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主编韩作荣访谈录

　　
　　作者：韩作荣
　　
　　龙源记者：韩主编，您好！您有两个身份，一是《人民文学》的主编，二是著名诗人。因此此次对您的访谈根据您这两个身份分为两大块内容。
　　首先，我想就《人民文学》杂志问您一些问题。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界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刊物，并和共和国一起诞生、成长，共同走过了56年的风雨，《人民文学》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韩作荣：正如首任主编茅盾先生在《发刊词》中所言：“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
　　《人民文学》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是一种文化承担，是呈现中国当代文学神奇、美丽、丰富的创造力的责任。它将通过不同形式与丰厚内涵的作品，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龙源记者：《人民文学》的办刊宗旨和定位分别是什么？
　　韩作荣：《人民文学》是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水准的综合性文学月刊。刊物所发表的作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顾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不同体裁的文学精品。作品主体为名家的代表作、文学新人的成名作、实力作家的获奖作。
　　《人民文学》的办刊宗旨，即具体地体现“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继承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吸收整个世界文学的精华，尊重创新意识，遴选文学精品，展示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水准的不同体裁、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作品的新风貌。
　　刊物关注作品的现实性，即提倡深入地关注生活现实与人的当下生存。当然，这是那种能发现和揭示现实背后的真意，对现实有深入、透彻的理解，能入脑、入心，有心理冲击力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不该是爆竹，一点就炸，虽有短暂的轰动效应，但随之自己毁灭和消亡。在关注作品现实性的同时，刊物不忽视作品的艺术品位，让《人民文学》所发表的作品都有着恒定的艺术高度，并抵达精神的高度与人性的深度。
　　《人民文学》提倡现实主义写作，并以其为刊物的基本的艺术品格，但并不排斥不同写作方式所创造的各不相同的形式的作品。那是具有艺术新质、具有代表性的出类拔萃的作品，而非赝品。
　　龙源记者：《人民文学》的拳头产品是什么？对于所刊发的文章，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标准？什么样的文章才能称得上是好文章？
　　韩作荣：《人民文学》的拳头产品是中篇小说，每期发三部左右。中篇小说因其紧凑的、由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构成的美学整体所呈现的生活的丰富与驳杂，以及人物、情节的引人入胜而拥有广大的读者。所发中篇也因质量上乘和好读受到好评。
　　所刊发的文章，当然有自己的标准。好的内容与艺术特色被称为两个标准。实际上，两者是内在、统一于一体的一个标准。
　　一部好的作品，如同有生命的人一样，他（她）首先应当是健康的，体内没有致命的疾病和毒素。他（她）应当骨肉匀称，既不得肥胖症，也并非骨瘦如柴。至于他（她）最惹人喜爱处是眼睛、鼻子、嘴唇，还是秀发、纤指和胡须，那就是细节的魅力了。所谓血肉、风骨、性格、气度、格调，都由人而喻，所谓文学就是人学。
　　我觉得，好作品首先应当好看、好读，有吸引力和对心灵的穿透力，并能给人以陶冶、启迪或震憾；读后长而不觉其长，短却不觉其短。
