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济南的路上，人如流水车如龙，蜿蜒曲折，一望无尽。不耐心等待且坚信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老公方向盘一转，拐进了一个正值集市的街道。顿时，乱花渐欲迷人眼。
集市，曾是儿时最繁华的记忆。
那时，最盼望两件事，过年和集市。热闹的安稳，繁华的静好，像极了戏台上的似水流年。期盼，带着灼人的温度，望穿了时钟和日历。过年太过遥远，总也等不到。而小镇上的集市却是五天一聚，不必望穿秋水，不必遥遥无期，一个手的手指头扳着扳着就盼到了。平日里，母亲最头疼的就是每日里喊我们起床，在她一声高过一声地喊声里，我们充耳不闻，安卧如常。只待最后父亲不耐地一声断喝，我们才如受惊的兔子，一跃而起，再不敢留恋被窝里舒适的温暖。
集市的清晨，却是例外。
期盼，从集市的前一晚便开始悄悄长出枝丫。也许，一年四季的夜晚有长有短，唯有这一晚，永远漫长。不记得那时村子里是否已经通电，单记得那些未晚而息，鸡鸣看天的夜晚，很黑，很静，几乎与梦境融为一体。断断续续的梦境间隙，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长夜未央，曙光未现，墙外慢慢开始有车喧马嘶，人声耳语。我家门前是家具买卖市场，很多人都擦着夜的边缘赶到集市，求个天时地利人和，以期自己辛苦刨木打磨旬日，等待油漆风干又几日的桌椅橱柜能卖个好价钱。农村的喜事大多选在农闲的冬季，家具的旺季，匠人们起得格外早。他们占好地盘，摆好家具，便开始在清冷湿润、将明未明的晨光里哈着气，搓着手，跺着脚，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谈，等待天亮，等待赶集的人们三三两两逛过来，等待又一个喧闹的白天。各种声音在冬季清晨薄雾的空气里穿窗入户，半梦半醒的我似在梦中却又莫名地清醒。
真正的清醒却要待到阵阵羊肉包子香味穿窗而过。正所谓：“早起，花上有露，露上有朝曦，朝曦中有窗，窗外有包子。”据说，只能是据说，世间很多人事的真相甚至是历史书上白纸黑字的记载，都不是我们看到的模样或听到的曲折。据说，卖包子的主家是另外一乡镇的回民，他只有一只手，带着全家男女老少专门奔波在各个乡镇的集市上卖羊肉包子。因和父亲熟识，他便租借了我家的院子。一扇扇蒸笼冒着热腾腾地白气，香味随着白气升腾，飘散，伴随了我整个童年每一个集市的清晨。当母亲熬煮的米粥散发出米香时，他总会适时送来一盘热气腾腾，美味可口的包子。跳过母亲喊我们起床的流程，我们自觉自动地一跃而起。那样的日子，那样的清晨，是味蕾的盛宴，也是记忆的转盘。
吃过早饭，眼见得街道上人来人往，自行车穿梭其中，我便伙同小伙伴去到集市上凑热闹。集市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各色人停留在各色物品前，细细比较，慢慢挑选，斤斤计较。村里人是不在乎时间流逝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轮回，最是寻常。他们绝不会慨然而叹“逝者如斯夫”，亦不会为月圆月缺、花开花落而伤感。
冬闲的日子缓慢地如同集市上人们悠闲的脚步。走在人群中，越过一个个摊位，水灵灵的水果，绿油油的蔬菜，红艳艳的辣椒，黄橙橙的胡萝卜，恍惚打翻了调色板，调绘出活色生香的红尘画面；油条、包子、咸菜、水产的味道，调和成一种最为熟悉也最为亲切的市井气息；叫卖声、讨价还价声、邻里亲戚相遇的寒暄声、车辆的喧嚣声充斥在耳边，调汇成一曲温暖鲜活的生活之歌。站在街道上，闭上眼睛，阳光都分外明亮了些。
胡兰成曾说：“外面满街阳光，菜市场里皆是一片新鲜意，堂堂的一天里小小的盘算计较，亦分外有一种亲切。”原来，市井生活，柴米油盐，亦是浪漫的《诗经》。
集市是有四季的。秋季的集市，母亲会去到邻村的木材市场去卖芦苇。那是村子南面苇子湾里收获的财产，家家户户都会分到一小块，然后收割，卖掉，也算额外的收入。每次我都担心芦苇会无人问津。后来，家里要盖新房，父亲也几次带我去买芦苇打苇箔，不善讨价还价的父亲也总会花更多的钱，以更快的速度买回几捆芦苇。秋季的集市上还会突然多出卖麻皮子的摊位，吸引得邻近村庄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蜂拥而至，甚至平日里甚少出门的奶奶们都要蹒跚着小脚集市上走一遭，买回一两捆麻皮子，细细纺成麻线，纳鞋底是她们一冬的活计。
