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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龙:散说巫文化思维对散文创作的影响——在中国第八届西部散文论坛上的发言 (总319期)

唐文龙  好文、好摄影、好画画,有过获奖,有过文字在各类报刊杂志刊出,出版有个人通讯作品集《小人物讲大道理》。






为了今天能站在这里发言,我开了八个多小时的汽车,这中间翻过了大巴山脉,也穿过了秦岭,作为一名业余时间坚持散文写作的年轻人,我为能在这里进行八分钟左右的发言,而进行八个多小时的长途驾驶感动,并真诚地感谢。

我要感谢大会组织者给我这样的一个发言机会,更要感谢我家乡的先民们,早在五六千多年以前,也是通过我这次行进的路线,把一种神秘的、远古的文化形态,从长江流域传播到了黄河流域。

这种人类懵懂时期发展起来的巫文化,就诞生于我的家乡:大巫山地区。也因为巫文化,在三峡腹心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两个以“巫”命名的城市:巫溪和巫山。

在上古时期,因为一名叫做“巫咸”的人,被尧帝分封在今天三峡腹心的巫溪宝源山地区,带领族人熬制食盐,炼制丹药,进行繁衍生息。于是,这里成为我国最早有人类发现并利用地面盐泉的地方,至今仍然保存着全国唯一一孔尚在流淌的上古盐泉。有众多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显示,今天的陕西西安、安康、汉中、商洛,湖北武汉、十堰、宜昌,四川成都和云南、贵州、湖南等众多地方在不同历史阶段,都食用以巫溪宝源山盐泉为代表的三峡食盐。

先民们在贩运巫盐的同时,也将诞生在这里的巫文化带到了所有炊烟升起的地方。

于是,文化的交融就在有意和无意中产生了。

盐道之上,巫文化融合了秦风、楚韵、巴俗等众多文化特征,经过不断的沉淀、积累和发展,整个秦巴地区成为了我国继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甘青地区(包括西藏)马家窑文化、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江渚地区良渚文化和燕辽地区红山文化之外,又一处中华文明起源文化的重要区域。

巫文化作为人类的起源文化,是发展的,也是变化的;又因为是母态文化,所以还是坚韧的,也是脆弱的。所以我们今天谈论的“巫”“巫术”,和远古巫文化之间,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

巫文化融汇了天文地理、人文数理、医卜星象、五行八卦、祭礼娱乐的总和,诠释了中国传统的道、哲、理、文,并渗透影响了阴阳学说、老庄思想、屈原诗歌、孔丘仁义。这样厚重的文化底蕴是影响了众多艺术门类的,比如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散文创作。

所以,崇尚“天人合一”“万物有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巫文化思维出现在了历朝历代众多著名散文作品之中。

于是,屈原披头散发,亦歌亦舞,问天问地,问先贤问祖宗。屈子,其实就是古之巫师,唱祭祀神灵的《九歌》,问山问水问参天的《天问》,与《山鬼》同眠,写《离骚》绝句。飘逸洒脱、神秘离奇、酣畅淋漓,众多的巫文化意象出现在了屈原的字里行间,“巫咸”“巫彭”“少司命”“大司命”“山鬼”等众多巫师形象被描绘出来,想象丰富奇特,境界恍惚迷离,场面恢宏壮丽。

于是,庄子在《逍遥游》《人世间》《德充符》《大宗师》等众多散文名篇中,极赋浪漫主义色彩,他让斑鸠、甲鱼、蛇和树木、铜铁可以说话,用它们进行人文化的比喻,想象之奇特,形象之生动,风格奇幻、气象宏恢、行云流水,自然成文。

不仅在古代,近代作家的许多作品也深受巫文化思维的影响,众多与巫文化有关的意境被营造出来。

萧红,散文化的写作手法进行小说创作,在她的众多小说和散文中都多描写热烈悲壮的时代画面,而作品中有关巫性行为的具体描述,对于作者为情感的表达提供了一种合适的载体,从而表现出一种悲凉、忧郁,带有控诉语调的感情氛围。

