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树
爷爷是个顶执拗的人，年轻时如此，老来有增无减。
烈日炎炎，他戴上那顶檐边破了洞的草帽，捻了根叶子烟，把扁担往肩上一扛，便挑着水向天宝山走去。
路上遇见赶鸭的黄大伯，爷爷两手不空，只点了点头，嘴里的烟也跟着抖了抖，算是招呼。黄大伯笑道：“老支书，又上山去啊。”爷爷嘴里“哼哼”两声，我连忙道：“天旱，怕树渴着。”爷爷皱纹横生的黝黑脸庞上绽出笑容。
天宝山是青莲村一座不大不小的后山，起初光秃秃的，是块黄包土地，甚是难看。爷爷在村里当了许多年的支书，闲时得空，就拉着树苗上山去，挖坑填土，踩实浇水，闲散地栽上几棵，小小的树苗就一个接一个地立在了天宝山光秃秃的黄土地上。
等到六十退了休，他仍不愿闲着，整日到天宝山上转悠。一日在山脚，他蹲在土坡边“吧嗒吧嗒”地抽着叶子烟，身子在氤氲的烟雾中静默了良久，突然站起身，朝我重重点了点头：“栽树！”那时的我正值草地里捉蟋蟀的年纪，不明就里，似懂非懂，不在乎爷爷栽不栽树，倒是挺关心那叶子烟的烟灰会不会烧着他的长胡子。
乡下的老屋逐渐忙碌并吵嚷起来。爷爷退了休还要“全职”种树，当然受到了家里的强烈反对，他躺在藤条椅子上淡淡地说：“还没老得拗不动，栽点树有啥子嘛。”伯伯嬢嬢们相继劝说无果，婆婆一气之下把案板剁了个口子：“老东西，你还栽树？我看你别栽到树上。”爷爷鼻间冷哼一声，也不多言：“你懂啥子，树是好东西。”见我在一旁捂着嘴偷笑，便逗起我来，“豆娃子，你说是不是？”初春和暖的阳光照下来，爷爷黝黑深红的脸庞映出厚朴的笑容，长长的山羊须也随着面部肌肉可爱地跳动起来。
后来我上了中学，回老家分外少了，只听父亲不时说起，爷爷又找来了十几株树苗，仍整日挑水徒步上山，如此来回，不辞辛劳。婆婆去世后，老屋只剩下爷爷一人住着，护林更成了他的慰聊。
我偶尔随父母回老家，遇上酷暑天旱许久不下雨，便和父亲一同陪着爷爷上山，他们两人套着汗衫，踏上军旅鞋，仍是徒步挑着水，一路大汗淋漓却有说有笑，我则跟在一旁摇着蒲扇，期许能扇走些沉闷的暑气。进了树林，暑热像是退潮般散去，我抬头望向那一片葱绿，心下感到一丝开阔敞亮：爷爷护林，林又何尝不是在护着我们啊。
再后来，又听父亲说起，一日刮大风下暴雨，爷爷担心新栽下的树苗折断，骑着老自行车出门，泥路湿滑摔成了骨折，进了医院。
伯伯嬢嬢们轮流在医院看护。我正值暑假，便也常常前去陪伴。我忍不住问：“您也七十多了，出了院还要上山种树啊？”爷爷精神劲儿倒是很好，拉着我坐在病床边，目光炯炯：“还得上山！树是好东西啊，毛主席就很喜欢树。”说着便从枕下摸出一本纸页泛黄的《毛泽东诗集》，“哗哗”地翻开来，指着一页对我念道：“你看这'枯木朽株齐努力’，说的是红军，又说的是咱们，咱们多像树啊。”
我顿然，爷爷口中的“咱们”，诚然是指他们那一代人，从缺衣少食的艰苦岁月中走出来的那一代人。而青树，不仅仅是爷爷老来的“折腾”，更是一种情感寄托，一种精神给养，它象征着艰苦奋斗的一代人，象征着多难兴邦的一个民族。
透过医院的窗户，院外阳光如注，杨柳正盛，我于是笑道：“您看，如今咱们的国家不正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吗？”
执拗如爷爷，这次却没能拗过他的儿女们。爷爷的肺向来不好，又嗜烟如命，出院后，他想要继续护林的愿望落了空，被家人们“勒令”住进了城里的三嬢家。
俗话说“踏遍青山人未老”，而爷爷的老年生活是被迫开始的。城里，爷爷的日常起居皆有人照料，但他总觉得少了些滋味，按他的话讲，叫“苦日子过惯了，享不来清福”。
而后，青莲村道路硬化逐渐完成，我们带着爷爷一路驱车前往天宝山，曾经坑坑洼洼、崎岖不平的土路变得开阔平整，远远望去，天宝山上一片郁郁葱葱，沿路过往着不少车辆和行人。
黄大伯赶着鸭子路过，见着我们分外亲切，向车里喊道：“老支书，你可算回来了，天宝山热闹得很哪！”爷爷的眼皮子耷拉着，浑浊的双眼闪过一丝疑惑，我凑近说：“今天是植树节。”他黝黑泛红的脸上潮起笑意，面部的皱纹如沟壑般延展开来，他不住地点头：“植树节？好节，好节。”
从天宝山上下来已近黄昏，爷爷蹲在山脚的土坡旁，从贴身的衣服口袋里摸出一块胶纸口袋，展开来，是一条条寸许长的烟叶。记得医生嘱咐过，爷爷的状况不能再抽烟，我匆忙看向父亲，他的表情淡淡的，没有阻止。
“豆娃子，莫紧张，我就闻闻这烟叶子味儿，真香哪。”爷爷“嘿嘿”地笑着，把烟叶凑到鼻间，深深的吸了一口，许久没有说话。
没想到这竟成了爷爷最后一次护林。
历过一整个冬日的沉寂，天宝山的青树又葱绿了。在那个草长莺飞的季节，爷爷将生命融入泥土，与他亲手种下的青树一同生根发芽、向上生长。
站在天宝山的山脚，我仿佛又回到了还在草地里捉蟋蟀的年纪，在叶子烟缭绕氤氲的雾气中，爷爷的身影如伫立的磐石，他望着天宝山，我望着他，直到那满山的青树渐渐模糊了他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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