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一
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这首动听而悲凉的歌曲名为《送别》，80年代著名电影《城南旧事》选作主题曲，在中国传唱了几十年。其实，歌词的作者是弘一法师——李叔同。
父亲就出生在“长城外，古道边”古北口燕山东脉长城脚下的一个小村庄。
父亲名叫刘福玉，1940年1月9日（农历腊月初一），出生于河北省卢龙县燕河营镇城角庄。
父亲排行老二，上边大姑，下边是一个叔叔、两个姑姑。
据父亲讲过，他们这一族人，追溯列祖列宗，可以与三国时期的“大汉皇叔”刘备攀上亲戚。
姑且不论事情的真伪，不过从刘氏祖上皆为原河北涿州迁徙而来看，倒像是同乡同根同宗的。
二
父亲所出生的地方，叫“营”的地方多，什么“燕河营”、“抬头营”等，据说是清朝年间驻扎过兵营。可见，当地乃兵家固守之地。
父亲小的时候，有一天，日本鬼子一个小队来到村里。其中一部分日本鬼子来到爷爷家的大院，把爷爷和堂兄两家人驱赶到一个屋子里，不让走动。
日本鬼子翻箱倒柜抢东西。
父亲记得，外村有一个给八路军送信的人，走到村里被抓了。日本鬼子把这个人五花大绑押到爷爷家的大院，按到在桌子上，用枪托打他脑袋，打得头破血流。
可这个人一直坚持，没有说什么，只是说走亲戚串门的。
后来，日本人听到集合哨声，就走了。
爷爷把他送回村西边的小新庄，离城角庄三里地。
终于迎来了日本投降。老百姓都很高兴，这回可天下太平了！不用东躲西藏了。
可是，那成想，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又打了起来。
父亲记得，有一年夏天，父亲到村外西边拾柴火，赶上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了集市，有人炸死了！
父亲和家人与村里的老百姓都藏在高粱米地里，不敢出去。
当时，村里驻扎着东北野战军的一个炮兵分队。国民党军飞机轰炸时，炮兵想还击，可村里的老百姓不让，怕再招来更大的轰炸。
后来，东北野战军攻打天津，父亲的村庄临时征为后方医院。
共产党讲优待俘虏，东北野战军和国民党军的伤员不断往村里送，老百姓也不分一样帮着烧水、做饭，洗衣服。
好在没多长时间，天津解放，东北野战军全部入关，父亲的家乡也迎来了太平日子。
三
我十六岁那年，去过“关里家”（老辈人对山海关以里的地方都这么叫），见过爷爷、奶奶、叔叔、姑姑们。
晚上，爷爷坐在昏暗的灯光下，端着烟袋锅，给我讲述过去的事情。
爷爷名叫刘景田，排行老二，太爷爷当时让老大念书，让爷爷种地。所以，爷爷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外边的事情很少知道，是地地道道的农村老实人。
爷爷家很穷。为了生活，自家开了个手工油坊，就是加工棉花籽油，这种油是黑色的，非常不好吃，可价钱便宜。
花生油在当时是很贵的，一般人买不起。所以，老百姓都吃黑棉花籽油。
爷爷心地善良，买油从来不短斤少两，没钱给的，照样给油，记账欠着。可是，这样一来，这个油坊没干几年就倒闭了。
父亲讲，他上小学用的本子，就是用那旧账本学习和写作业，看到账本上边的人名大多没有“勾圈”。爷爷说，那是钱还没给，也就不好意思要了。
土改前，村里一些地多的大户人家，怕阶级成分定高了，纷纷低价卖地。这些大户人家觉得爷爷开过油坊，手里可能有点积蓄，人有老实厚道，纷纷劝爷爷买地。爷爷不知道个中玄机，东拼西凑地买了些地。
那成想，土改后，定阶级成分，爷爷定个中农，卖地的大户人家们也定了中农。
后来，爷爷明白了，怨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
于是，爷爷下决心，家里再困难，也要孩子们都念书。就这样，父亲、姑姑、叔叔没有一个不念书的。
可是，几个念书的，就父亲念的比较长远。念了小学、念中学，又考上了中专。
四
父亲讲，他上小学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时候，由于没有注意听老师讲课，在下面四周看小说和别的同学说话，挨了老师五大板子。
老师是用木板子打在手心上，非常疼！从那后，父亲再也不敢不好好念书了。
父亲上五年和大年级时，学习很主动，放学回家后，还在煤油灯下看书学习。
后来，父亲考上了卢龙县初级中学。在当时，不简单，城角庄有很多人没有考上。
这一下可把爷爷奶奶乐坏了！叮嘱父亲，要好好念书，家里再苦、再累，也要供上学。
1955年9月的一天，爷爷用一匹骡子驮着父亲上学的行李，送父亲去几十里外的卢龙县中学报到，只身一人过起了三年的初中学习生活。
五
父亲到卢龙中学报到的第二天，天气不好，接连下了几天大雨。
父亲他们住的宿舍是个老房子，两侧通长的大铺，住了全班30多人。第三天早晨，父亲忽然发现寝室一间隔墙渗水，墙皮都脱落了。
父亲马上向班主任曹老师报告，曹老师看后一面安排人向学校处报告，一面当机立断向学生们说：“马上搬出，绝不能再住人”。
学校把刚刚把学生们疏散到旁边的宿舍，就听“轰”的一声，原来的宿舍整个屋顶坍塌下来。
