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喜欢上了看毛选，感触最深的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毛主席的辨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让我感触良多。在毛选第一卷《实践论》中，毛主席给出了相当精辟地阐述。在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主席指出：“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点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相符，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应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这就是典型的让主观服从客观的辨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对当时的时局缺乏正确的认识，党内有的同志的革命情绪一度低落，毛主席客观精辟的对当时时局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中国革命重新找到了方向。当坑日战争初期，毛主席的不朽力作《论持久战》，更是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看到了中国抗日战争必胜的前景。毛主席是全世界公认的伟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我认为这与毛主席的马列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密不可分的。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根据敌强我弱的现状和中国地大人多的特点，在战胜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基础上，毛主席制定的游击战策略，我认为对今天股市中的散户应该是最有用的了，其中无不渗透的是辨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这是《论持久战》的精髓所在，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抗战初期的游击战。作为股市中的中小散户，信息获取渠道狭窄，而且真假难辨，资金实力自然不能和主力同日而语，这样的客观环境决定了我们在股市中的策略只能是游击战。某种程度上说，这和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制定的游击战策略是一致的。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弱势，但是由于能够客观的适时的制定正确的军事路线，最后依然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如此，还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如此说来，只要我们散户也能够审时度势，根据自身客观的要求，在股市中制定正确的策略——股市游击战，我们也一样能在股市中取得成功。
如何打好游击战？毛主席指出有三个原则：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这三个原则对我们做股票依然是有借鉴意义的。
1、主动性
在《论持久战》中， 毛主席指出：“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就是赢得主动的具体方式。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主席指出：“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范，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的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捡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查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主席指出：“主动性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和正确的军事处置产生的。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但是同样，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入悲观者的一路。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是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
2、灵活性
“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的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定性，而从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定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成了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的问题。突击点选在左翼，恰当敌之弱点，容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钉子上，不能奏效，这就是地点的问题。我以某一部队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队执行同样的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部队情况的问题。不但使用战术，还得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变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等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
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主席指出：“必须使游击战争的指导者明白。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根据游击战争的特点，兵力的使用必须按照任务和敌情、地形、居民等条件作灵活的变动，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转移兵力。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当渔人把网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浅、流的速度和那里有无障碍，游击队分散使用时，也须注意不要因情况不明、行动错误而受损失。渔人为了收得拢，就要握住网的绳头，使用部队也要保持通讯联络，并保持相当主力在自己的手中。打鱼要市场变换地点，游击队也要时常变换位置。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分散、集中和转移的灵活性，都是游击战争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领导者的聪明不在于懂得灵活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这种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思考和思索的人们才可以获得。”
“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采取及时的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
在第二次国内战争中的反围剿的准备中，毛主席指出：“何时结束自己的进攻，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呢？因为当自己处在胜利的进攻中，敌人处在防御地位时，敌人的围剿准备是在秘密地进行的，我们难于知道他们将在何时开始进攻。我们准备反围剿的工作开始早了，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因为准备阶段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有时我们的重新进攻刚刚开始，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的地位。所以开始的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来说，与其失之过迟，不过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毛主席在《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一文中指出：“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举战术的例子来说，攻击点选在敌人的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叫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查、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攻击时机的适当，预备队使用的不迟不早，以及各种战斗处置和战斗动作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便是整个战斗中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统统相符合。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及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相互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而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查，和对于各种侦查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
“这是长时间内认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这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3、计划性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指出：“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定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征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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