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根据现存图像资料和文献记载，对苏轼存世榜书源流进行了梳理，也对其书法的特色进行了简略分析。包括了明万历间在济南出土的《读书堂》、原在循州郡府的《默化堂》，和原在惠州东坡之白鹤峰居的《德有邻堂》和《思无邪斋》匾。
苏轼论书最有名的是他所说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繁推求”，而论及大字则是“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一段不太为人所提及的他对写大字小字的另一段评论，却道出了一文人的豪放才情：
世人写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则不然，胸中有个天来大字，世间纵有极大字，焉能过此？从吾胸中天来大字流出，则或大或小，唯吾所用。若能了此，便会作字也。（宋·费衮《梁溪漫志》）
就是说，只要胸中有字，则字大字小，都是一个写法。
文献记载中，苏轼为人为己题写斋堂号、禅林名胜榜额，孔凡礼在《苏轼年谱》中，采集各类文献中者，有近二十条，见表一。
表一：孔凡礼《苏轼年谱》东坡书大字、榜书的一些记载
岁月流变，加上元祐党祸时的人为毁坏，这些记载中的遗迹，有图像可考的，只有《读书堂》（图一）、《雪浪斋》（图二）、《默化堂》（图三）、《思无邪斋》、《德有鄰堂》（图四、图五、图六）。《雪浪斋》刻石，水赉佑考之甚详[1]。本文就其余几件榜书流传稍作梳理。
此刻现有拓本传世，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然无东坡款（图一）。拓片尺寸为136厘米高，56厘米宽，出自山东济南。孔凡礼《苏轼年谱》录毕沅《山左金石志》云“熙宁十年二月刻，正书，碑高四尺，广一尺七寸，在历城县学桥门外。……右刻读书堂三字，径一尺，款题‘熙宁十年二月朔子瞻书’，径七分”，则与所存拓本尺寸大致不差。
毕沅又引县志云“张掞读书堂碑，明万历初掘地得之，乃宋龙图张掞旧隐处。掞卒于熙宁七年，距东坡书碑已三年矣，东坡以熙宁九年十二月离密州，此或是道经龙图故里，感旧而书，未可知也”。
张掞（996—1074），字文裕，齐州历城王舍人庄（今山东济南）人，累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熙宁七年（1074年）卒。有诗传世，与欧阳修、司马光等多有唱和。去世后苏轼、苏辙、范纯仁等有挽词。苏轼《张文裕挽词》云“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空推德业馀。每见便闻曹植句，至今传宝魏华书。济南名士新凋丧，剑外生祠已洁除。欲寄西风两行泪，依然乔木郑公庐”。“郑公庐”盖用郑玄典故“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后汉书．郑玄传》）。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且有《张掞侍郎读书堂》一诗，有“高明已入儒林传，旧室长存历水滨”，历水为济河分支，在历城。以此，诗应是张去世后所作。说明张掞去世后仍多受人纪念。
按宋人诗词中，“读书堂”出现较为频繁，如王之道有《史佐才读书堂》，王庭圭有《题竹溪读书堂》，韦骧有《杨内翰读书堂》，史尧弼有《李文山读书堂》,司马光有《独乐园七咏·读书堂》，吴龙翰《王荆公读书堂》等。至今历城王舍人庄尚有清光绪五年《重修读书堂记》碑刻和宋代王临《题故龙图侍郎张公旧隐读书堂》诗碑，诗中有“少日穷经历水阳……至今人爱郑公乡”，与苏轼、范纯仁指事用典无异。[1]所以，苏轼所书《读书堂》以其地域，及挽诗语言的类似，可认为是纪念张掞，或为应张掞后人之请而作。
苏轼书此时四十一岁，书法上看，《读书堂》结字用笔与习见成熟苏书有所不同，三大字均较为纵长。而结构笔法颇似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图一）。《东方朔画赞碑》也是颜书中纵势多于横势的唯一例子。同时，“书”字与颜书结构明显不同，日上一横较短。这一书写习惯与楷书碑刻中的“书”字，是完全一样的。“堂”字末横极长，和晚岁所作罗池庙碑之“堂”字相近，而与《雪浪斋》刻石（图二）中“雪”字末横的极意开张，也相类似。其源头，或是《东方朔像赞》中“尽”“生”等一类字的末横，此二字末横是反常的长，与上横相争。