好险啊！多亏了曹老师的果断决定，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每次回想起这件事，父亲都很后怕，也很感激曹老师。
六
在卢龙中学，还有件事对父亲触动很大。
那是刚开学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因为父亲会拉二胡、京胡和板胡，对评剧也很爱好，有点文艺水平，被学校学生会选上文体委员。
可是，由于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门，非常想家，星期六中午吃完饭后偷偷回家了，也没有请假，任何人都不知道。
学校离家有50多里地，当时也没有公共汽车，都是步行，交通非常不便，父亲到家时已经天黑了。
父亲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是星期日，父亲玩了大半天，因家里没有表，估计三点多后才出发回学校。
当父亲回到学校时，天已经黑了，同学们正准备睡觉，问父亲：“干啥去了？”父亲说：“回家了！”。
班长告诉父亲，协理员老师让父亲去她宿舍一趟。
父亲如实回答了协理员老师的问话。协理员老师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了父亲，说，无组织，无纪律。随后，她向学校教导主任报告了，也通告了班主任。
协理员睡觉时，对父亲说：“你不能睡觉，就站在那里深刻反省”！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协理员一觉醒了，才叫父亲回宿舍睡觉。
天亮了，上早操时，学校教导主任贺老师大会当场宣布：一年三班刘福玉未经班主任批准，私自离校，目无纪律，破坏校规，撤销其学生会文体委员职务，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这件事，父亲非常害怕，学校给予的处分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处理。打那以后，父亲就老老实实的读书上学了，再怎么想家，也要等到了放假才回去。
七
父亲上中学时，每月费用是七元钱，包括住宿和伙食费。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开支。因为，爷爷奶奶辛辛苦苦种地，一点一滴地挣钱，还是很紧张。
每到月初，父亲就发愁，这七元钱很难凑齐。爷爷说：“咱家后院有两棵大榆树，是打算盖房子用的，卖了吧”。
爷爷求其堂兄，也是父亲的“大爹”，砍了两棵树拉倒燕河营镇上集市给卖了。到底卖了多少钱？谁也不知道，父亲只知道够半年生活费了。
后来听说，两棵树的钱，父亲“大爹”只给了爷爷一棵树的钱，其余的钱，都让“大爹”给“贪”了。
有一次，燕河营集市卖树的人跟爷爷说：“刘景田，你家那两棵树卖我多少钱？你大哥真能要价呀”！爷爷这时候才知道两棵树自己只拿回一棵树的钱，又被堂兄骗了！、
父亲也很生气！实在不理解“大爹”怎么连亲兄弟也欺骗。怪只怪爷爷太老实，不会做买卖，怕被人骗了，结果反倒被自己的堂兄给骗了。
打那以后，爷爷再有什么事也不找堂兄了。
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爷爷就恳请太奶奶，看看有什么办法。太奶奶娘家是个大户人家，太舅爷曾经当过村保长，家境比较富裕。
太奶奶看爷爷真是没办法了，就说：“每月给你一支银镯子，去银行卖了吧”。
父亲记得，当时一支银镯子正好卖七元钱，够父亲一个月生活费了。大概总共卖了十支左右，这样在中学三年的学习生活就过去了。
八
在卢龙中学的三年里，班主任曹老师对父亲很好。
父亲的学生会的文体委员撤了两年后，经过班主任曹老师的力荐，三年级时，父亲又当选了学生会文体委员。
在那最后一年里，学校的文体生活很活跃，开展的有声有色。班主任曹老师也得到校长的表扬。
后来听说，曹老师晋升为副校长了，父亲特别高兴！
中学三年马上毕业了，父亲本想考高中。可那时候，卢龙县没有高中，要想上高中必须去昌黎县。
去昌黎上高中，生活费还得需要更多的钱。家里还是很穷，上高中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父亲非常发愁，当时卢龙中学有很多同学报考高中了，可父亲还没有下决心。
正在父亲一筹莫展的时候，曹老师把他叫了去，对父亲说：“石家庄第一专科工业学校来学校招生了，你去这个学校念书吧，是保送的，不花钱，一切都是国家供给的，毕业后，国家还统一分配到工厂，是工长级干部”。
父亲同意了，也很高兴，上学不花钱，将来还能进工厂工作，挣工资。
爷爷奶奶也很高兴，虽然有些舍不得，可还是让父亲去外边闯一闯，见见世面。
1958年9月，父亲被保送到石家庄第一专科工业学校。
当开学时，父亲从昌黎坐火车去石家庄，这也是父亲第一次看见火车，坐火车。由于有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火车票是半价，大概两块多钱。
