卒。有诗传世,与欧阳修、司马光等多有唱和。去世后苏轼、苏辙、范纯仁等有挽词。苏轼《张文裕挽词》云“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空推德业馀。每见便闻曹植句,至今传宝魏华书。济南名士新凋丧,剑外生祠已洁除。欲寄西风两行泪,依然乔木郑公庐”。“郑公庐”盖用郑玄典故“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后汉书.郑玄传》)。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且有《张掞侍郎读书堂》一诗,有“高明已入儒林传,旧室长存历水滨”,历水为济河分支,在历城。以此,诗应是张去世后所作。说明张掞去世后仍多受人纪念。
按宋人诗词中,“读书堂”出现较为频繁,如王之道有《史佐才读书堂》,王庭圭有《题竹溪读书堂》,韦骧有《杨内翰读书堂》,史尧弼有《李文山读书堂》,司马光有《独乐园七咏·读书堂》,吴龙翰《王荆公读书堂》等。至今历城王舍人庄尚有清光绪五年《重修读书堂记》碑刻和宋代王临《题故龙图侍郎张公旧隐读书堂》诗碑,诗中有“少日穷经历水阳……至今人爱郑公乡”,与苏轼、范纯仁指事用典无异。[1]所以,苏轼所书《读书堂》以其地域,及挽诗语言的类似,可认为是纪念张掞,或为应张掞后人之请而作。
苏轼书此时四十一岁,书法上看,《读书堂》结字用笔与习见成熟苏书有所不同,三大字均较为纵长。而结构笔法颇似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图一)。《东方朔画赞碑》也是颜书中纵势多于横势的唯一例子。同时,“书”字与颜书结构明显不同,日上一横较短。这一书写习惯与楷书碑刻中的“书”字,是完全一样的。“堂”字末横极长,和晚岁所作罗池庙碑之“堂”字相近,而与《雪浪斋》刻石(图二)中“雪”字末横的极意开张,也相类似。其源头,或是《东方朔像赞》中“尽”“生”等一类字的末横,此二字末横是反常的长,与上横相争。
苏轼在颜书中,于《东方朔像赞》极为推许,“颜鲁公平生写碑,唯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自临此。虽大小相悬而意良是,非自得于书,易为之言也。”这里说“后见逸少本”,可以证明苏轼接触《画像赞》较早,此“读书堂”榜书拓片,足证苏轼尝于此碑用功甚深。当然,东坡此榜字之学《东方朔》,也显然大有点画信手的意思。
图三 上:《默化堂》榜书,高80cm。下:与苏书大楷比较。
《默化堂》额也是流传有序的。《苏轼全集》中保留了他写给循州守周文之的一封信,说明了题匾的缘起:
近蒙寄示画图及新堂面势,仍求榜名。岭南无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盗发,春夏之际,柯叶潜改,四时之运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间,衣食之奉,终岁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乐者。若吏治不烦,即其所安而与之俱化,岂非牧养之妙手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请题榜也。
以其文美,后人将这封信截头去尾之后,就是著名的《默化堂序》。文末云“便请题榜”,意思较为含糊,可以是“请允许我题榜”,也可以理解为“请你题榜”。以苏轼名望,当是苏轼请周文之确认可以“默化堂”题榜之意。其时苏轼六十岁。
匾的实物记载,最早见于南宋人林希逸 《鬳斋续集》云“三大字,堂名坡所命也……三大字神全而韵胜,其说尤美。”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也记载:“默化堂,在郡治,东坡在惠州时为循守周彦质命名大书其榜。”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多次提到“惠州郡廨有坡书默化堂扁”,相信他所见的仍然是匾。今所存国家图书馆刻石拓本(图三),为清惠州知府杨希铨於道光十九年按其匾摹刻并跋云“今堂额三字,翰墨如新。余恐久而失真,爰勒诸石。”
《默化堂》原石刻共5块,每块高87厘米宽57厘米,碑原嵌于白鹤峰东坡祠壁上,“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唯後款碑石尚存。匾则未知所归。
拓本有款,款字颇不类苏轼所书,或是摹刻失真。且有“赵郡苏氏”一印,虽与《西楼苏帖》和《祷雨帖》所见有异,但也不可能由后人向壁虚造。
书法上看,默化堂三字和东坡习见碑刻大字,结构非常相近而笔法亦近,以字之大小相异,点画形态未必全似而更加纵逸。
东坡榜书中现存最为著名者,化身多种版本的是《思无邪斋》、《德有鄰堂》匾和刻石(见图四、图五、图六),祖本当都是苏轼在惠州时建白鹤居时榜书。
苏轼饱经贬谪,居无定所,但对居处的名号却十分讲究,除了“东坡雪堂”、“雪浪斋”,绍圣元年(1094)在惠州(今广东惠州)嘉祐寺寄寓时,开始使用《思无邪斋》,在其铭序中称:
