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作家要有坚守和操守
《西部时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
冯积岐
记者：问好冯老师！今年3月份，您出版了长篇小说《粉碎》，题材依然是围绕陕西农村的常人常事，但它深刻的传达了人在肉体粉碎的同时，其精神和道德也不复存在的理念。目前这部作品的情况如何？
冯积岐：《粉碎》出版后，得到了读者的好评和关爱，好多读者打电话或者写信给我，给予这部作品好评。作家郑金侠和评论家吴妍妍分别在报纸上写评论文章，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分析探讨。《长篇小说选刊杂志在2012年第3期，对《粉碎》进行了推介。也有读者认为，这部作品的结尾应该写的更细腻一些。我对这部作品是比较满意的，作品中灌注了我对人生和人性的深刻体验。作品在发排时，我的责任编辑乐渭琦先生打电话说，作品在他们社反响很好。他说，这部作品应该获奖才对。对此，我不抱奢望，作品究竟写的怎么样，让时间来验证吧。
记者：在此之前，您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带有浓郁的“土味”，如《村子》、《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等，这似乎更符合“艺术来源于生活”的观点。请问是什么促使您三十年如一日地为秦川而歌、为秦人而唱？
冯积岐：我曾经说过，我的写作有三个“背靠点”，其中之一，就是我的乡村生活。我初中毕业之后，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多年，也就是说，当了二十多年的农民，对农民的生活我有很痛彻的体验。我认为，支撑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还是农民、是大地。农民的命运，就是这个民族的命运。我的父辈，我的兄弟姐妹还有好多好多，现在依旧生活在我生活过的土地上。他们和这个民族一样多灾多难，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挫折，他们勇敢的活下来了，生活之火，在他们心中永远不会熄灭。尽管，他们的肉体受折磨，灵魂受煎熬，可以说，有时候活得就不是人，可是，他们从不沮丧，从不后退，把生活挑在肩上，朝前走。尤其是，每当我想起早逝的父母亲，就想大哭一场，父母亲的一生艰难备至，愉快的日子屈指可数，可是，他们给儿女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那就是做人的准则。我从父母亲身上学到了人的坚韧、忍耐、宽容、善良、勤劳和利他主义的品质。我的许多作品其实是为父母亲而歌的。特别是母亲，有多大的冤屈，她都能默默的吞咽下去，有苦她自己受，从不转嫁与他人。
我的书写不只是出自某种责任和义务，而是来自内心的吩咐，来自灵魂的吩咐。
钱穆先生说，所谓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人。钱穆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绝大多数是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民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他们身上的美德不光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这个民族最闪光之处。这种美德体现在我的父辈和我的乡亲们身上，我对他们的书写，也是对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的肯定。
记者：每个作家都期望建立属于自己的“乌托邦”，您成功的塑造了“松陵村”，它不仅仅是个小地方，更是中国乡村历史和民族精神的隐形载体。
冯积岐：你说的很对。我笔下的“松陵村”和福克纳所虚构的美国南部的那个小镇意义是一样的。它是小说意义上的空间，也是我传达对人生对人性对这个时代理解的载体。我认为，这块“邮票大”的地方，是整个中国乡村的缩影。读松陵村就等于读关中西部农村，读共和国版图上的任何一个农村。这个民族的所有不幸和有幸，这个民族的灾难和狂欢，这个民族的笑颜和眼泪，我全部浓缩在了松陵村。我构建的松陵村有高大、伟岸、挺拔的白皮松，有古老的帝王陵墓，有占领和被占领，有杀戮和反抗，有古典式的爱情和乱伦、放纵，有汗水和功名，有奋斗和失败，有天灾和人祸。总之，这个民族历经过的，松陵村都历经过。
松陵村不只是依一个地名而存在的，它是活的，有血有肉，有灵魂。它固然是我虚构的，它已活在故乡人的心中，活在千千万万个读者心中。
一个好的作家，如果心中没有这么一个“邮票”大的地方，他的“背靠点”就坍塌了。
记者：去年底，您的作品《村子》入围第八届茅奖，但遗憾的是未笑到最后。您是怎么看待中国文坛的评奖的？
冯积歧：《村子》未获茅奖不只是我个人的遗憾。我毫不脸红地说，这是读者的遗憾，是当下大陆文坛的遗憾，也是这个文坛的悲哀。《村子》是去年六月份被凤凰网连载的，仅仅一年两个月，点击量超过了四千万。近几年来的任何一部严肃文学都没有达到这个量，而那些茅奖获奖小说，点击量只有几万、几十万。《村子》在陕西人民电台的两个台播出了三次，我曾经在电台和听众做过一次交流，那些听众大都是农民，他们说，《村子》写得太好了，他们说，我所写的田广荣、祝永达、马秀萍就在他们村子里。他们说，他们宁肯推迟吃饭，也不耽误听播放《村子》。他们问我，《村子》为什么不拍电影、电视？我无言以对。听众对《村子》的喜爱，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最近，北京一个和我素昧平生的资深评论家来陕西说，《村子》很震撼，《村子》是他读过的当代小说家最好的小说。今年四月份，陈忠实老师在一次访谈中为《村子》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和声誉为我而鸣不平。网上对村子的好评多达几百条，读者是可以看到的。
