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雍正帝、乾隆帝父子在世之时,都被民间指责有十大罪过,指斥雍正帝的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如此咒骂皇帝的文件,赖有雍正帝颁发的《大义觉迷录》予以保存(《大义觉迷录》,收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乾隆帝登基将《大义觉迷录》作为禁毁书,不许流传。
而辱骂他的是“五不可解、十大过”,是民间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的名义写的所谓“奏稿”,乾隆帝于十六年 (1751)兴起大狱,而文献今则无存,令后人只能知道他的两条罪状:南巡;杀大臣讷钦。同样是责难皇帝有十大罪状,一个是公布,一个是销毁,于此让我们看到两个皇帝有相异的心态,不同的政治作风和性格,必定会有不同的政治举措,是以我们有兴趣研讨乾隆帝继位之初的政事,并由此窥视乾隆帝的政治理念和性格。
乾隆初政,在许多方面改变雍正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所谓去烦苛,施仁政,暂停贪官的追赔,起用废员,为政治犯及其家属作某种程度的平反,不许报垦荒、报路不拾遗及献祥瑞,但有的初政反对的事情,过后又肯定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初政是在翻前朝的案,只是制度性的政事未作更动。乾隆帝在施行宽严相济的方针和宽平政策,这种方针政策的产生,除了乾隆帝赋性宽仁因素之外,是在皇孙、皇子时代逐渐形成的,他接受康熙帝的宽仁思想熏陶,鉴于雍正朝严猛政治的某些不良影响,以及他在谋求美誉(好谀邀誉),树立个人的权威所导致。
现在我们来看乾隆帝宽严相济政治思想的提出及其内涵。乾隆帝继位的第五天颁布大行皇帝遗诏,就其内容来看,自然有的是雍正帝遗愿,有的则是乾隆帝的愿望,下引的一番话应当是乾隆帝的意见:
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除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向后遇此等事,则再加斟酌,若有应照例者,仍照旧例行。(《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九,十三年八月己丑,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乾隆帝借用雍正帝的名义,在这里提出治理天下的宽严交替使用问题,初步表示改严从宽意向。一个多月后,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交待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记》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
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竞不,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朕之所谓宽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谓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弗理也。朕观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延疏纵之处,想以朕宽大居心,诸臣办理,可以无事于整饬耶?此则不谅朕心,而与朕用宽之意相左矣。……恐相习日久,必至人心玩愒,事务废弛,激朕有不得不严之势。此不惟臣工之不幸,抑亦天下之不幸,更即朕之不幸矣。(《清高宗实录》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条)
此后,乾隆帝不断论述宽严相济的施政道理,由上引谕旨和历次的讲话,可知乾隆帝的宽严相济、刚柔相济的内涵在于:
(1)因时制宜,纠正前朝末年留下的弊端。
康熙末年,与民休息,出现宽纵之弊,所以雍正帝即位不得不实行严猛方针,进行整饬,于是又产生严峻之弊,形势要求予以改正,乾隆帝当政,只好用宽仁方针取代烦苛之政。雍正朝的整肃与乾隆朝宽容均为形势使然,不是当政者随意采取的,不是出自当政者个人的好恶。所以乾隆帝屡次说,他实行宽容政策,如果造成政务废弛,他就会被迫采取严峻方针,希望臣下同他配合,不让废弛局面的出现。由此可知,所谓宽严相济,当“宽政”出现弊端,就用“严政”来补救,而“严政”出了毛病,再以“宽政”纠偏,如果又发生问题,只好复行“严政”,这是因时制宜的政治思想。“严”并非好事,是不得已而行之,最终要走到“宽容”的政治轨道上。
(2)执两用中,强调中庸和谐。
“治天下之道,贵在其‘中’”,这一类的话,乾隆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继位第十七天,给雍正帝拟定谥号,赋予乃父“建中”桂冠。雍正十三年(1735) 十二月乾隆帝说:“凡政事之张弛,治理之竞,惟恐不能协乎大中至正之矩。”同月又说:“朕遵奉皇考圣训,以中平之道治天下”。(《清高宗实录》卷九)乾隆元年二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治道贵乎得‘中’,矫枉不可过正。……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难。” (《清高宗实录》卷十二)同月训饬陈奏诸臣,所言之事“不能适合厥中”。四月殿试策论,以执中问于贡士:
“朕惟治法莫尚于唐虞尧舜相传之心法,惟在允执厥中。……夫用中敷治,列圣相传,然‘中’无定体,随时而用,因事而施,宜用仁则仁即中,仁非宽也;宜用义则义即中,义非严也;或用仁而失于宽,用义而失于严,则非中也。何道而使之适协于中耶?”(《清高宗实录》卷十六)话休叙繁,征引就到这里。乾隆帝的意思,实行中庸之道、执中政治,讲究宽严相济,不让因宽而出现废弛的现象,因严而产生烦苛弊病,不可偏废一方,应当防止这种情形的发生。
事情的关键是找到用中的法则,令宽严相济,而不相悖,施政艺术也正在这里。所以在他讲述这些执中道理的同时,屡屡告诫臣工,现在实行宽政,就有放纵的苗头,不能不加以警惕。所以说他施行惇大宽政不久,臣下“渐错会朕旨,而趋于废弛之意,朕滋惧焉”(《清高宗实录》卷十二)。让宽与严互相配合,而不是割裂开来,偏于一边。元年三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严治民间开始冒头的盗贼、赌博、打架、娼妓四恶,因为雍正期间“四恶”已经敛迹,如今“无识诸臣误谓朕一切宽容,不事稽查,以致大小官吏,日就纵弛,民间讹言,诸禁已开”。故而严饬官吏,厉行禁止(《清高宗实录》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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