走那天，父亲特意去卢龙中学向曹老师辞行。
曹老师一直把父亲送到长途汽车站，车开出很远了，曹老师还站在那挥手，父亲的眼泪不停的流，暗暗下决心，曹老师的恩情一辈子不能忘！
据父亲讲，他毕业上班后，去看过曹老师几次，可每次都没有见上，说是曹老师调走了没有留下通信地址。
好多年以后，我陪已经退休的父亲又去卢龙中学。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父亲已经找不到当年的影子了！
抚摸着学校新宿舍大楼的墙壁，白发苍苍的父亲老泪纵横……
九
父亲在石家庄念书三年，舍不得几块钱的车费，只回过两次家，寒假、暑假就在学校里吃住。
1960年7月，父亲回家了，在昌黎火车站一下车，就徒步往回走。90多里地，父亲走了五个多小时。
一路上，父亲看见道路两旁的树都没有树皮了。到城角庄家里时，看到庄上的树也都没有树皮。
父亲非常奇怪，问爷爷奶奶后，才知道，树皮让人吃了。
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又遇三年自然灾害，老百姓没有粮食，每天吃野菜、树皮，挨饿死人、体弱多病常有的事。
石家庄上学期间，父亲参加过大练钢铁，修过水库，几乎每年有好几个月参加劳动。
十
1961年9月中旬，父亲中专毕业。
石家庄工业学校是兵器工业部的（对外称五机部），国家统一分配。学校告诉学生们要好好考虑分配去向。如果有对象了，或者要求离家近的，要想好再报名。
由于分配单位保密，学校只公布号码，不说地名，例如：公布东北一号、二号，华北一号、二号，西南一号、二号等。
当时，父亲为了与远在东北吉林九台营城煤矿工作的母亲近点，准备报东北，可不知道东北一号、二号是什么地方？
父亲选择了东北一号，结果接到《分配通知书》后，才知道东北一号是哈尔滨，东北二号是长春。
父亲想更改去长春，可是又不能变更了，当时是纪律。父亲没有办法，只好去哈尔滨国营第六七四厂了。
十一
父亲与母亲是“娃娃亲”。早在父亲上小学时就定了亲。
母亲叫石桂芳，家中排行老二，姥爷去世早，姥姥小脚不方便，老大外嫁远乡不久患病也去世，下边一妹、一弟年龄尚小，于是家庭担子多半压在瘦弱的母亲肩上。
母亲只有小学文化。父亲上中学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参加农村的劳动，担起养家糊口的担子。
据母亲讲，五十年代末，为了挣工分贴补家，她主动报名参加北京密云水库的建设。
建密云水库期间，母亲因工作出色，选为妇女青年突击队队长，听说有一次省长来工地视察，还接见过母亲呢。
六十年代自然灾害期间，母亲又携姥姥、老姨、舅舅举家北迁逃荒，去吉林九台营城煤矿投亲靠友。
经远方亲戚的推荐，母亲进入营城煤矿洗煤厂是食堂做饭，不仅能吃饱饭，还第一次拿到了十几元的工资，高兴的不得了！
密云水库见过世面的母亲，终于改变了全家人的命运！
十二
1961年9月下旬，父亲背着行李，从石家庄坐火车去吉林省九台县营城煤矿看母亲。
坐了一天一宿的火车，父亲风尘仆仆的来到了煤矿小镇。
父亲见到母亲说的第一句，就说：“我们结婚吧”！
记不清那是哪一天，也没什么形式，几个亲朋好友凑钱买了一个脸盆、两床被褥，父亲和母亲就结婚了！
结婚后，没几天，父亲就去哈尔滨国营六七四厂报到上班了。
好多年后，父亲回忆说：我和你们的母亲没什么太多的故事，虽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日子过的还是很幸福的，她虽然脾气不好，但勤俭持家，没有她，我们这个家也过不到现在。
十三
父亲到哈尔滨报到后，分配到工厂的技工学校当老师，教机械制图。
父亲当老师，头一年每月工资32元，第二年转正后每月38.6元，一直到1980年才涨到每月42.50元。
父亲当老师时，住单身宿舍，生活很困难。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工资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经常吃不饱，上课时胸都挺不起，只有多吃咸菜喝水冲饥。
1963年3月中旬，父亲有了儿子，生活就更拮据了。
每月开资，父亲分别给营城煤矿的母亲和“关里家”的爷爷奶奶寄去10元钱，其余自己留着当生活费。
有一次，父亲探亲回“关里家”看望爷爷奶奶。看着消瘦的父亲，爷爷说：“照顾好你媳妇和我的大孙子就行，至于咱家你不用总惦记，也别总往回跑了，路费盘缠挺贵的”。
爷爷对父亲这样说，使父亲心里更加难受！
父亲觉得，自己赚的钱太少，爷爷辛苦大半辈子供他念书，好不容易上班挣钱了，还不能好好的孝顺，真是对不起二老啊！
从那以后，父亲就逢年过节往家里多寄点钱，多也多不了多少啊！母亲过得紧，父亲也没什么“私房钱”，逢年过节时，父亲只好把烟戒了，多攒几个钱寄回去。
父亲每每说起或想起这些事，内心都充满长长的愧疚！
十四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母亲辞掉了营城煤矿的工作，领着几岁的我，回到了哈尔滨。