　　好作品应当有对生活的敏感，艺术的敏感，对生活、事物有深入的理解和发现。不是人们看到了什么作家才写什么；而是作家写出了什么，人们才看到了什么。
　　好作品还应当有重要性，它又不仅仅是作家写出了什么，而应当是作家创造了什么，对艺术有什么新的贡献。它应当是感性和理性都达到了极致而又融合在一起的作品，如同钢铁，可以融化，却不失去本身的重量。
　　龙源记者：请您分别介绍一下《人民文学》的编辑队伍、读者群体和稿件来源渠道。
　　韩作荣：《人民文学》长期以来质量得以保证，与其有着一代又一代高素质、责任感强，并有着良好的职业道德的编辑队伍有直接的关系。
　　上世纪五十年代，任全国文协主席的茅盾先生，作为首任主编，仍抽出时间看稿，为作者复信。
　　副主编秦兆阳先生的胆识和洞见，成为后世批评家、编辑家的典范；李清泉先生作为编辑家的识见和其对文学新人的推举，今人难忘……
　　常务副主编崔道怡先生，曾被誉为“中国四大名编”之首；副主编周明先生，曾为当代报告文学、散文的兴起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朱伟作为出色的小说编辑，在作家中颇有威望……
　　目前，《人民文学》由副主编肖复兴、李敬泽两人每期轮流终审整本刊物，最后由主编把关。
　　肖复兴为名作家，著作颇丰，亦有较长的编辑经历；李敬泽为散文家、批评家，亦出版多种著作，并从事编辑工作多年，推出诸多的获奖作与文学新人。
　　编辑部现有6人：主任宁小龄，副主任程绍武，资深编辑、小说家杨泥、编审陈永春，编辑李平，新任编辑小说家徐则臣。
　　另有事业发展部的商震、朱零、冰峰亦参与部分编辑工作。
　　可以说，刊物所有的作品都经这些编辑之手发表。人员少，工作量大，是他们保证了刊物的质量，并为刊物赢得了荣誉，同时也延续了《人民文学》的优良传统，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扎扎实实的贡献。
　　《人民文学》的读者定位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文学爱好者，以成年读者为主，并广泛地吸引有阅读能力的非文学爱好者。
　　《人民文学》的稿源为广大的老中青作家与业余作者的作品。其中少部分为编辑部的重点约稿，大部分作品为自然来稿。
　　龙源记者：《人民文学》的卷首，《留言》替代了《编者的话》，这是否是为了拉近和读者的距离？
　　韩作荣：将《留言》置于卷首，不仅仅是为了拉近和读者的距离，它体现刊物对读者的尊重。刊物是为读者办的，因而读者的意见是编者所面对的首要问题。
　　《留言》也是读者、作者、编者共同发言的地方，旨在以简要的文字让三者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
　　龙源记者：“首届国家期刊奖”、“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命名‘双效’期刊”，面对这些荣誉，您更多感到的是动力还是压力？
　　韩作荣：实际上，国家期刊奖举办过三届，《人民文学》就已蝉连了3次，其中两次获得金奖，一次获得银奖。这首先得感谢支持本刊的诸多作家和广大读者。没有出色的作品，便不会有出色的期刊；没有热心的读者，刊物也办不下去。当然，也要感谢专家、评委，感谢他们以专业的眼光，以公正和负责任的态度给刊物以肯定。
　　这是集体的荣誉，凝聚着所有编辑和工作人员的心血。荣誉的取得与整体素质、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和强劲的责任感有关，更重要的是全体同仁对文学的热爱，甚至敬畏和痴情，这是真正的动力。过于关注荣誉，刊物难以办好。我们所关注的是如何办好每一期。
　　龙源记者：《人民文学》是中国作家的摇篮，众多的名家当初亦是由《人民文学》造就的，如蒋子龙、刘心武、韩少功等。在对新作家的培养上，《人民文学》是如何去做的？近期推出哪些代表性的新人？
　　韩作荣：编辑部主要的精力放在那些确有实力、处于上升状态，但尚未走红的作家身上。热情、积极、耐心、细致而又严格、挑剔地对待这些逐渐成熟的作家的作品，一旦产生佳作、力作，便不惜版面，予以隆重推出。
　　但作品的遴选必须是严格的。因为名家是由作家自己的作品造就的，看上去和刊物有关，本质上却无关。我常常和一些作者讲，不要怕退稿，那些可用可不用的作品，即使发表了也不会有大的反响。如果刊物发表的是平庸之作，让读者对作家的水准和能力产生怀疑，这样的发表比不发表还要糟糕。因而，有时退稿倒是对作家的尊重和爱护。刊物总体上对质量的要求很高，一旦作品荣登刊首，对作家也有一种“命名”的作用。
