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位于我国东南部，和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河南等6省毗邻，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1952年皖南皖北准备合并的时候，由谁担任安徽省委书记这一职务成为中央领导人首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毛主席率先发言：“曾希圣跟我漏过风，说想在安徽干出点名堂来，安徽的老百姓也想要这个活菩萨。一个寻锅补，一个要补锅，我看就让他去吧！”
曾希圣
毛主席话音刚落，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异口同声地说：“同意！”就这样曾希圣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第一书记，从此开始他长达10年的主政安徽的生涯。
曾希圣能够获得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主席的信任，离不开他卓越的工作能力，也离不开毛主席和他的相知相识。
毛主席：进军贵州，曾希圣出了大力1931年4月，在党内担任主要职务的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党在上海的秘密斗争形势急剧恶化。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的安排，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紧急疏散。
12月，曾希圣假装成一位推销员，辗转来到闽西苏区。交通站派人将曾希圣送到瑞金红军的一个团部，再从瑞金转到红军总司令部，在这里他见到了毛主席、朱德等领导同志。
毛主席见到曾希圣热情地和他握手，笑着说：“无产阶级有人才啊，我们的队伍里已经有了一个希贤，现在又来了一个希圣。共产党有圣有贤，国民党恐怕要可怜了！”
曾希圣有些疑惑地看着毛主席，毛主席见状站起来解释道：“希圣是你，希贤是邓小平原来的名字，他现在是我们的京官！”
毛主席
曾希圣听了毛主席的话才恍然大悟：
“我早就听说过邓小平同志的名字，真是久仰久仰啊！广西左右江起义名震全国，邓小平和张云逸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他的'贤’是名副其实的，我的'圣’却是愧不敢当啊！”
曾希圣抵达中央苏区后，担任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科长。1932年曾希圣参与创建中共中央军委二局，担任局长一职。
1934年11月23日，湖南军阀何健下令，紧急布置两个兵团向湘江上游集结。这一密电当天就被二局破译，并向各军团做了通报。此时红军8万多人的队伍距离湘江还有80多公里，中间还有一条潇水。
毛主席当即提出“不要过潇水”的建议，但博古和李德听不进任何意见，仍坚持去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不顾一切地往敌人的口袋里钻，结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蒋介石在得知红军抢渡湘江后，立即部署围堵。在红军抵达湖南通道之前，二局破获了国民党的多份情报。
与此同时湖南军阀何健命令修筑4道封锁线，15个师张网以待。面对如此严重的敌情，博古和李德仍坚持原先制定的计划，于12月3日命令红军北上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12月1日下午，毛主席随军委纵队走浮桥渡过湘江，并于12月上旬爬上湘桂边界的越城岭。渡过湘江后，毛主席、王稼祥等人在一起酝酿了必须要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等问题。
12月11日晚上到12日凌晨，二局破译了国民党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部署截击红军的密电，其内容是：在通道以北的绥宁地区构筑封锁线，防止红军北窜。
当毛主席看到二局送来的情报以及我军次日行动的计划后，十分生气，当即找到周恩来等人说：“我军如果继续北出湘西，那么必定会正中敌人下怀，这不是往死洞里钻吗？”
当天晚上，在毛主席的要求下中革军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在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的支持下，博古和李德被迫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向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黎平方向进军，避免了自投罗网被敌军歼灭的命运。