东坡居士问法于子由。子由报以佛语,曰:“本觉必明,无明明觉。”居士欣然有得于孔子之言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有思皆邪也,无思 则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无所思乎?于是幅巾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而无所见。摄心正念而无所觉。于是得道,乃名其斋曰思无邪。
但因为是寄寓,为自己题个匾挂着大概并不十分合适。绍圣三年(1096年),苏轼在惠州修建“白鹤新居”,期“亦且老病有所归宿。”同年的《和陶移居二首》中有句“葺为无邪斋”,则是真正的将“思无邪斋”物化了。在此之前,按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大约始编于绍兴庚申,1140)所记“先生甲戌寓居嘉佑寺,已有《思无邪斋赞》矣。乙亥迁合江楼,先有《书程公逸事》于星华馆思无邪斋。今丙子欲营新居,又曰葺思无邪斋。虽三年之间,迁居不常,意其思无邪斋之名,亦随寓而安矣。”《苏轼年谱》录方南圭《过新居》称白鹤新居云:“遥见广厦惊凡目,自是中台运巧心”,可见规模不小。
白鹤峰新居中有“思无邪斋”外,还有“德有邻堂”,苏轼六十一岁榜书。东坡去世后,白鹤居成了后人凭吊苏轼的胜地。而对二匾的记载代代不绝。最早记载了这些匾的是南宋杨万里《正月十二日游东坡白鹤峰故居其北思无邪斋真迹犹存》,其中有句“独遗无邪四个字,鸾飘凤泊蟠银钩。”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也记载“东坡故居...... 堂曰德有邻,斋曰思无邪”且“丰湖十里,面德有邻堂而环合,东溪千顷,并思无邪斋而落成”,想必是依照这些匾来确定堂名斋号与其方位的。后人将故居改成了苏公祠,其格局略无改动。清人王文诰《苏诗总案》记载了二榜书至乾隆乙卯(1795)尚完好,“德有邻堂榜...... 每字横二尺二寸,榜长一丈数尺,榜白粉为质,石绿为字,天骨开张,神采四射”而思无邪斋榜则每字纵横一尺五寸,白粉为地,黑为字。但苏公祠历代多次扩建重修,王文诰所见是否为苏轼所书原迹,无法得知。
清嘉庆六年,时任惠州郡守的伊秉绶将二匾刻石(图五、图六),隶书题云“苏文忠公以宋绍圣三年营新居于白鹤峰,数此二额,流传至今。虑其朽坏也,摸勒上石”,去王文诰的记载不过七年,当是相信其所见者仍为东坡真迹。刻石现状未详。
这两个榜书匾,还有其他的化身。一套在现在的惠州西湖有苏轼故居(落成于2009年。原祠最后一次扩建在1910年,二战中失修被毁),一套在安阳马家庄园。马家庄园建于清光绪年间至民国初,始建者马丕瑶 (1831~1895)曾为广东巡抚,匾或为其时所复制。这些匾与刻石,面貌相当接近。但也有细节上的差别,尤其是现在惠州东坡故居德《德有邻堂》匾中“有”字,尤多骨,而马家庄园者则更近伊秉绶刻石。虽应都是一个祖本所出,孰更近真,无法判断。从尺寸上看,伊秉绶重刻本的62厘米高,笔势稍圆钝,大小与王文诰所记二尺二(德有邻堂)和一尺五(思无邪斋)也不尽合。这些细节,或待实地考察方能得到确认。
二匾中八字与流传的苏轼楷书碑字比较,其字皆和而不同(图五、六)。其点画起止处尤其是“思”“德”心部起笔宽平,不像是小字放大的结果,或是苏轼曾直接书写的大字的遗迹。
笔者也注意到,《德有邻堂》和《默化堂》的二“堂”字颇近,或有以为其中一件必为集字。但实际上将二“堂”字进行旋转、调节大小进行迭合比较(图七,红底白字为《德有邻堂》,黑框为《默化堂》)则明显可见二字虽然十分相似,却显然不是同一个字。
图七 《德有邻堂》和《默化堂》的二“堂”字的比较,可以确定不是一字所模。
虽然传世的苏轼书迹尚多,其中榜书不仅在文献中少有记录,流传下来更是屈指可数。本文梳理的四件作品,是迄今仍然有间接图像资料(拓本、复制品)留存者,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从书法上来看,这些天骨开张的作品,和苏轼传世的楷书碑刻相通,也展示了苏轼早期书法研习的轨迹,应证了其书论的史实性。这些作品的存在,正是苏轼“从吾胸中天来大字流出,则或大或小,唯吾所用”的写照。
后记
感谢田振宇提供资料、图片,感谢赵华有益讨论。
参考文献
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
《韵搜》网站,https://sou-yun.cn/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网站,https://ctext.org/zhs
《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菁华》,http://mylib.nlc.cn/web/guest/beitieji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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