　　《人民文学》设置了“新浪潮”专栏，发表从未在全国性刊物亮过相的作者的作品，不同体裁的作品均在其中，并配以简要的作者介绍。《新浪潮》中有的作品有实验与先锋性，是潜在的新的写作潮流的先导。但这样的作品不会成为《人民文学》的主流。因为“先锋”只能是极小的部分。如果说文学是一把刀，先锋只是其刀尖部分，尖新、锐利，但同时也脆弱、易折。刊物更多的作品是刀身部份，坚实、厚重，但也同样锋利。
　　刊物近期推出的新人，正引起文坛普遍关注。如小说家晓航、孙惠芬、须一瓜、杨少衡、荆永明；散文家周晓枫、朝阳、格致等。诗人则更多，每期都有1-2人。
　　龙源记者：《人民文学》曾推出《班主任》、《无主题变奏》、《红高粱》、《歌德巴赫猜想》、《玉米》等大量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文学作品。近期推出了哪些力作？
　　韩作荣：近两年来的重要作品，首推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是具有现实深度和人性深度的力作，其尖锐程度、艺术素质，明显高于同类作品。另外，林斤澜的《去不回门》，韩少功的《山歌天上来》，晓航的《师兄的透镜》，是老中青三代作家近期探索的佳作，用有的评论家的话说，“这三位作家都值勃发期，《人民文学》拿到的是他们最好的作品。”
　　龙源记者：2003年12月，“全国文学期刊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郑州召开。与会的主编就期刊与市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大部分主编认为，文学期刊目前不具备走向市场的条件，其中15%的主编认为，纯文学期刊“完全不可能”走向市场。对此，您是如何看待？
　　韩作荣：说文学期刊“完全不可能”走向市场，这话有些绝对。因为确有文学期刊有几十万的发行量。我认为，文学期刊可以走向市场，但难以成为真正的畅销期刊。
　　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学期刊也是很难走向市场的，多由一些基金会、财团或政府资助，且卖出的极少，多为赠阅。或许真正成功，发行近百万的是美国的《纽约客》，其刊发的一些小说，但也不是我们所办的这种纯文学期刊。
　　诚然，文学期刊走向市场需要条件，但我认为文学期刊无法畅销还在于文学本身，甚至和刊物办得好一些或差一些没有太大的关系。小说和通俗故事，诗与流行歌曲，散文与流行酒桌上的段子相比，永远也流行不起来。当然，我不是说雅文学和俗文学有高下之别，其各有精华与糟粕，只是文人作品与通俗读物相比，后者与大众更有血缘性的关系。
　　龙源记者：《人民文学》从80年代鼎盛时期百万份的销量下降到如今的五、六万份，结合着文学期刊的发展历程，您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您认为文学期刊的未来是怎样的？
　　韩作荣：原因很复杂，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局面。
　　一个“没有小说、没有诗歌”、连续十年与文学绝缘的年代，突然有几本文学期刊面世，打破了空话、套话与假话的话语系统，受到欢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十年内乱，饱受伤害的心灵需要抚慰。经受太多苦难的作家重新执笔，表达的是时代与民众的心声，文学甚至成为“拨乱反正”的先导，触动了亿万人民的心理期待。当文学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人的意志、尊严，甚至成为人的扬眉吐气的代言工具，成为生存需要的时候，受到欢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当一切趋于正常，文学不再承担这种特殊年代的特殊使命的时候，文学回归了本体，不再引发轰动效应，其发行量骤然下降，也是必然。
　　当物质消费的膨胀性力量主宰了世界，“运思的人越少，文学越寂寞”，当夜总会、歌舞厅和五花八门的娱乐业雀起，甚至连低俗的、香艳的地摊读物也斗不过毛片，严肃、庄重的文学刊物自然也会少人问津。
　　还有文化传媒方式的演变，电子传媒逐渐地取代印刷传媒，电视、电脑的普及以及年轻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亦夺走了大量文学读者。
