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像
于右任先生的口碑,在民国政要中,绝对是最好的。他一生布衣粗食,直至临终。虽做高官,享厚禄,但他却是真正的一介布衣。
老友柳亚子想到他生活多年的老宅,曾言道: “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颇能概括这位民国元老、诗书大家的形象。
于右任虽贵为民国元老、官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却一生受穷。
'穷,是我的光荣!'说出这句名言的于右任先生,从出生到亡故,86年间,始终与贫穷为伴。弱冠之年,于右任参加岁试,考得第一。考官叶尔恺看完陕西全省考生的卷子,给于右任的评语是'西北奇才'。但这位西北才子的家里,竟然穷得连盐都买不起。
于右任书法造诣颇深,世人称为“于草”,在当时便颇受人们的喜爱,求墨宝者众多,他从不计较高低贵贱,对清贫之士更分文不取。其《标准草书千字文》风行一时,他也不取一文稿酬。很多人假借其大名,卖字求生,于右任特意关照副官:“不要以我'院长’的名义去为难他们。
德风堂考藏于右任书法作品欣赏
1915年是于右任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出于无奈,他订下一张卖字酬劳的标准。第1个月朋友捧场卖了30多件,第2个月卖了三、五件,第3个月只卖了1件,第4个月起他干脆就把润格取消了。大凡有人喜欢他的字,即索即写,绝不收人一文钱。
此例一开,加之于右任名望又大,前来求字的人如过江之鲫。其中既有达官显要、名流时贤,也有贩夫走卒、妓女乞丐。无论任何人,只要你能找到他的踪迹,只要他正在写字,你只需展开白纸,他就一挥而就,十年如一日,分文不取。求书的人大都知道于右任有此习惯,所以大多带一点土产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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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一辈子都在闹穷,1930年代身患伤寒,上海的名中医陈存仁为他治愈,他无钱付诊费,亲书一帖怀素体的《千字文》赠之。晚年在台湾时还曾多次为名医杨嘉龄撰书,有“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五言联及“神明自得”横披等等。
1948年,国民大会选举,于右任竞选副总统,他只能靠送字、赠照片“拉票”,仅在临选举的前夕,请了几桌客,席间道出了真情:“我家中没有一个钱,所以没有办法和各位欢叙一次,今天的东道,实际上是老友冯自由等20位筹集,我只借酒敬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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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生性豪爽,遇到借钱者,从来都是慷慨解囊,平时也好客,同时接济一些比他更穷的人。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的于右任每到月末,生活便捉襟见肘,有时还要靠借贷度日。
中晚年的右老久居政府要职,地位显赫,却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闻名于世。常为子女学费生活费而举债。抗战岁月,他的长子于望德在德国留学,他期望儿子早日回国为抗战出力,“盼儿归国,但无路费”,想想也罢,让“国家总账上减少几文支出”。更甚者病危之住院费也由“蒋总统”垫付。有一无二,终因贻误,病发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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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晚年经济情况不好,偏偏身体健康也走下坡路,小毛病不断,尤其常犯牙疼。有一次,于右任牙疼得厉害,与朋友询及哪一位牙医最高明?朋友告诉他,台湾省“财政厅厅长”周宏涛的夫人拔牙医术不错,于右任连忙问朋友,拔一颗牙多少钱?友人说,拔一颗牙300元,于右任苦笑着摇摇头,太贵了,不要拔了。
还有一回,老人家喉咙发炎,他又问朋友,平常给他看喉咙的医生出国去了,有哪个医师比较好?朋友告诉他,许渭清大夫医术很高明,但医药费比公立医院贵些。于右任又摇摇头说:“算了,不看了。” 据服侍于右任30多年的老副官回忆,于“院长”每月收入约5000元,自己的费用之外,有时候还要接济朋友,所以常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遇有急需用钱时,就找身边的副官调度支借。到于右任去世之日,还欠副官3万余元(新台币)未偿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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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岁,于老于台北寿终,他的最后官职是监察院长,有关方面清理他保险柜遗物时发觉,所能见到的是一支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再有,便是他的三儿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账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的账单。以及那首情悲意哀,以泪为墨的千古绝唱《国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此种情怀,古今几人?立功、立德、立言为三不朽,人生得一,已属不易,右老则一身兼之,世所难能,道德情操,何其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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