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帝王888：乾隆乾隆帝的好胜性格（1）

有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雍正帝、乾隆帝父子在世之时，都被民间指责有十大罪过，指斥雍正帝的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如此咒骂皇帝的文件，赖有雍正帝颁发的《大义觉迷录》予以保存(《大义觉迷录》，收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乾隆帝登基将《大义觉迷录》作为禁毁书，不许流传。

而辱骂他的是“五不可解、十大过”，是民间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的名义写的所谓“奏稿”，乾隆帝于十六年 (1751)兴起大狱，而文献今则无存，令后人只能知道他的两条罪状：南巡；杀大臣讷钦。同样是责难皇帝有十大罪状，一个是公布，一个是销毁，于此让我们看到两个皇帝有相异的心态，不同的政治作风和性格，必定会有不同的政治举措，是以我们有兴趣研讨乾隆帝继位之初的政事，并由此窥视乾隆帝的政治理念和性格。

乾隆初政，在许多方面改变雍正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所谓去烦苛，施仁政，暂停贪官的追赔，起用废员，为政治犯及其家属作某种程度的平反，不许报垦荒、报路不拾遗及献祥瑞，但有的初政反对的事情，过后又肯定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初政是在翻前朝的案，只是制度性的政事未作更动。乾隆帝在施行宽严相济的方针和宽平政策，这种方针政策的产生，除了乾隆帝赋性宽仁因素之外，是在皇孙、皇子时代逐渐形成的，他接受康熙帝的宽仁思想熏陶，鉴于雍正朝严猛政治的某些不良影响，以及他在谋求美誉(好谀邀誉)，树立个人的权威所导致。

现在我们来看乾隆帝宽严相济政治思想的提出及其内涵。乾隆帝继位的第五天颁布大行皇帝遗诏，就其内容来看，自然有的是雍正帝遗愿，有的则是乾隆帝的愿望，下引的一番话应当是乾隆帝的意见：

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除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向后遇此等事，则再加斟酌，若有应照例者，仍照旧例行。(《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九，十三年八月己丑，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乾隆帝借用雍正帝的名义，在这里提出治理天下的宽严交替使用问题，初步表示改严从宽意向。一个多月后，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交待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记》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

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竞不，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朕之所谓宽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谓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弗理也。朕观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延疏纵之处，想以朕宽大居心，诸臣办理，可以无事于整饬耶?此则不谅朕心，而与朕用宽之意相左矣。……恐相习日久，必至人心玩愒，事务废弛，激朕有不得不严之势。此不惟臣工之不幸，抑亦天下之不幸，更即朕之不幸矣。(《清高宗实录》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条)

此后，乾隆帝不断论述宽严相济的施政道理，由上引谕旨和历次的讲话，可知乾隆帝的宽严相济、刚柔相济的内涵在于：

(1)因时制宜，纠正前朝末年留下的弊端。

康熙末年，与民休息，出现宽纵之弊，所以雍正帝即位不得不实行严猛方针，进行整饬，于是又产生严峻之弊，形势要求予以改正，乾隆帝当政，只好用宽仁方针取代烦苛之政。雍正朝的整肃与乾隆朝宽容均为形势使然，不是当政者随意采取的，不是出自当政者个人的好恶。所以乾隆帝屡次说，他实行宽容政策，如果造成政务废弛，他就会被迫采取严峻方针，希望臣下同他配合，不让废弛局面的出现。由此可知，所谓宽严相济，当“宽政”出现弊端，就用“严政”来补救，而“严政”出了毛病，再以“宽政”纠偏，如果又发生问题，只好复行“严政”，这是因时制宜的政治思想。“严”并非好事，是不得已而行之，最终要走到“宽容”的政治轨道上。

(2)执两用中，强调中庸和谐。

“治天下之道，贵在其‘中’”，这一类的话，乾隆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继位第十七天，给雍正帝拟定谥号，赋予乃父“建中”桂冠。雍正十三年(1735) 十二月乾隆帝说：“凡政事之张弛，治理之竞，惟恐不能协乎大中至正之矩。”同月又说：“朕遵奉皇考圣训，以中平之道治天下”。(《清高宗实录》卷九)乾隆元年二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治道贵乎得‘中’，矫枉不可过正。……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难。” (《清高宗实录》卷十二)同月训饬陈奏诸臣，所言之事“不能适合厥中”。四月殿试策论，以执中问于贡士：

“朕惟治法莫尚于唐虞尧舜相传之心法，惟在允执厥中。……夫用中敷治，列圣相传，然‘中’无定体，随时而用，因事而施，宜用仁则仁即中，仁非宽也；宜用义则义即中，义非严也；或用仁而失于宽，用义而失于严，则非中也。何道而使之适协于中耶?”(《清高宗实录》卷十六)话休叙繁，征引就到这里。乾隆帝的意思，实行中庸之道、执中政治，讲究宽严相济，不让因宽而出现废弛的现象，因严而产生烦苛弊病，不可偏废一方，应当防止这种情形的发生。

事情的关键是找到用中的法则，令宽严相济，而不相悖，施政艺术也正在这里。所以在他讲述这些执中道理的同时，屡屡告诫臣工，现在实行宽政，就有放纵的苗头，不能不加以警惕。所以说他施行惇大宽政不久，臣下“渐错会朕旨，而趋于废弛之意，朕滋惧焉”(《清高宗实录》卷十二)。让宽与严互相配合，而不是割裂开来，偏于一边。元年三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严治民间开始冒头的盗贼、赌博、打架、娼妓四恶，因为雍正期间“四恶”已经敛迹，如今“无识诸臣误谓朕一切宽容，不事稽查，以致大小官吏，日就纵弛，民间讹言，诸禁已开”。故而严饬官吏，厉行禁止(《清高宗实录》卷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