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数天一直在重温百家讲坛《大国医》系列节目,在欣赏《李东垣》一节中提到补中益气汤的立方思路。其中十分珍贵的论述是提及
为何补中益气汤衍生自四君子汤但却去掉四君子汤中的茯苓?罗大中的观点是:茯苓为泻脾湿之药,脾胃十分虚弱时已不适合再行泻法。。。。
刚好,今天课堂上研读明朝名医俞嘉言的著作——《医门法律》,其中章节“先哲格言三十九”中提及用药禁忌时提两句说话十分振聋发聩,原文如下:夫真水衰極之候,切不可服烏附等補陽之藥,恐反助火邪而爍真陰。
元陽虛甚之軀,亦不可投芎苓等辛散淡滲之劑,恐反開腠理而泄真氣。
当中句二所提及的茯苓本为妇孺皆知的补脾佳品,列为《神农本草经》上等药,据说有人统计古代留存所有方剂后发现使用率最高的药物就是茯苓。本人一直存在疑惑,为何不是所有补中的方剂都使用上茯苓呢? 直到今天看到此文方恍然大悟。
回看补中益气汤,君药正是固表补气的黄芪,而俞嘉言又正恐茯苓开腠理,如此看来,当年李东垣也因担心茯苓与黄芪药性相反而弃用茯苓。此可真谓英雄所见略同矣!
补注:《脾胃论》中提及升阳益胃汤的方解有如下文字(节录):
服药后,如小便罢而病加增剧,是不宜利小便,当少去茯苓、泽泻。
——肺之脾胃虚论
可见茯苓与泽泻同为利小便药。
而茯苓在什么时候是特别需要考虑使用的呢?近阅王好古《阴证略例》,在提及理中汤加减法中,王氏云“悸者,加茯苓二两”,而苓桂术甘汤为治疗心悸的代表方,可见该方中茯苓的关键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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