当时的哈尔滨是个异国情调非常浓郁的大都市，号称“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不足百万的人口，外国侨民约占四分之一，有十几个国家的领事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省会城市有如此多的领事馆。
可如此这般，我的童年记忆，却没有感受到。
从营城到哈尔滨，我和母亲沒有户口，沒有房住，没有粮食吃。
临时借住的单身宿舍是个“筒子楼”，公共水房和卫生间，洗漱、上厕所排队，走廊是个大厨房，做饭时，人头攒动，乌烟瘴气。有个老电影叫《七十二家房客》，非常类似是我们当年的生活写照。
后来，父亲单位给了一个“板夹泥”小平房，是废弃工厂的“收发室”。住的地方原来铸造翻砂工厂，当地老百姓都叫它“大铸缸”。
我和父亲母亲在这个叫“大铸缸”的地方一住就七年。我的大妹妹就是在这出生的。
十五
父亲老实厚道，不愿意求人，母亲的工作和户口等了好几年才有了着落。
母亲以“五七家属工”的身份干了多年零活，木材厂炝过树皮，铸造厂干过翻砂，劳服公司小饭店做过饭。
六十年中期的时候，人们的生活都很困难，但由于母亲没有正式工作，收入低，基本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家糊口，比起当时所谓“双职工”的家庭，我们家更艰难些，有时连温饱都是个问题。
过年，父亲母亲咬咬牙，狠狠心，吃顿饺子。连个肉星都没有的饺子，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奢侈的事了！
邻居家的叔叔阿姨是父亲的石家庄同学，也是个热心肠，虽然也是三口之家，但由于“双职工”收入，生活相对说得过去，经常接济我们家，有时看着送过来的一斤高粱米、一把小白菜，父亲母亲眼里总是含着激动的泪花。
记得有回送了一块糖，名字记不住了，好像是叔叔或阿姨出差从北京买的，我舍不得一口吃完，含着嘴里好长好长时间……
十六
父亲的工厂地处城市边缘，记得郊外有个叫“东大坝”的地方，有一片芦苇荡。好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城市的湿地”。
有一天，母亲听说有些人去割“苇子”，编草鞋，偷偷去街上卖，赚到钱，填补下生活的拮据。
母亲兴奋了，劝父亲去割“苇子”，她学编草鞋。
起初，父亲不太情愿，觉得自己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去卖草鞋呢？可是，看到家里的窘况，也只好硬着头皮同意了。
从那以后，每个星期天，父亲母亲领着我，去郊外的芦苇荡割“苇子”。
人家割“苇子”的，都穿着“水衩”。父亲没钱买，只能光着身子下到齐腰身的水里拼命地割，母亲和我在岸边捆扎。傍晚，背回来，母亲再贪黑起早地学编草鞋。
母亲心灵手巧，草鞋编的好，大人草鞋结实保暖，小孩的草鞋还秀个花，非常好卖。
我记得，大人草鞋卖五毛钱，小孩草鞋卖三毛钱。可父亲脸皮薄，好说话，有时大人草鞋三毛钱也卖，没少挨母亲的埋怨。
卖草鞋，父亲怕熟人看见，有时候去好远的地方去卖。大冬天的，父亲背着一大摞草鞋步行十几里地，去老道外的铁路跨线桥摆地摊。
我有时也跟着父亲一起去，穿着母亲编的小草鞋，遇见没带小孩的买主，父亲让我给人家穿着看。
那时候的冬天，非常冷！站在凛冽的寒风中，我可以来回跑着玩，可父亲卖着草鞋一站就是小半天。
回来的时候，父亲怕我累着，不停步的背着我。
如果说，有“乡愁”的话，当年，父亲顶着凛冽的寒风背着我，而我趴在父亲那温暖的背上，睡着了，就是我永远的“乡愁”……
十七
冬天，卖点草鞋赚点钱。夏天，自已种点菜，维持生活。日子年复一年的过去，虽然清贫，可一家人却也相安无事。
可祸不单行。这样的“穷家”竟然也遭遇了一次“洗劫”。
那是一年冬天，工厂安排父亲几人去北京出差，父亲借了400元差旅费。
临行前，父亲去三棵树火车站买票，担心借款带着身上怕丢，存放家里，可买票回来的时候，钱款被洗劫一空！
犹如天打五雷轰，父亲顿时崩溃了！
从工厂赶回来的母亲也差点没昏死过去，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哪个挨千刀的，这么坑人啊，这让我们可怎么活啊！呜——”
正从外边玩耍回来的我，看着眼前的情景，懵懵懂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家住的地方不大，一会功夫，邻居就知道了，纷纷前来安慰。公安派出所的人、工厂保卫部的人也来了，拍了照，取了证。
我那时还小，不记得当时父母是怎样熬过来的。也许父亲头上的一根根白发，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吧？
好长时间了过去了，丢钱的事情却始终没有结果。
可父亲从此却背上了沉重的生活枷锁，个人偿还400元借款！对一个家庭，当时算得上是“天文数字”了。
生活艰难的家境，更是“雪上加霜”！
十八
丢了钱，母亲说什么也不想在那个小平房住了。父亲没办法，硬着头皮去求人。
记得1970年下半年的时候，父亲终于等到了一个房子，工厂家属区一个15平方米的一居室楼房，好歹离开了那个让父母不堪回首的小平房。
