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今晚报》2012-05-05）
（《杂文选刊》2012年6期上旬版转载）
怪圈和名局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出手玩过锤子剪刀布的游戏，说它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双方对垒，与其说是瞬间的智力较量，还不如说是片刻的心理抗衡。中国历史反复衍生出一种奇特的三角关系，形成相对封闭的怪圈，谁也别想置身其外。锤子剪刀布是一种较好的形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则是一种较坏的形式。
楚汉相争，看似只有刘邦与项羽双方逐鹿，实则还有第三方（韩信）居间制衡。当汉王刘邦、楚霸王项羽恶斗到白热化时，齐王韩信的趋避向背就直接决定着他们的成败，与其说项羽败给了刘邦，还不如说拔山扛鼎的楚霸王败给了那位在淮阴街头甘受胯下之辱的委琐男。历史总是如此吊诡。
我读《水浒传》，对豹子头林冲这个人物抱有至为深切的同情。林冲原本有个体面的身份（八十万禁军教头），有个美满的家庭，好日子过得自在安稳。谁知平地起风雷，祸从天降，林家娘子游园时遭到色胆包天的高衙内调戏，而高衙内的老爹是太尉高俅，单是拼爹这一项目，林冲就输得血本无归。在汴梁城，杨志卖刀，倒了血霉；林冲买刀，也倒了血霉。高俅在白虎堂设下陷阱，诱使林冲入局。林冲稍不留神，就被彼等宵小牵着鼻子兜圈圈，捧着宝刀误闯禁区，犯下重罪，刺配沧州，没过多少日子，就家破人亡了。
一部分人是主动入局的，一部分人是被迫入局的，还有一部分人是被诱入局的，他们在局中分饰的角色迥然不同，结果也大不一样。但他们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穿草鞋的可以变成穿皮鞋的，扛锄头的可以打败握权杖的，八十万禁军教头可以变成梁山泊好汉，情理上严丝合缝，逻辑上无懈可击。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在中国历史的纵深处，由于人口稀少，物质匮乏，格局要狭小许多，也要简单许多。齐相晏婴设局，二桃杀三士，那样的计谋居然能够顺利成功，足证古人的血性和义气尚未掺假，要是换到后来的黑铁时代，别说二桃杀不了三士，恐怕晏婴的脑袋瓜早被剁飞了。所以说，局之成与不成，除了要察看客观条件是否配伍，还应注意主观条件是否合辙。没有李斯的鼎力相助，屡献奇谋，瓦解六国的联合战线，嬴政建立秦王朝就不会那么顺风顺水，应该说，这个通盘大局李斯做得上佳。由于忌才，李斯暗害同门师弟韩非，这个局做得很坏。由于贪恋权势，李斯与赵高、胡亥合谋于暗室，矫诏逼死公子扶苏，这个局做得极差，他种下恶因，最终遭受了灭族之祸。在权势和利益当前，真正不脑热不智昏的人，多乎哉，不多也。范增设计了鸿门宴那样完美的饭局，却由于项羽心太软而弄得一地鸡毛，与胜机失之交臂。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项羽出缓招当然极不明智，而从人性挣扎的角度来看，嗜杀成性的楚霸王居然突发慈悲，表现出大仁大义，又着实难得。这个名局功败垂成，对项羽来说是一件糟心事，对于广大黎庶而言，也许倒是一个好消息，楚霸王的横暴个性确实不待人见。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经历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局”集合了怪圈的所有特性和特质，将彼时彼处的智者和愚者、勇者和怯者、仁者和恶者都牢牢地吸附在其中，颠倒之，熔化之，浇铸之，最终出产的，乃是迥异于往昔和今朝的品种。他们的是非观念，他们的家国情怀，他们的政治态度，都值得我们仔细考量。李鸿章一度建成排名世界前八的北洋舰队，但由于慈禧太后挪用大笔军费，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几乎被日军全歼，清王朝的国力因此衰弱，东邻强寇从此坐大。康有为缺乏领袖气质，玩“小臣架空术”，玩“借刀杀人术”，坐失千载一时的变法良机，终于闹得众人寒心丧气，使古老华族在腥风血雨中沉沦挣扎数十年之久，以至于元气大伤。谭嗣同将各种显形和隐形的局统称为“众法网罗”，实在是太形象了，置身在这个巨大的网罗中，绝大多数人都会丧失冲决的勇气，变成爬虫，变成走兽。
历史报忧不报喜，总是显示出其中最冷酷最残忍的一面，欠缺温润和善良。这样也好，我们从许多细部可以判断出命运这只“黄雀”究竟干了些什么。它是最后的胜者，结果毫无商量余地。唯一耐人猜寻的是：它出镜时究竟是何方神圣？扮演蝉和螳螂的又会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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