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占林，笔名红沙柳。毕业于宁夏大学教育学本科，中共党员，宁夏贺兰县洪广镇金沙村人。1982年7月在贺兰县第三中学高中毕业后，赴宁夏石炭井矿务局乌兰煤矿当建筑普工。中学高级语文教师、曾任教导干事，语文教研组组长，文学创作组组长等职。1984年参加工作。教学论文多次荣获国家教育部、省级、市级奖。先后有小说、散文、诗歌、小品、教学论文在《朔方》《黄河文学》《齐鲁文学》《银川晚报》《宁夏政协报》《银川日报》《贺兰》《灵州文苑》《沙坡头》《红枸杞》《塞上回乡》《中国语文教师优秀论文集成》《银川教育》《宁夏教科研》《宁夏教育》等报刊发表。 2010年9月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春妹子》。其中，短篇小说《在雏燕离窝之前的日子里》于2010年12月获得第三届全国“文学教育”征文大赛一等奖，中篇小说《春妹子》在2006年第三期的《贺兰》发表后，先后被《世界华人文学》《黄河文学》选载。多篇小说被各种文学杂志选载并获奖。《春妹子》《婆婆的花箱子》《老庄子》《雨夜》《无法散去的香魂》《盼证》《回报》《两颗草莓和一串葡萄》等多部作品在网络广泛流传。系宁夏作家协会会员,银川市作家协会理事,贺兰县作家协会理事。现居宁夏贺兰县暖泉。
至此，我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了“好逸恶劳”，喜凉怕热，也许自小被家中无数个农活所困扰，身体一贯很单薄，虚弱，才会有的胆怯与自卑。虽然后来喜欢上了文学和语文学科教学，尤其愈老愈喜欢用朗诵“宣泄”压抑多年的愤懑与忧郁，但朗诵几句郭老的《雷电颂》，光先生的《黄河颂》，毛主席的《沁园春雪》，苏轼的《水调歌头》，尚且痛快淋漓，博得业内同仁的首肯与称道。然而，自从“录音笔里的秘密”事件发生以后，我才大失所望。那连连“跌耳”的软弱无助，底气甚弱的声音，居然是当了三十多年语文老师的我“制造”出来的？这样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这么多年来，是如何“修炼”自己的？又会给我的学生同事朋友上司以及与我有过瓜葛的达官贵人们何等的印象？难怪在这三十多年中，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说话办事屡屡遭到“磕绊”，“搪塞”，“推诿”，“冷嘲热讽”——原来，都因为自己“长不大”，“不成熟”，与“只谋事，不谋人”的圆滑世故绝缘，所以才与“长”“官”无缘。
软弱，胆怯，认真，无主见，任人宰割，哄吓，只好忍气吞声，得过且过，哀其不怒，怒其不争罢了。
“惯于长夜过春时”，“吾将上下而求索”，于是，鲁迅的“呐喊”“彷徨”于屈原的“离骚”“愤世”，便伴我与此生。
记得第一次出远门，是1981年7月，“七月流火”的季节，让我随着大嫂一同踏上了北去呼鲁斯太的列车，但是，年仅19岁的我，内心恰恰相反：封闭，凄凉，失落，孤寂。没有文化的父母，只有用最朴素的劳动价值观，送儿打工，养家糊口，为三子娶妻早作打算。也许一来，自己的体质差，二来，父母认为我根本受不下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之苦，三来，书念不成，不是上大学的料，就乖乖任由发落，将功赎罪，到大山深处去锤炼，因为，好钢是在烈焰中一锤一锤打造出来的。60后的我，是没有英语课可上的，更没有开设“初三”“高三”一说，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家在农村的孩子，能上高中，便是凤毛麟角的幸运儿。然而，我对此极为不甘心，命运之神绝不会就此扼住我的命运之喉。既然上帝为我关闭了这扇通往成功之门，那么，同样也会在另外一个地方为我打开另一扇成功的窗户——呼鲁斯太！乌兰煤矿!在呼唤着我的到来。
的确， 我当年在呼鲁斯太——乌兰煤矿生活过。
随大嫂去呼噜斯泰纯属无奈：十年寒窗苦读，学业荒废，岁月蹉跎，没脸让兄再供自己复读，无言烦二老掏钱做无用功，只有任命运摆弄，听从家父家母旨意，既然不是上学的料，上矿山找大哥，做一份苦力伙计，不至于让父母养你，供你到成家立业的年龄吧？自己如街上的老鼠盗窃银行的寇贼一般，处处逃避，自卑自责，没有做人的骨气和斗志。