住上了楼房，居住环境改善了，可“还债”的压力一点没减少，生活依据艰难。
每到开资的时候，父亲唉声叹气，母亲以泪洗面，去了扣款，每月十几元钱的生活，可怎么过啊！
我记得，父亲开资后，母亲第一件事，就是先把粮食买了，可就这样，也过挺不了多少天，常常靠借钱过日子。
没有办法，母亲忍痛把大妹妹送去千里之外的爷爷奶奶家。少一个人，少一双筷子，省一口是一口啊！大妹妹一去就好几年，回来的时候，口音都变了。
家里还有一个才几岁的小妹妹，没钱送托儿所，只能东家看几天，西家管两天，实在没人看，就锁在家里。
至今，我还记得，当父母上班，我上学，小妹两个小手死死地抓着窗户栏杆，哭着、喊着，叫妈妈、叫哥哥，实在让人心酸！
有一天，我放学，路过工厂医院的锅炉房，看见一群拣煤糊的人争抢着扑向煤灰车。
忽然听到一声：“哥，快来呀”。我一看，有个蓬头垢面的小女孩正端着个装了小半盆的煤糊望着我。是小妹！我的眼泪刷的一下流了出来……
生活所迫，父亲忍痛放弃了工厂教育科的岗位，选择了去当工人，报名参加了当时哈尔滨的战备工程，去挖防空洞，去多赚几十元劳务费。
挖防空洞是个非常重的体力活，父亲身体也比较单薄，不分昼夜三班倒，经常累得腰酸腿疼。母亲有时做点好吃的，父亲也舍不得吃，都让给我和妹妹。可就是这样，父亲还是挺过来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了1975年。
记得有一天，我放学回来，看见父亲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母亲的脸上也挂上了多少年没有的喜悦！
父亲兴奋地说：“孩子，借钱的日子过去了，咱家也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了！
母亲说，这月开资，不仅还清了借款，还有余钱！
十九
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父亲的工厂子弟校念的。
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非常好，语文、算术常常“双百分”，当过班级的学习委员和文体委员。
可是，当我十几岁，多少懂点事的时候，看着家里多少年的事情，看着邻居家的生活情况，让我逐渐对学习失去了兴趣。
父亲年念了中专，当了干部，工资38.6元，十几年没变化。可父亲工厂的八级工人技师可以拿到80多元！
当年，我的大姑、大姑父也是吉林市一家国营兵工厂的工人，大姑父也是八级工。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暑假、寒假，我去住了两个多月，大米饭、白馒头、猪肉炖粉条，甚至还喝上了人生第一瓶“汽水”，尝到了什么是好生活的滋味。
我的人生价值观从那时开始“拐了个弯”！
1976年7月下旬，我转入工厂子弟中学念书。
我从梦中醒来，中学一年级结束，学习考试成绩，数理化加起来不足一百分！
父亲着急了，话不多，老叹气，一个劲的抽烟。
母亲着急了，掐胳膊，拧大腿，罚下跪。母亲说：“你可千万别学你爸当年那样啊，跟着什么这派、那派的，多危险那！”
当年，“文革”初期，父亲的工厂“打砸抢”、“闹武斗”，甚至坦克车都出动了。我家住的那个小平房，也曾经遭遇过流弹的袭击，水缸都打碎了。
担惊受怕的母亲，硬是从“文功武卫”的“司令部”办公楼里，将父亲拽了回来。
就像当年一样，父母也将我拉回了正常的学习生活。
二十
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1978年10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父亲终于结束了饱受政治动乱痛苦煎熬及下放车间劳动改造的时代，重新回归知识分子行列，安排工厂工具处担任助理经济师、经济师。
记得那段日子里，父亲就像换了个人似的，经常翻箱倒柜，找出尘封已久的书籍，钻研技术业务，搞设计，跑规划，起早贪黑，夜以继日，满怀热情地投入他所热爱的工作，有一种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劲头！
忙工作的同时，父亲还不忘给我补习功课，自己弄不通的，找老同学考上大学的子女来家里辅导。
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父亲又独自和班主任交流，商讨我的学习问题。
我上学的时候，子弟校的学费是由工厂承担的。相比之下，我的学习生活要比父亲当年上学的时候强多了。再不好好学习，怎么能对得起父亲的一番辛苦呢？
经过两年的时间，我的学习成绩终于赶了上来。不过有点偏科，语文成绩好，数学、物理、化学成绩一般。恰好语文的高分弥补了我的短板。
1979年，工厂子弟校恢复了高中。我以班级第四名的成绩考上了高中甲一班。
记得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撰写的班级黑板报出了一期《明天的火车》专栏，竟然赢得了班主任、科任老师、学年教导主任和同学们的关注，制造了一场小小的轰动效应。