　　当然，文学期刊发行量的下降也有其本身的问题。譬如，一些作品不再关心人的痛痒，不说人话，过于玄虚，过于圈子化，只追求“小众”的趣味，不顾及大众的审美需求等等；还有一些所谓的“作品”只重题材内容的重大，缺乏起码的艺术品格，与文学没有什么关系，也败坏了文学。
　　不过，我认为，文学有病还源于社会有病。当冷漠、猜疑、过度的自我中心隔绝了人心，以及欲望的贪婪替代了精神追求，这是文学无法发达的社会原因。一个社会，没有比缺乏信仰更可怕的事情了。
　　可我仍然认为，情感不灭绝，文学便不会消亡，一个社会缺少什么的时候就是最需要什么的时候。人需要审美来陶冶自己的灵魂。一个格调低俗、缺乏审美情趣与素质的人，是何等无趣的人啊！而人的最佳生存，则是一些诗意的生存。我认为，文学期刊作为人生存的内在需要，仍将以不同的方式生存下去。
　　龙源记者：《人民文学》为新中国第一份全国性文学期刊，因为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多年来被看作是“纯文学的圣殿”。在守护文学的理想和顺应市场的要求这两方面，《人民文学》是如何协调统一的？面对市场，《人民文学》做出了哪些应对措施？
　　韩作荣：首先是保持刊物恒定的水准，力求发表那些当下最好的文学精品，以取得作家和广大的文学爱好者的信赖，简言之，就是以质量求生存和发展。
　　改变编辑和发行两张皮的状态，加强沟通，及时反聩读者信息及市场信息，作为遴选作品的参考。要求所编发的作品在不失水准的前提下，好看、耐读，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心理穿透力。
　　除邮局的订阅外，加强邮购、以及零售的份额，并逐步形成、扩大自己的销售网络。
　　加强广告的收入，这也是刊物走向市场的重要标志。
　　龙源记者：2000年《人民文学》作了一次全面的改版，请您具体谈谈，改版的目的是什么？5年过去了，所取得的成效如何？
　　韩作荣：2000年的改版，初衷是想拉近刊物和读者的距离，扩大刊物的发行量。当时考虑到散文、随笔、纪实文学较受读者欢迎，因而刊物缩减了小说的比重，加大了散文和纪实文学的篇幅和分量，诗歌的比重未变。
　　那次改版，只是文学体裁容量的调整，并没有改变办刊的宗旨与编辑方针，下了很大的力气，也发表了一批好的作品，但效果并不理想。
　　龙源记者：改版后的《人民文学》，“跨文体写作”持续挑战着传统文学“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的文类界限，这种挑战的最终结果，是否意味着文学期刊“四大板块”——“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的消亡？
　　韩作荣：《人民文学》多年来，包括2000年的改版，并没有发表什么具有挑战性的“跨文体写作”的作品。如果说小说和散文笔调淡化情节和人物，诗多了部分叙述成分以及对细节的关注，这样的改变还是有的。
　　文学、艺术，甚至科学，一切创造在最高层次上都是相通的，因而，一切“跨文体写作”的尝试和探索，本质上并没有离开文学。
　　可具体说来，不同体裁的作品还是有不同的特征。如果说小说是饭，诗则是酒；散文是散步，诗则是舞蹈。一个人总不能只喝酒、跳舞，而不吃饭和走路吧？因而，我看这文学的“四大板块”不会消亡。而文学期刊形形色色的栏目，也只是花架子而已，稍加归类，都越不出这“四大版块”。
　　龙源记者：《人民文学》近期还会有什么改动吗？
　　韩作荣：实际上，《人民文学》2000年的改版只持续了两年时间。从2002年第一期起，《人民文学》又恢复了以小说为主的定位，每期中短篇小说的篇幅多达100页左右，诗、散文、报告文学只占40页左右。这样的作品比例持续至今。今后，根据情况可能微调，便我担任主编期间不会改变。
　　龙源记者：从当年的风光无限到陷入窘境，纯文学期刊无一不努力寻找突围纷纷改版，还有一些月刊都前仆后继地改为半月刊，以缩短周期、丰富内容来扩大发行量，您怎么看文学期刊改版热？
　　韩作荣：确实是前仆后继，处于挣扎状态，多少带一点悲剧意味。
　　改为半月刊，扩大品牌效应，应当先有有效应的品牌，然后才可能有扩大的效应。原本就日渐萎缩、少人问津的期刊无法脱胎换骨，小打小闹，改刊之后既增加了成本，又进入不了市场，也只好收摊。
　　文学期刊不能改弦易张，亦无法另起炉灶，开创期刊界尚未有过的新刊，只能在文学这条路上折腾，即使一窝蜂般地涌向“校园文学”、“小说类选刊”，也只能是相互抄袭，难以挽救文学期刊的颓势。
　　再说文学资源也有限。有如一个果园，好果子只有20筐，你却编了40个筐子，只能装些次果子了。
　　改刊偶尔成功的，也只能是例外，而成功也是其潜在的功利意义在起作用，况且这种成功与真正的畅销期刊相比，也有限。所谓文学期刊的改版热，也是自己在发烧，市场依旧是清冷。
