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渤海早报》2012-06-18）
诗人之死
端午日，屈原死。做波臣，真赤子。
哀民生，悲国耻。路漫漫，无休止。
五年了，诗人余地给了我们一千六百多个日子去忘记他，却未能成功。
2007年10月4日凌晨，余地在家中自杀。他的弃世引起了圈内圈外的震惊和惋惜，大家有一个疑惑至今未能得到答案：余地，余地，他为何如此决绝，竟然不给自己留下任何余地？竟忍心抛下一对嗷嗷待哺的孪生儿子，丢下身患绝症的妻子和年迈的父母。
逝者长已矣，生者何忍深责！
余地还特别珍爱他的六千册藏书。那些善本精译的名著凝聚了他多年的心血和感情，他如何舍得割弃这些念物，任由它们从静静书房流散到滚滚红尘？
生死之际，余地必然大费踌躇，大伤脑筋，但他还是一咬牙，一断念，一狠心，用菜刀割断了自己的颈动脉。
古人说：“生必有胜于死，然后可生；死必有胜于生，然后可死。”余地有大留恋，却居然不留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曾留下遗书，也不曾告别朋友，就这样毅然决然地奔赴另一个未知的世界，一如当年海子卧轨，戈麦投河，没有任何征兆。
诗人的性格较常人更为自尊，更为敏感，也更为脆弱，他们的行为有时无法以常情常理去揆度。死，只须一念之差，只须瞬间迷失，那之后，死神莅临，悲剧的猩红帷幕就会被这双巨灵之手用力掩拢。
据2007年10月9日的《长江商报》报道，余地的自杀并非一时片刻的走火入魔，而是由于现实生活的压力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于是他的精神崩溃了。出事前，余地已失业半年多，虽然给报刊杂志写文章有些零星的收入，但待哺的幼儿需要抚养，患癌的妻子需要化疗，余地的那点收入显得杯水车薪，简直微不足道。他先是酗酒，烈酒的麻醉效力不够，然后他就去求助利刃，作一次彻底解决。
表面看去，余地的自杀只是个案，但实质上，诗歌的不景气才是可怕的现象，才是他的死因。任何时代，诗歌兴废都是文学盛衰的标尺。诗歌繁荣，文学必然丰稔；诗歌萧条，文学必然偏枯。这条定律放之古今中外而皆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诗歌热遍全国，那时候，诗人受人仰望，受人赞美，受人敬慕，受人追捧，他们都很牛气，也都很神气，不曾有任何一位诗人无端折损。及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诗歌热浪退潮，诗人的心理落差拉大，苦恼和郁闷加码，海子、戈麦、昌耀等诗人相继踏上了不归路。无论是由于爱情的失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诗歌的式微给他们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挫伤，这是不争的事实。
较之海子当年，如今的诗人可谓更穷更苦更烦更闷，写诗的稿酬难以糊口，发表诗歌的版面愈挤，诗人的社会地位就愈低，很少有出版社肯出诗集，还得诗人自掏腰包去印刷小册子，而读者也对诗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淡漠。诗人的心性极高，为了生存若不肯轻易就范，改弦易辙，他们汲汲以求的醇酒和美人就可望而不可及。
这样的现状，究竟应该责怪谁？责怪这个了无诗意的时代？责怪那些唯利是图的出版商？责怪大量爱读官场小说的读者？抑或责怪自己写不出荡气回肠的好诗？古典诗词日益抬头，新诗却更如委靡，必然有其显在和潜在的原因。是诗评家坐下来给新诗和当代诗人把把脉，找找症结的时候了，谁也不要随便开药，谁也不要讳疾忌医。然而，放眼中国，还能找到几位眼力精准、“医道”精湛而又心智健全的诗评家呢？
诗歌衰落到极点，就必然会触底反弹，但谁知道“底”有多深？诗人想要乐观一下，却似乎为时尚早。
近年，单是湖南省，就有三位诗人（江堤、湖南蝈蝈、唐兴玲）中年殂谢。他们逝于盛年，表面看去都是病魔作祟，但小说家和散文家中并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这就并非偶然了。诗歌的困境早已成为病魔的胁从。
“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海子的乐观何等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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