父亲听说后，专门去学校偷偷看了看黑板报呢。
这件事，父亲好多年后才告诉我。不善言辞的父亲，当年只是默默地关注着我的点滴变化，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二十一
1981年7月上旬，我参加了人生第一次高考，也是最后一次。那时候，高考分初试、复试两个阶段。
由于偏科，我选择了文科，可数理化实在不争气，初试都没能通过，差了26分，高考离我远去，我又一次心灰意冷！
我跟父亲说：“我不考了，让我上班吧？”
父亲没有说什么，收拾一下几本我复习时看过的书籍、演算本，再一次放进箱子里。
没过几天，父亲对我说：“去工厂干临时工吧，可能有转正机会！”
我去了父亲的工厂，分配在铸造车间抛光班组干临时工。
抛光班组十几个人，分早晚两班制。我跟着一个姓张的老师傅学抛光，也就将连接件的铸造球头毛坯件打磨后抛光。
抛光的活，噪声大，粉尘多，几十平方米的加工间乌烟瘴气，对面看不见人，带着的口罩一天就一换，正式工人都不愿意干。
我知道，就是这样的活，父亲也是硬着头皮求来的。我只有干下去，才能对得起父亲。
好在我适应能力还强，没几天的功夫，就出徒了。我抛光的球头，基本没有返工的，张老师傅非常高兴，碰着父亲，就夸：“你儿子干活，挺不错的！”
下班回家，父亲也高兴地对我说：“师傅们挺满意，好好干吧！”
可是，过了两个多月后，不太“安分”的我，却对师傅说：“手工抛光，效率太低，也不太安全，能不能弄个卡具什么的，半机械加工啊？”
张师傅惊讶的看着我：“没想过，你有想法，可以问问你爸。”
我跟父亲一说，父亲欣然支持，高兴地对我说：“你先画个草图，机械方面，我教你。”
有了师傅和父亲的支持，我一边干活，一边琢磨着“技术革新”。
大约半个多月的时间，我的“设计图”出来了。张师傅如获至宝地捧着图纸，跑去向车间主任报告。
几天后，车间主任领着技术员来了，告诉张师傅：“可以试一试”。
又过了几天，我的“技术革新”一次实验成功！
抛光班组沸腾了，老师傅说：“没想到，干了十几年，这玩意，还能机械化呢，不愧是老刘的儿子啊！”
班组一位女师傅乐呵呵地塞给我一个大苹果：“小伙子，挺有文化呢，有对象吗？”
我捧着大苹果，看着师傅们一张张笑脸，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几天后，我下班往家走，后边追上个骑自行车的姑娘：“老同学，我捎你吧？”
我停下脚步，回头一看，是初中的一个女同学，穿着花格衣，扎着两个小辫，是初中毕业就招工进厂的。
我连忙摆手说：“不要，不要，我自己走可以的，怎么好让你捎我呢。”
“那我陪你走会儿！”，说着，下了车，推着往前走。
“苹果好吃吗？”她说。
我有些茫然：“苹果？”
“那天，给你苹果的，是我妈！”说着，姑娘脸上泛起了一丝微红。
“啊！”我好像明白了，顿时，有点不知所措了!
姑娘很开朗，说笑着，走着，下班路过的人，不时投过来异样的表情。
我不记得那天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我们从工厂一直走回了家属区。
我们交往了一段时间，我觉得人家是正式工人，自己却是个临时工，多少有点自卑，也就有意无意的疏远了。
后来，抛光班组解散了，父亲又劝我回学校复读备考，离开了工厂。几年后，听说她和工厂的另一个男同学结婚了，心里多少有一点不是滋味！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初恋！
二十二
1982年下半年，我还是没能考上父亲如愿的大学，却以太平区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绥化铁路司机技工学校，再几年后，又成长为一名火车司机，也许跟那期黑板报有缘吧？
记得当年选择报考学校志愿时，我选了三个专业，绥化铁路司机技工学校、牡丹江电力技工学校、哈尔滨纺织局技工学校。父亲说：“第一志愿选铁路司机学校吧，铁路好，走南闯北的，见世面，工资高！”
多年后，我从一名火车司机又一步步成长起来，父亲非常高兴，逢人就说：“我儿子，铁路的！”看得出，父亲内心深处是如他所愿的。
临去绥化铁路司机学校报到前，父亲下班给我买回一块手表，一边擦拭着手表，一边对我说：“第一次离开家，我和你妈商量，给你买块表，坐火车别误点，上课别迟到。”
看着父亲手腕上那块带了几十年走走停停的旧表，我鼻子有些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临行那天，父亲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去三棵树火车站给我买了个半价火车票，送我上了北去的火车。
火车开出好远了，我看见父亲还在向我招手，注视着远去的火车，就像当年曹老师送他去石家庄上学一样。
两年的技工学校生活一晃过去了。
毕业了，父亲骑着自行车又去火车站接我。回到家，父亲捧着我连续两年的“三好学生”证书和提前晋升二级工的工资通知单，高兴地合不拢嘴！
二十三
绥化铁路司机学校哈尔滨籍的毕业生，全部分配去了哈尔滨机务段。