我觉得，不公正的评奖是对作者的不尊重，欺负甚至侮辱。足坛有谢亚龙、南勇等败类，文坛未必没有。我渴望得到公正的评价，但是，我不是为获奖而写作的。我记得邵燕祥老师给我说过的一句话：时间会证明一切的。我也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民主化的推进，评奖机制会健全的。
记者：随着作家马原携带《牛鬼蛇神》“复出”，先锋文学再次被人忆及，曾经对先锋小说有所探索的您，如何看待被过度阐释的当代文坛？
冯积岐：现在看来，理论界当时对“先锋文学”的定位未必确切。过来的人都知道，当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欧美文学如海潮一样涌进中国文坛，一批有勇气的作家们开始了有勇气的探索、实践，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进步。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我大量地阅读了欧美文学以后，也进行了一些实验和探索。我觉得，这些探索，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否定和颠覆，恰恰相反，是如何吸收欧美文学的精华和本土文学传统相融合，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不至于使“先锋”文学落在一个词汇上。“先锋”文学不是技巧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我至今认为，当代中国的小说家，还是要向欧美的经典学习，勇敢的进行探索和实践。我说过，当代中国的小说水平和欧美小说的水平相差五十年甚至一百年。
作家固然不需要象谭嗣同那样以血醒世，但作家需要有勇于创新的精神。讨论什么是汉语写作本来就很无聊。我认为，凡是用方块汉字写出来的小说，就是汉语写作。
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有自己的坚守。不要轻易认同。
要马原再回到当年的“先锋”状态是无稽之谈。当下的文学环境已彻底改观。当下的文学在堕落中发展和进步。
记者：当下网络文学兴盛，是否对传统文学和以传统的方式进行创作的作家来说是一种冲击？
冯积岐：不是冲击，恰恰相反。这种说法把网络读者群和纸质读者群对立了，把传统和网络对立了。似乎是，在网上写作的必定是三流四流作家，从事纸质写作的就是一流作家。不是这样的。民间有高手。被主流认可的未必能留存于文学史。经典作品精英能接受，平民也能接受。网络是每个写作者的舞台，只要你写出好作品，在网上更能赢得大量读者的。决不能说，网上就不传统。这和传统没关系。
记者：挂职算是另一种方式的文学探索吗？您对中国文学有哪些期待？
冯积岐：挂职有多层意义。官方有官方的解释，挂职者有挂职者的需求。我们省的老作家柳青、王汶石等人，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就挂过职，这不是新鲜事。是否有收获，因人而异。关于中国文学，我在接受《陕西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过，好作品没有在获奖名单中，没有在书店里的书架上，好作品在作者的抽屉里压着。文革前十七年，文学只受政治一层压迫；现在，文学受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在各个领域，政客、流氓、奸商、混混子不少，文坛也一样。钱理群教授说，我们的学校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培养精致的机会主义者。在文坛，机会主义者更容易得手。当然，我不是环境决定论者。斯大林时期，苏联照样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尔加科夫等大作家。对于当代文学，我的担忧多于自信。如果说有问题，更多的问题在于作家自身。作家不仅要有坚守，更要有操守。
记者：相比整个中国文坛，陕西作家给人务实的印象最大，这似乎也是文学陕军爆发力的源泉。正因为如此，坚持回归本土对创作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冯积岐：陕西作家的创作，路遥曾经一言以蔽之：象牛马一样劳作，象土地一样奉献。秦人的全部优点和缺点就是：诚实、能干。有人曾给我下定义：用生命进行写作。
我曾经给青年作家说过，自己的地里满是金子，为什么要扛着镢头在人家的地里去乱刨？牢牢的贴紧自己的“背靠点”，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去挖掘，就会出好作品。我这里所说的，可能和批评家在理论上核定的“回归”有点不一样。批评家所说的“回归”有指指点点的意思。其实，作家的路数很简单：有什么体验就写什么，不存在“回归”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