最是一年好风景，过年时节的集市，除了更多的人、更多的车、更多的热闹，还会多出许多平日里不见的卖年画、年轴、灶王爷、门神及对联的摊位。人们喜气洋洋地买回威风凛凛的秦琼、敬德左右门贴了，来年家宅定会平平安安；买回的灶王爷则要委屈的等上一段时日，待到年三十放完鞭炮，水饺上桌，才能贴到厨房的墙上，保佑一家一年的红尘烟火。
彼时，集市上还有一种摊位叫理发，理发的师傅叫剃头匠。写着“理发”两个字的纸板、利落的剃刀、手动的理发推子，就叫理发，不叫美发，也不叫发型设计。小镇上倒也先后出现了几家美发店，但依然有很多人去到集市上找剃头匠理发、刮须。没有什么发型讨论，颜色选择，也没有讨价还价，只是人潮中默契地一句问一句答的家常闲聊里，一切都已妥帖。
如今，发廊林立，发型多变，颜色多样，动辄几百块钱的价格，几个小时的等待，令人暗叹，美丽需要代价。偶尔去到集市上，发现还会有剃头的摊位，却已是门前冷落，光顾的不过还有几个不愿踏足美发屋的固执守旧的老头。剃头匠，这个职业，这个名词，终究还是抵不过时代滚滚向前，和之前记忆中的铁匠、木匠、泥瓦匠一般在时光的深处，日渐走远，留下一个隐隐约约成为传说的背影。现代社会，重提工匠精神，殊不知，一个“匠”字，已是百般叹息，千般滋味。
更多的时候，母亲总要相约邻居的大娘一起赶集，挑挑拣拣买回我们期盼中和期盼外的零食。当然，母亲买回多少零食大多要看父亲挣回多少钱。彼时，父亲的主要职业除了村支书，还是工商所的临时工。虽说是临时工，父亲却干了一辈子，直到生病前，每个集市，他还是会早早出门，赶到集市。最开始，父亲在粮食交易市场，负责为交易双方过称，开票，收取工商税。然后，按收取工商税的多少提成拿工资。后来，又从粮食交易市场转到猪市。依然是过称，开票，收取工商税。这样的工作得益于他噼里啪啦打得响的一手好算盘，在那个还不知计算器为何物的年代里，算盘，是令很多人仰慕的计算工具。父亲一直被人称作“铁算盘”，在他的算盘下，从未有过错误。后来，姐姐渐长，父亲一手教授了姐姐同样的算盘技能。直到现在，姐姐还是没有用计算器的习惯。一上午的集市，过了多少斤粮食，收取了多少工商税，自己能提成几何，不用对账，父亲已了然于心。家里十几年如一日的放着一个地秤。
每个集市，父亲推着他的地秤，拿着单位的税票走向集市的背影，是我最清晰的记忆。他的收入虽没有多高，却也是家里日常生活费用的主要来源，他那个四四方方，已经有些破旧的黑提包，是我们的希望。他每次回到家，母亲第一件事便是数点黑提包里的钞票，我们的零食，母亲的家用，甚至是我们的学费，都要看父亲黑提包里钞票的多少。时间久了，不识字的母亲竟然能很快算出父亲的提成，把钱藏到她自认为很隐蔽，其实我们都知晓的地方。其余的钱，父亲则要一月一次连同税票交到单位。堂屋正中的八仙桌东边的抽屉便成了家里最金贵的地方。二十几年，父亲用他辛苦赚得算不上丰厚也不算微薄的工资养育着我们姐弟上学、毕业。也或许，父亲为难的时刻从未让我们知晓。记忆中的日子，倒是比村里大多数人过得充裕。
后来，我们姐弟先后毕业，上班。集市上的粮食交易渐渐萧条，猪市也渐渐没落。父亲依然早早推着地秤，提着已经破旧不堪的黑提包去到集市，冷冷清清地坐上一上午。中午回家，包里只有薄薄几张钞票。母亲开始抱怨日子的紧张，我和姐姐先后结婚，虽也帮着父亲养家，终也还是杯水车薪。弟弟和弟媳因为生意不景气，欠下银行贷款。一生从未欠人钱财的父亲，大为不安。他开始省吃俭用，筹划着替弟弟还贷款。不久，父亲打来电话，为难得说还差几千块钱，要我下次回家先拿给他。回家，看着他把藏在每个镜框后面，面值一两千元不等的定期存单一个个取出来，忽然发现，我那个一辈子好强倔强、从不肯低头的父亲，老了。没落、萧条的不止是集市上的粮市、猪市，还有他眼中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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