我见习期满后，正赶上闻名全路的“朱德号”机车组补充缺员，我由于有绥化铁路司机学校的“光环”光荣入选。
注视着黝黑铮亮悬挂着“朱德元帅”头像的前进型蒸汽机车，我激动不已，浑身上下充满了使不完的劲。
父亲听说后更是高兴的不得了，叮嘱我说：“上了这个车，得好好干，可别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啊！”
冬运的时候，“朱德号”机车组召开家属座谈会，父亲回回参加，拉着“朱德号”机车组司机长的手说：“孩子交给你们，我放心！”
1988年3月19日，我入了党！父亲激动地说：“我没赶上好时候，也没入上党，你是咱老家第一个党员，爸高兴啊！”
当年，我又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上了副司机，正赶上机务段由蒸汽机车向内燃机车转型过渡，机务段选送我去齐齐哈尔铁路司机学校去学习内燃专业，离开了工作三年多的“朱德号”机车组。
看着我依依不舍的样子，父亲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你是党员，要听党的话，离开了，还要好好干，好的传统不能丢！”
二十四
1989年9月10日，我结婚了。
结婚前，父亲和母亲老早就商量，将分到不久的一室半屋的房子进行了改造，搭了个吊铺，腾出大屋给我当新房，父亲和母亲挤到半屋去住，两个妹妹住到了半屋的吊铺上。
父亲托人买了黑白电视机、单筒洗衣机，求人打了一个组合柜、一对沙发。精打细算的母亲几乎倾囊全部积蓄。
结婚那天，父亲喝多了，母亲流泪了！
辛苦操劳半辈子的父亲母亲又一次倾注了暖暖的爱！
1991年，我的女儿出生了。妻子在地方粮库上班，三班倒，我又刚刚调到机务段党委办公室工作，经常加班，照顾孙女的担子又落到了父母身上。
也许隔代亲的缘故吧，过去不怎么会买东西的父亲，从那时以后，经常买些小玩具，哄着孙女玩。一来二去，我的女儿对爷爷格外亲，连睡觉都找爷爷，半夜醒来，闹着喊：“爷爷呢？爷爷呢？”
后来，女儿上幼儿园，也是经常吵着让爷爷送。
我都有点嫉妒了。
再后来，我调去铁路局工作，家也搬走了，搬了三次家，离父母越来越远了，可父母的爱却没有远去，尤其是对孙女的爱依然挥之不去！
我在铁路局工作的十几年里，经常出差，有时一走就半个多月，妻子上夜班的时候，父亲经常跑去十几里外的铁路学校接送孙女。
世纪之交的2000年12月，父亲退休了，离开了他奋斗几十年的工作岗位。我将父亲母亲接到了身边住，父亲呵护孙女的机会更多了。
2007年，女儿去齐齐哈尔铁路一中念高中。已经退休了的父亲带着母亲，经常坐几个小时的火车，专程去几百公里外城市看孙女，让女儿对爷爷奶奶的感情更加深厚了。
二十五
2008年春天，我将父亲母亲送去大连旅顺居住，享受大海的生活。
父亲母亲非常开心，没想到退休了，还能在海边生活。
可没过多久，心地善良的父亲和母亲还惦记家里的亲人们。
父亲对我说：“让你老姨、老舅也来住一段时间吧，当年，咱家困难的时候，人家没少帮着咱，现在咱生活条件好了，可不能忘记人家啊！”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住在都江堰的舅舅一家，房子都震裂了，一夜之间便无家可归！
父亲母亲急坏了，父亲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说：“赶紧的，你马上买机票，让老舅他们一家快过来。”
几天后，舅舅一家飞到了大连。
没过几天，远在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的老姨一家也闻讯赶来。
多年未见的亲人相聚，双拥而泣，老泪纵横，有悲伤，有喜悦，有说不完的话题。
就这样，父亲母亲和亲人们在大连旅顺的海边住下了。
清晨，父亲去海边散步，舅舅去海边钓鱼，母亲和老姨去海边买海鲜。晚上，老几口围坐在一起，喝喝酒，品品茶，聊聊天。其乐融融！
二十六
2014年，父亲和母亲去海南保亭居住，步入了东北人“雁南飞”的候鸟生活。
三年后，舅舅一家五口人也投奔海南三亚定居。
七仙岭、呀诺达的热带雨林，大东海、三亚湾的天涯海角，亲人们又一次相聚！
离的远了，我和妹妹寻思着给父母忙新手机。可父亲不怎么喜欢手机，节俭的父亲一直用着破旧的“老年机”，父亲说：“我的手机，想你们了，可以给你们打电话就行，不要买新的了，要买就给你妈买吧。”
母亲不仅心灵手巧，接受新生事物也快，我们给她买的智能手机，没几天的功夫就会摆弄了，看微信，刷朋友圈，爱不释手！却恰好弥补了父亲的心愿。
父亲喜欢游泳，每天，小区的游泳池里，都能看见父亲一会仰泳、一会“老头漂”的影子，自由自在！
母亲喜欢打麻将，每天，小区的花园里，母亲和东北老乡嬉笑搓麻，好不快乐！
隔三差五，舅舅舅妈从三亚赶来保亭，陪父亲母亲住上一段时间，离的近了，没有了亲人思念的苦处，老人们过得很开心！
也许巧合，父亲住的小区，名叫“幸福时光”，恰好见证了老人们晚年的幸福生活！
二十七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生活总会有不如意的事情。