1935年1月3日，红军在乌江界河渡口发起猛烈的进攻，强渡乌江成功。不久后二局又破获了敌军的往来密电，从中得知贵州军阀王家烈向蒋介石哀求其派兵围堵。
不过非常可惜的是此时蒋介石也是捉襟见肘：他派出刘湘第三旅为援黔部队，原本打算进到绥阳、湄潭一带，但担心孤军深入，只进到松坎。薛岳的8个师正趁机攫取王家烈的贵州地盘，留守在贵阳、清镇一带，根本无力北渡乌江。
二局从这些密电中分析出，蒋介石在贵州和遵义附近的兵力十分空虚，而这也为红军夺取遵义赢取了宝贵的时间。
紧接着红军占领黎平，并在这里召开了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此时二局的同志们则日夜守在电台旁，密切注意敌军的动向，保证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在党和军事指挥上的领导地位，随着地位的确定，毛主席对技术侦察工作更加关心和重视，并亲自过问二局的工作。毛主席后来对二局局长曾希圣说：“如果没有你的情报，博古可能不会同意改变行军方向。不去贵州的话，又何来遵义会议？进军贵州，你是出了大力的！”
点击加载图片
毛主席点名要带走的人根据二局提供的情报，毛主席指挥红军攻占娄山关，二取遵义城，俘虏敌军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给敌军十分沉痛的打击。
毛主席根据二局提供的情报，指挥红军声东击西，用兵如神，不断调动敌军，我军也从最初的被动变为主动，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成为军史上少有的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
后来国民党军发现红军情报人员可以破译了他们的密码，于是决定实行“狡兔三窟”的办法，每天都换一次密码，有时候一天甚至更换三次密码。敌军频繁更换密码也增添了军委二局情报工作的难度，尽管如此，但敌军的密码仍时常被二局破译出来。
敌军知道后大为吃惊：“共军简直是神乎其神，我们的部队正在赶往作战地点，没想到刚到半路就被他们知道了！”
为了能让二局全面了解中央的作战意图，更好地分敌情，以便于给总部提供更多的情报，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毛主席毅然决定凡是军委发给各军团的重要电报，都必须抄一份送给二局。
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二局人员的安全和生活都是十分关心的。当红军进入甘南地区，由于敌情比较复杂，毛主席亲自向红一军团的参谋长左权交代：“一定要保证二局的绝对安全，一个人也不能丢！尤其是曾希圣同志！”
就这样，每当队伍出发的时候，左权都会亲自站在路边检查队列，清点人数，直到二局的人员全部走完了才肯动身去追队伍。
在一次休整期间，毛主席还将自己的马匹和担架都让给二局的病号使用，自己则跟随部队步行前进。曾希圣始终不能忘记，每当部队或者群众给毛主席送来战利品或者慰问品的时候，他总是惦记着二局，总是要将一些东西送给二局的同志。
1935年12月，红军三个方面军的技术侦察队伍在陕北保安会合。12月5日，中央决定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三个技术侦察部门正式合并，成立统一的中央军委二局，局长还是由曾希圣担任。
12月8日，军委二局和三局在保安举行盛大的庆祝大会，毛主席、周恩来等人出席。开会前，毛主席对曾希圣说：“情报队伍越来越大了，你这个当局长得也更加神通广大了！”
曾希圣听了毛主席的话，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报告主席，家虽然打了，但一个人口众多的组合型家庭，我这个家长可是不好当啊！”
毛主席瞬间明白曾希圣的意思，连忙问道：“你这个能识天书的人，可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曾希圣说：“是这样的，有些同志产生了一点情绪，想换个工种……”
毛主席听后沉默了一会，然后说：“那我可得好好讲讲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帮你排忧解难！”
大会开始后，毛主席在讲话的时候针对二局和三局一些人，在长征后产生的不安于位的情绪进行了一番开导和教育，并强调技术侦察和无线电通信工作的重要性。
在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中，曾希圣领导的二局为中央军委制定了正确的军事部署，提供了许多准确的关于国民党的情报。对此，毛主席曾进行高度评价：“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是提着灯笼走夜路。”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
其他领导人对曾希圣领导的情报工作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如说周恩来曾称曾希圣是红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还说：“搞情报工作，曾希圣同志可以说是党内稀有的神人！”