苏轼在颜书中，于《东方朔像赞》极为推许，“颜鲁公平生写碑，唯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自临此。虽大小相悬而意良是，非自得于书，易为之言也。”这里说“后见逸少本”，可以证明苏轼接触《画像赞》较早，此“读书堂”榜书拓片，足证苏轼尝于此碑用功甚深。当然，东坡此榜字之学《东方朔》，也显然大有点画信手的意思。
图三 上：《默化堂》榜书，高80cm。下：与苏书大楷比较。
《默化堂》额也是流传有序的。《苏轼全集》中保留了他写给循州守周文之的一封信，说明了题匾的缘起:
近蒙寄示画图及新堂面势,仍求榜名。岭南无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盗发,春夏之际,柯叶潜改,四时之运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间,衣食之奉,终岁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乐者。若吏治不烦,即其所安而与之俱化,岂非牧养之妙手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请题榜也。
以其文美，后人将这封信截头去尾之后,就是著名的《默化堂序》。文末云“便请题榜”，意思较为含糊，可以是“请允许我题榜”，也可以理解为“请你题榜”。以苏轼名望，当是苏轼请周文之确认可以“默化堂”题榜之意。其时苏轼六十岁。
匾的实物记载,最早见于南宋人林希逸 《鬳斋续集》云“三大字，堂名坡所命也……三大字神全而韵胜,其说尤美。”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也记载:“默化堂，在郡治,东坡在惠州时为循守周彦质命名大书其榜。”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多次提到“惠州郡廨有坡书默化堂扁”，相信他所见的仍然是匾。今所存国家图书馆刻石拓本(图三)，为清惠州知府杨希铨於道光十九年按其匾摹刻并跋云“今堂额三字，翰墨如新。余恐久而失真，爰勒诸石。”
《默化堂》原石刻共5块，每块高87厘米宽57厘米，碑原嵌于白鹤峰东坡祠壁上，“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唯後款碑石尚存。匾则未知所归。
拓本有款，款字颇不类苏轼所书，或是摹刻失真。且有“赵郡苏氏”一印，虽与《西楼苏帖》和《祷雨帖》所见有异，但也不可能由后人向壁虚造。
书法上看，默化堂三字和东坡习见碑刻大字，结构非常相近而笔法亦近，以字之大小相异，点画形态未必全似而更加纵逸。
东坡榜书中现存最为著名者，化身多种版本的是《思无邪斋》、《德有鄰堂》匾和刻石（见图四、图五、图六），祖本当都是苏轼在惠州时建白鹤居时榜书。
苏轼饱经贬谪，居无定所，但对居处的名号却十分讲究，除了“东坡雪堂”、“雪浪斋”，绍圣元年（1094）在惠州（今广东惠州）嘉祐寺寄寓时，开始使用《思无邪斋》，在其铭序中称：
东坡居士问法于子由。子由报以佛语,曰:“本觉必明,无明明觉。”居士欣然有得于孔子之言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有思皆邪也，无思 则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无所思乎？于是幅巾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而无所见。摄心正念而无所觉。于是得道，乃名其斋曰思无邪。