2017年，父亲患上了哮喘病。
我们都非常着急，千方百计求医问诊。
可父亲喜欢海南的气候。夏天，父亲回北方城市哈尔滨住院治病。冬天，依旧去海南保亭居住休养。
2018年，父亲的病有点重，接连住了几次院，西医、中医都看了，可不见好转！
住院期间，我和两个妹妹及家人轮流护理。可父亲却说：“我没事，不要老惦记我，都好好上班，别耽误工作”。
我白天工作忙没有时间，有时晚上陪护。父亲心疼，对我说：“你工作那么忙，单位一大摊子是，黑天白天的咕噜，也50多岁的人了，身体受不了啊！”
父亲这样说，我心里更难受！平时，我基本没有时间陪着父母，两个妹妹照顾的多，妻子照顾的都比我多。我亏欠父亲的太多了！
二十八
2018年国庆节，我们接父亲出院回家过节。
又到了去海南的季节，父亲还惦记着去海南。我征求母亲和两个妹妹的意见，都不同意去。可父亲执意要去，说：“那里的气候好，湿润，对我的病有好处！”
没有办法，考虑了却父亲的心愿，我和母亲又带着父亲飞去海南了。
当时，父亲行走已经很困难了，转机的时候，坐轮椅推着，登机的时候，我背着父亲。
背着父亲行走的一瞬间，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消瘦的父亲，没有多少体重了！
我小心翼翼的背着父亲，忽然想起了几十年前冬天，我陪父亲去卖草鞋，父亲背着我回家时的情景……
时过境迁，恍如隔世，人生轮回。古话说：“子欲孝，而亲不待！”父亲老了！我当儿子的做的太少了！
在海南保亭期间，我早上去市场买菜，白天搀扶着父亲去小区散步，坐着椰子树下的长椅上陪父亲说话。
喜欢游泳的父亲已经不能下水了，却对我说：“大热的天，别老陪着我，你去游吧，我看着你。”其实，我的游泳一般，可我知道，我去游了，父亲心里能高兴些。
我在保亭呆了七天，可父亲觉得一晃就过去了。临行前的一天，父亲欲言又止，好像有好多话要说。老是再问：“几点的火车？几点的飞机啊？”
我对父亲说：“我先回去上班，春节再来看您，过几天，大妹妹就来了。”
父亲没有说话。我心里知道，父亲舍不得我走！
我去小区超市买了个1000元的消费卡，交给母亲，说：“菜市场太远，买东西，就在超市买吧，别嫌贵！”
我又去小区物业找管家加了微信，求人家方便时关照下老人。
小区旁边，就是长途汽车站。我买完汽车票，特意选了个靠窗户的座位，我看见父亲和母亲两人坐着小马扎一直望着汽车站。
我含着眼泪，使劲挥着手，一直消失在视线中……
二十九
没想到，我和父亲海南保亭一别，当我再看到父亲的时候，竟是两个多月后的三亚医院重症监护室里了！
我站在插满管子的病榻前，非常后悔当初没有陪父亲多呆些日子！
医院连续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可我们实在不忍心放弃治疗！
半个月后，我大妹妹和妹夫陪护着父亲坐120急救车转回了哈尔滨。
我永远忘不了，2019年1月29日下午两点多，父亲去了！
更让我后悔的，当天，我去单位主持会议，父亲临终前，我却没有守护在跟前！
古话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对工作，对事业，我不能不说“不忠”。可对呵护我一生的父亲，实在是“不孝啊！”
可慈爱的父亲对我们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
父亲病重住院期间，曾对妹妹们说：“当年我独身一人来到东北，几十年过去了，三世同堂，子孙孝顺，其乐融融，俄罗斯去过，香港、澳门去过，中国好多地方去过，大连、海南住过，我知足了！
这就是我的父亲，我们心中伟大的父亲！
三十
送行慈父的时候，我不顾家人及亲朋好友的劝说，执意要向父亲做个生平告白，以弥补我内心深处无法平复的情感！
慈爱父亲不幸溘然长逝，吾辈甚敢悲痛，也承蒙诸君等同情慰问并亲临告别，吾等家父膝下两代晚辈及同族亲人感激涕零之至！
公元1940年1月9日，父亲生于河北卢龙燕山脚下一个贫苦家庭。
峰火战乱并灾难深是其童年记忆，飘扬的五星红旗及百废待兴也曾经留下美好的回眸。
父亲当年以全县优异考入石家庄工业机械学校，又以学业有成分配于国家重点兵工企业哈尔滨国营六七四厂任见习生、技术员和经济师。
“文革”期间，父亲也饱受政治动乱的痛苦煎熬被下放车间劳动改造。当中华大地迎来东风吹来满园春的时代，父亲也终于回归职业生涯鼎盛时期之至2000年光荣退休！
父亲为人忠厚、心胸坦荡、性格开朗，以厚德载物的品德给我们晚辈家族注入了“红色基因”，使吾辈能够沐浴党的阳光雨露得以成长成才。
父亲以享年80岁的高龄画上人生句号，虽不圆满，但却给吾辈留下了宝贵精神遗产，是吾辈需要持之以恒予以传承的文化血脉。我为吾等能由此父亲甚感自豪！
今天，告别于百合之厅也许是天作之意，它恰好回应了父亲跨域两个世纪近百年的人生之旅。感谢茫茫苍天！感谢悠悠大地！感谢云云众生！
天堂没有痛苦，可以好好喘口气了！祝亲爱的父亲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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