大嫂和我在北去的列车上，很少说话，更无心攀谈我的心事和今后的打算，从神态上看，大嫂是不屑一顾的，快二十岁的小伙子，不能自食其力不说，尚且千里迢迢投奔大哥找工作，平庸无能之辈。
处处是冷落，处处是白眼和嘲弄，这就是十九岁的我
不知从何时开始：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便一睹贺兰山的雄姿，大自然的博大情怀，到乌兰矿的“神女峰”飒爽的英姿，从那一天开始，拼搏人生的雄心壮志永驱我心了。
外表柔弱，不禁风雨的我，从此踏上了一条屈辱而幸酸的打工路。
大嫂一回到乌兰矿，恰巧赶上老顾家娶儿媳，他们是近邻，自然少不了亲朋好友去随礼，婚礼与宴席，在这巴掌大的小山村，办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不同凡响。
老顾是供应科科长，今天是大儿子与老兰家女儿的婚礼，老顾头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两个儿子正上班，两个女儿正上初二初三，二女儿春妹子，当年十四岁，正上初二。也就是这个小女孩，从此走进了我的人生和文学世界，让我后来笔耕不缀，命运之神从此不再冷落嬉笑我了。
当年，我是跟随宁夏吴忠市回民建筑工程队老丁挂帅的包工队，做了一名小普工。那时的大哥，是乌兰矿汽车队长，地位显赫，呼风唤雨，有人求他，必当送烟送酒送肉，二姐和姐夫也在乌兰矿做事，对我很关心，我是按照母亲的旨意住在二姐家的，每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乌兰矿是个飞砂走石，空气很污浊，环境十分恶劣的一个小煤矿。夏天空气干燥，阳光毒辣，我和回民工友依然雷打不动，不分昼夜，风雨无阻的搬石头，运送砖块，水泥，浇砖，泡灰，和灰，搭架，拆架，沟砖缝，挖地基，清理尚未交工的空砖房。口渴饥饿，筋疲力尽，汗流浃背早已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了。
和所有小普工一样，脏活累活，受别人的冷嘲热讽不会少一样。也许，上帝派我到乌兰矿就是让我受尽折磨，受苦受累，被人羞辱，忍饥挨饿，九九八十一难过后，才会取到真经吧！
《探友》和《春妹子》所描写的经历，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真正的现实生活比小说中更残酷无情，枯燥难耐。
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八九岁?十八九岁是上大学的年龄，是读书，学习，发奋图强，励志拼搏的年龄，我却在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兄弟姐妹的偏僻的小煤矿——大山深处锻造自己的身心与青春：每天面对的都是飞砂走石，头顶烈日，嗅着污浊难闻的臭煤气，阴雨天，则是大雨如注的洗礼，河水暴涨的恐惧和危险，以及包工头的吆喝和辱骂，小工和大工师傅的奚落与侮辱。炎热的烈日下，在白磷矿是如何一铁锨一铁锨淋灰，变成“白毛男”的？在供应科机械设备维修大院里，自己又是如何夹杂在陈旧的机械设备维修的人流中？在新建职工住房建设的日日夜夜中，我每天都经历着：拉接水管，浇砖，沟砖缝，拆水泥袋，掺沙子，和灰，运灰，抱砖，转砖，运转，推灰斗车，搭架板，拆架板，搬运设备，装车，卸车，给山墙上的瓦匠师父递砖，递灰，递线锤，递灰盆，递手套，递毛巾，递烟，递茶。
如今，往事不堪回首，苦尽甘来。
但我喜欢“乌兰煤矿”，因为十九岁的年龄，让我在乌兰煤矿打工的日日夜夜，融入了我的思想，融入了我的血液，融入了我的青春，融入了我的灵魂！
也许，没有当年乌兰煤矿辛酸磨难的生活经历，就没有今天我的文学梦想和这份弥足珍贵的教师神圣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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