上海和安徽的“争李案”1951年3月，中央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委派曾希圣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做出这一决定，当然也是有原因：
首先，曾希圣曾在安徽战斗和生活多年，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已经在他的心中编织成浓浓的安徽情节；
其次，曾希圣具有主持地方工作的丰富经验和杰出才能。
出任安徽省委书记后，曾希圣首先在水利方面出了大力。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安徽连续两年遭遇淮河水灾。曾希圣深入调查，并调阅省志和各省各县的县志，研究安徽800年的历史和安徽天文、地理等特点，掌握大量资料。
经过阅读和分析，曾希圣认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首先要做的就是兴修水利，而安徽治水的关键则在于治理淮河。
1950年11月，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曾山担任主任，曾希圣等人担任副主任。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下，曾希圣和沿淮各级干部广泛动员，先后有1000多万群众投入到治淮工程当中。
修建佛水岭水库是治理淮海的一项重点工程，佛子岭水库工程从1952年1月开工，1954年11月建成，历时两年10个月，水库实际空置面积为1270平方公里，总库容4.96亿立方米，防洪标准也是千年一遇的。
曾希圣的爱惜人才也是出了名的。1954年，安徽的笔杆子欧远方去中央党校学习，由于成绩突出，他受到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青睐。陆定一想把欧远方留在中宣部，但他深知曾希圣爱才如命，是不会放人的。
于是在七届六中全会期间，陆定一特地将曾希圣的好友罗瑞卿、刘亚楼拉着，三人一起去看望曾希圣。为了营造氛围，陆定一等人一起打扑克，打了两圈后，陆定一开口说话了：“老曾啊，我想把你们那的笔杆子欧远方调到中宣部工作。”
谁也没想到曾希圣听了陆定一的话当即发火，将手中的扑克牌甩得遍地都是，最终大家也不欢而散。
曾希圣如此爱才，有次还因为想留住一位京剧演员，竟然将官司打到了毛主席那里，这也是比较著名的“争李案”。那么曾希圣争的这位“李”是谁呢？最终毛主席是如何抉择的呢？
“争李案”的主角是一位18岁的京剧女演员李炳淑，她1942年出生在安徽宿县，从小就喜欢听黄梅戏、花鼓戏等。1956年李炳淑报考宿县京剧团被录取，她跟随主教老师齐梦平学唱、练功……
李炳淑
1957年，宿县成立戏曲进修班，主要吸取和培养一些有前途的人去学习。李炳淑被宿县京剧团推荐上去，宿县戏曲进修班的老师们都认为她是一块好料子，因此都愿意悉心培养她。
1958年春，李炳淑被送到蚌埠专区京剧团。一次京昆表演艺术家余振飞的学生严逸之来搭班，他发现李炳淑是可造之材，于是在严逸之的推荐下，李炳淑被送到上海戏曲学校进行培养。
为了安排李炳淑的学习，校领导左右为难，最终只好征求李炳淑的意见：“你是想去大班还是小班学习呢？大班五年制，现在他们已经学了3年了，小班开学后要从头开始学。”
李炳淑想了想说：“我要去大班学习！”校领导对李炳淑的程度一无所知，担心她跟不上，便打算考考她。李炳淑唱了一段《女起解》，也引起梅兰芳嫡传弟子杨畹农的注意。
杨畹农向校方领导提出请求：“她的嗓音比较甜，适合唱梅派，但行腔不是很规范，需要重新教过。如果领导们同意的话，就把她放在我教的班里吧！”
几天后，李炳淑到杨畹农教的青衣组报到，成为大班里的一名插班生。杨畹农一见到李炳淑就对她说：“你的嗓子很好，但唱得不规范，我给你重新理，你有没有信心改？”
李炳淑激动地回答道：“只要老师有信心，我就有信心！”就这样，在杨畹农的精心教育下，李炳淑进步很快，她的梅派唱腔规范了，念白也准确了，表演也更加细腻了。
上世纪60年代第一个春节，上海市戏曲学校在本校举办大班学员汇报演出。年初二的下午，李炳淑演出《女起解》，而这天在观众席中，也有几位比较特殊的观众，他们分别是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副部长陈其五等。
李炳淑的扮相秀丽，嗓音洪亮，表演和唱腔都深得观众的喜爱。陈其五听后得意地说：“上海出了个小梅兰芳啊！”然而陈其五一打听，李炳淑不是上海人，而是安徽人。
陈其五想将李炳淑挖到上海来，曾希圣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生气，而上海方面知道曾希圣的态度，也不敢轻举妄动。陈其五无奈之下，只好向师长柯庆施反映。
柯庆施
在北京开会期间的某个晚上，柯庆施特意拜访曾希圣。一见面，柯庆施就说：“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我是来找老友你帮忙来了。上海戏曲学院京剧班的李炳淑你知道吧？她是安徽的定向培训生，我们想让她留在上海……”