但因为是寄寓，为自己题个匾挂着大概并不十分合适。绍圣三年（1096年），苏轼在惠州修建“白鹤新居”，期“亦且老病有所归宿。”同年的《和陶移居二首》中有句“葺为无邪斋”，则是真正的将“思无邪斋”物化了。在此之前，按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大约始编于绍兴庚申，1140)所记“先生甲戌寓居嘉佑寺，已有《思无邪斋赞》矣。乙亥迁合江楼，先有《书程公逸事》于星华馆思无邪斋。今丙子欲营新居，又曰葺思无邪斋。虽三年之间，迁居不常，意其思无邪斋之名，亦随寓而安矣。”《苏轼年谱》录方南圭《过新居》称白鹤新居云：“遥见广厦惊凡目,自是中台运巧心”，可见规模不小。
白鹤峰新居中有“思无邪斋”外，还有“德有邻堂”，苏轼六十一岁榜书。东坡去世后，白鹤居成了后人凭吊苏轼的胜地。而对二匾的记载代代不绝。最早记载了这些匾的是南宋杨万里《正月十二日游东坡白鹤峰故居其北思无邪斋真迹犹存》，其中有句“独遗无邪四个字，鸾飘凤泊蟠银钩。”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也记载“东坡故居...... 堂曰德有邻，斋曰思无邪”且“丰湖十里，面德有邻堂而环合，东溪千顷，并思无邪斋而落成”，想必是依照这些匾来确定堂名斋号与其方位的。后人将故居改成了苏公祠，其格局略无改动。清人王文诰《苏诗总案》记载了二榜书至乾隆乙卯(1795)尚完好,“德有邻堂榜...... 每字横二尺二寸，榜长一丈数尺，榜白粉为质，石绿为字，天骨开张，神采四射”而思无邪斋榜则每字纵横一尺五寸，白粉为地，黑为字。但苏公祠历代多次扩建重修，王文诰所见是否为苏轼所书原迹，无法得知。
清嘉庆六年，时任惠州郡守的伊秉绶将二匾刻石(图五、图六)，隶书题云“苏文忠公以宋绍圣三年营新居于白鹤峰，数此二额，流传至今。虑其朽坏也，摸勒上石”，去王文诰的记载不过七年，当是相信其所见者仍为东坡真迹。刻石现状未详。
这两个榜书匾，还有其他的化身。一套在现在的惠州西湖有苏轼故居（落成于2009年。原祠最后一次扩建在1910年，二战中失修被毁），一套在安阳马家庄园。马家庄园建于清光绪年间至民国初，始建者马丕瑶 (1831～1895)曾为广东巡抚，匾或为其时所复制。这些匾与刻石，面貌相当接近。但也有细节上的差别，尤其是现在惠州东坡故居德《德有邻堂》匾中“有”字，尤多骨，而马家庄园者则更近伊秉绶刻石。虽应都是一个祖本所出，孰更近真，无法判断。从尺寸上看，伊秉绶重刻本的62厘米高，笔势稍圆钝，大小与王文诰所记二尺二（德有邻堂）和一尺五（思无邪斋）也不尽合。这些细节，或待实地考察方能得到确认。
二匾中八字与流传的苏轼楷书碑字比较，其字皆和而不同（图五、六）。其点画起止处尤其是“思”“德”心部起笔宽平，不像是小字放大的结果，或是苏轼曾直接书写的大字的遗迹。
笔者也注意到，《德有邻堂》和《默化堂》的二“堂”字颇近，或有以为其中一件必为集字。但实际上将二“堂”字进行旋转、调节大小进行迭合比较（图七，红底白字为《德有邻堂》，黑框为《默化堂》）则明显可见二字虽然十分相似，却显然不是同一个字。
图七 《德有邻堂》和《默化堂》的二“堂”字的比较，可以确定不是一字所模。
虽然传世的苏轼书迹尚多，其中榜书不仅在文献中少有记录，流传下来更是屈指可数。本文梳理的四件作品，是迄今仍然有间接图像资料（拓本、复制品）留存者，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从书法上来看，这些天骨开张的作品，和苏轼传世的楷书碑刻相通，也展示了苏轼早期书法研习的轨迹，应证了其书论的史实性。这些作品的存在，正是苏轼“从吾胸中天来大字流出，则或大或小，唯吾所用”的写照。
后记
感谢田振宇提供资料、图片，感谢赵华有益讨论。
参考文献
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
《韵搜》网站，https://sou-yun.cn/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网站，https://ctext.org/zhs
《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菁华》，http://mylib.nlc.cn/web/guest/beitieji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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