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小说似乎讽刺了中国人生存的动物式景观，预言了历史理性的虚无： 《生死疲劳》 里生出来的没肛门的世纪婴儿、 《檀香刑》 里最残酷的刑罚与最狂欢的猫腔表演同时达到高潮； 他用狂欢体来抒写民间苦难，造成一种哭笑不得的阅读心理，小说的张力达到撑破的边缘，但也因此模糊了自己的价值召唤。从莫言的小说中完全看不到更高层面的人类社会应建立在某种希冀之上的召唤，只是低层次低循环地返身民间性寻求一种价值。有时候基于其农民身份及视野，甚至还召唤出对某种拥有生命强力的个人人格的迷信和膜拜。社会理念人格化是早就应该破产的价值理性。道德或社会正义的化身在现代社会应更多地体现为制度理性，而非某个神格化的人。韦伯说：那种非理性的先知灵气，是人类狂热、偏执和集体倒退的根源。我们这个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古老民族的历史宿命，似乎就是生产一轮又一轮的神格化理念，而现代社会呼唤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公约精神。希求的是一种能把内心的伤害，创伤性的经验变成一种理性反映的能力，一种指向更高层面的诘难的能力。也许莫言也曾想激起读者的激动人心的道德情感反映，但民间故事本来具有的嬉戏性倾向，总是能毫不费劲地将痛苦变成了喜剧，意义不足感当然是最后的结局了。读者期待的更新的人文思想遁形了，人文精神也最终瓦解了。
也许文学正在日益变成游戏。资本世界中无足轻重的知识或情感的游戏。关心存在问题，生死和灵魂的拯救问题变得不可能。道德关切都时尚地转向了审美趣味。人们在书中进行的模拟是一种游戏，是精神、思想与观念的游戏，而非精神和思想本身。但人不能放弃以观念塑造现实的意图及努力。理性已经成为人类自觉的历史命运，而文学艺术在塑造感知方式，思想风格和情感形式方面，在成为改革社会的理想主义策源地，成为美好生活的社会学理念的源泉，成为社会伦理学的生动表达上将永不泯灭它的生命力。它那作为乌托邦的批判力量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文学应该是一种启蒙的力量与形式。是对人的理解力和感受力的无限启蒙，培养我们的敏感性，对观念细致入微的辨析力，对他者经验的感同身受的想象力和同情感，最重要的是，把混沌不清的经验体验为意义的形式的能力。（耿占春）
而莫言的民间性“复魅”，无疑已将自己的剩余价值榨取最大化了，它们最终所可能达到的极限也已到了它的时限：全面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将使野蛮蒙昧的民间性经验成为古老的传说从而不再具有现实生命力。而民间性的美学价值转变成市场价值也将自然终结，不再有更多读者能欣赏这锈迹斑斑被莫言变质变形的古董是其一，而其贩卖中国民间生活经验的奇观化书写也将成为不能为继的游戏，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会看透这套游戏背后的那点动因及其一贯的操作手法，只是可怜了中国民间经验被如此低价值地在世界范围里大大超出本国人想象的可悲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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