还没等柯庆施说完，曾希圣就打断了他的话：“不行，你们上海缺演员，我们安徽难道就不缺演员吗？”柯庆施顿了顿说：“难道希圣兄不给老朋友一点面子？”
曾希圣看了柯庆施一眼，摆了摆手，还是不答应。刚好此时毛主席来到上海，于是柯庆施决定向毛主席反应这件事。
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毛主席如何处理“争李案”？一个冬夜，李炳淑在老师余振飞、言慧珠的带领下，来到锦江饭店的一间客厅。李炳淑一进房间就惊呆了，因为里面坐着的都是大人物，原来这是毛主席为了解决李炳淑的调动问题，特意插入日程的例外安排。
毛主席见到李炳淑进来，便说：“小李来了啊，来认识一下，这是你的父母官曾希圣同志！”李炳淑看到坐在毛主席身边有一位胖胖的领导，这就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毛主席招呼大家坐下，然后对李炳淑说：“小李啊，你很了不起啊！这次为了你，上海和安徽争执不休，官司都打到我这里来了，你叫我难做人啊！”
毛主席顿了顿继续说：“反正都是培养人才，放在哪里都是一样的，都是党的戏曲人才。”毛主席转向曾希圣说：“要论师资力量的话，上海是要比安徽好一些嘛！”
此时的曾希圣紧皱眉头，没有表态。毛主席只好说：“怎么样？要不你就忍痛割爱吧，调你换防你能不服从大局吗？安徽和上海都属于华东局，小李留在上海，也还在你同一地区嘛！”
毛主席都这样说了，曾希圣也不好再说什么，他嘟囔着说：“上海的条件好，留在上海就是了。”
李炳淑的命运就这样被定了下来，这也是她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就在这个时候言慧珠提醒李炳淑：“还不赶快谢谢主席！”李炳淑这才反应过来，当即向毛主席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双眼湿润的说：“谢谢主席！”
言慧珠再次催促道：“再谢谢你们曾书记！”“谢谢曾书记！”李炳淑又弯腰向曾希圣深深地鞠了一躬。
毛主席看着面前的李炳淑，见她服饰、举止和谈吐都很质朴，显得格外高兴。毛主席一直微笑着，眼神中充满了父亲般的关切和热望，李炳淑瞬间明白毛主席对自己的期望。
有一天曾希圣在百忙之中来到黄梅戏剧团观看演出，当他看望王少舫、潘景利合演的黄梅小戏《夫妻观灯》的时候，被他们机智且幽默的语言给逗笑了。紧接着曾希圣又观看了严凤英表演的折子戏《女驸马》，连连鼓掌称好。
演出结束后，曾希圣接见演员的时候还专门对剧团负责同志说：“王少舫、潘景利、严凤英可是你们的台柱子，你们一定要好好爱惜，加以培养，将来让他们带出更多的台柱子。”
曾希圣为了改变安徽人才缺乏的状况，还频频从外省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当时上海迁来很多小厂，设备也比较简陋，有不少人都不理解曾希圣的做法。曾希圣对他们说：“我看中的不是他们的机器，而是随厂迁来的技术人才！”
1961年2月，曾希圣在蚌埠主持召开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中午的会议餐桌上，只摆了两碗萝卜、两碗白菜、两小蝶酸菜，每人吃3两米饭。
看着桌子上的饭菜，曾希圣感慨万千：“同志们，我们都是大官了，却吃这样的伙食，那么老百姓们呢？他们恐怕连萝卜和白菜都很难吃上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要让老百姓都吃上肉，这样才有脸将这官继续当下去。”
在这次会议上，曾希圣正式提出思索许久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3月10日，曾希圣在广州的某次会议上，向大家介绍了安徽所实行的“责任田”的情况，大家则表示：“试验是可以的，但推广还是需要考虑一下。”
3月15、16日，曾希圣将试行“责任田”的好处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汇报给毛主席。此时毛主席了解到全国农村都出现了严重的灾情，他正在为如何恢复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而发愁。
当毛主席得知实行“责任田”可以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的时候，他对曾希圣说：“你们尽管试验，搞坏了做个检讨，如果搞好了，就能增产10亿斤的粮食！那可是一件大事啊！”
在曾希圣的精心指导下，责任制在安徽推行得十分顺利。1961年8月中旬，安徽全省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生产队猛增到占全省总数的70.8%。1961年安徽全省粮食总产量也高达900多万吨。
1968年7月，曾希圣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66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