　　龙源记者：茅台酒厂以协办方式与《人民文学》长期合作，与企业联姻是否为那些因失去了政府拨款陷入资金危机的期刊在市场出路的探索上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模式？
　　韩作荣：这是两个品牌的强强联合，是创造力对创造力的相互肯定，是物质与精神最精华部分的交融。
　　我钦佩茅台人的远见卓识，因为企业的长盛不衰需要深厚的文化根基。茅台人对文学的投入，着眼的是关注民族的灵魂和人的审美素质的提升，如同酒那特有的“茅香”一样。
　　从另一个角度讲，能够“给予”是企业强大和能力的象征。对公益事业的投入、尤其是精神创造的投入，也是企业自身价值的体现。有如爱情，有能力相互给予才有快乐和幸福。当然，给予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相互间心灵的心心相印。
　　《人民文学》也竭尽自己的力量，给茅台集团以应有的智力支持。或许，这叫“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吧。
　　龙源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被称为“文学国刊”的《人民文学》与被称为“国酒”的茅台酒厂联姻的“茅台杯”人民文学奖这一奖项，和别的文学奖项相比，它的亮眼之处在哪里？
　　韩作荣：“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是《人民文学》的年度奖，即评出每年在《人民文学》所发表的优秀作品——三部中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两组诗、两篇散文。获奖者九位，作品体裁比例偶尔有小的调整。
　　其特点是，茅台集团对发表于《人民文学》的优秀作品予以物质奖励，并不要求回报，体现了茅台人的胸襟和气度。
　　另一个特点是，评委由三位作家、三位批评家、三位读者组成，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作品的取舍，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同志不参与任何意见，以体现评奖的公正性。
　　龙源记者：《人民文学》首任主编是茅盾，艾青、丁玲相继任副主编。多年来，王蒙、刘心武等诸多名家也都曾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一职。现任主编的您，比较于往届主编前辈，是否感到压力？是否在寻求自己风格的突破？
　　韩作荣：我在《人民文学》工作已过23年，加之以前在《诗刊》、《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的编辑工作编龄已近30年。仅在《人民文学》，便已经历了四任主编的领导。
　　不仅是那些大名鼎鼎的历任主编、副主编，连同那些老主任、老编辑，都是我的前辈、师长。是他们言传身教，一点一滴地引领我从事我喜欢的编辑工作。面对历届主编、前辈，我只有尊敬和由衷的感谢，力争把他们的办刊经验视为财富继承下来，作为对自己工作的指导和鞭策。
　　面对这些前辈与师长，我没有压力，我总不能愚蠢到当了《人民文学》主编就以为自己是“当代茅盾”了吧。当然我也不必自惭形秽，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人的品格和价值并不在于担任了什么职务。
　　其实压力来自刊物本身。我知道责任重大，我的能力肩负这副担子感到吃力。更重要的压力是经济压力、办刊压力，连同退休人员的工资，大都靠一本刊物的经营来支撑，这是历届主编都不必操心的事情。
　　至于如何主编这本刊物，我想首先是继承《人民文学》多年来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如果说传统是一条河，那就让其按既定的河道继续流淌，即使改道，那也是河水自然形成的。当然我也认为，同样一条河，今天的水已不是昨天的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语言方式与写作方式，期刊所能把握的，只能是因势利导；所展现的，是作家的不同个性和时代的风貌，丰富伟大的汉语，开拓中国人的精神疆域，和主编个人的风格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