而在沈从文的《我的教育》《湘西》等散文作品中,巫文化活动中这种原始、自然、朴素的生命形式是值得尊重的。这些以肯定性人物形象出现在作品中的巫师形象,以及他们行巫的活动场面,代表了楚地巫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在创作主题上呈现出含魅的倾向,为作品的叙事呈现出一种飘飘忽忽、似真似幻、让人捉摸不透的意向。

由于地域的差异和作家本身价值取向还有思想情感的差异,他们对巫文化的描述又呈现出各自的风貌。比如萧红在作品的描写中透露着对相对来说迷信落后的神(巫)文化的一种反叛,多是再现这种“愚昧落后”的风俗习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而沈从文的笔下,却是具有浪漫精神和怀古色彩,洋溢着自由、浪漫的巫文化精神,表达着对古老的巫文化是一种精神上的继承和发扬。

当然,巫文化对于散文创作的影响,在古代不仅仅只有屈原和庄子,在近现代也不仅仅只有萧红和沈从文。

个人浅显的分析,巫文化思维对散文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抒情方式、审美意蕴和叙事特征三个方面。

首先是抒情方式。巫文化是以巫咸为代表的“灵山十巫”在大巫山地区创造的一种母态文化,营造的是一种“不耕种有食物,不织布有衣穿”“鸾鸟自歌,凤鸟自舞”逍遥极乐的社会环境。这种理想乌托邦的意象已经植根于巫文化的血脉之中,这种具备寻根文化、乡愁文化的意境自然或不自然地流露在了众多散文作品的创作过程之中。

巫文化倡导的古老朴素的生活观念,以自由的精神统领着,以人性的自然发展为最诚实的生活规范,这种原始自然的生活理念和态度是和正统的儒家思想相背而驰的,对于这种充满神力和生命力的世界中自由的生活态度,是适合散文家们进行抒情创作的。特别是那些大胆的原始的情爱表达,正是融入了巫文化的元素,乘着巫文化的自由神韵之风,对于人性张扬和对自由浪漫天性的追求的肯定,蒙上了一层巫文化精神的光彩。作为一个民族心智的产物,蕴含着人们对于理想的追求和展望,这是一个民族的古老符号学和久远的历史积淀。

再是审美意蕴。巫文化展现的是一种自然和谐的生态美,是一种自由、健全、灵动、和谐气氛,这为散文作家提供了“自然和谐”的人生理想与审美理想的交融,为散文作品提供了获得较高审美价值。优秀的散文作品体现的是一种源于自然、回归自然的独特美学和生态思索,展现的是作者对于故乡、对于本原的生存状态的关切,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散文创作中的天真自然、水到渠成,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追求,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学思索和生态学思索,更是对自由人性内涵的追求和对人生命哲学的探讨。

最后是叙事特征。巫是人类懵懂时期知识分子的代称,他们担任了知识的传播和记录功能,也是人类最早的史官。巫文化中所蕴含直觉的思维方式,强烈的神话意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正好来演绎散文作家的创作心态,创作中把对故园的留恋和思念,对故事的讲述和对人性探讨,对自然的思索和对生命哲学的解读,综合成独特的叙事自觉。当然,这种叙事特征有“纪实性”,也有“虚构性”,它们交错互生,甚至还可以看到诗歌、戏剧、书法、美术等各种艺术门类的影子,这是巫文化的文化特性决定的,也是散文的文体形式决定的。

前面说过,巫文化作为人类的母态文化、懵懂文化,它神秘,具有生命力,同样也脆弱不堪,所以在中华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巫文化无所不在,但又被逐步剥离出主流社会。时至今日,“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这些远古巫文化的核心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装神弄鬼画符念咒这些违背客观规律的糟粕只能被逐渐遗弃。

中国乡土凝固的文化形态也正面临着裂变,城镇化进程的新景观正在被广泛书写,散文创作既对包括巫文化在内的众多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发扬,又对城市文化产生的多元思维进行剖析和辩证思维,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现过程中,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从宗教和文学的角度上来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中国文学特别是散文语境丰富性的具体体现。



《重庆散文》

      顾问       邢秀玲      

主编       刘建春

主编助理兼责任编辑   莫衍琳



重庆市作家协会主管

重庆市散文学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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