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建置一向是我国近代知识分子十分关注的问题，孙中山也说：“与存亡利害有最急切关系的，则是首都问题。” “都城者，木之根本，而人之头目也。”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十分关键的历史人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的重要开创者和引路人，为谋求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而奋斗一生。
关于中华民国的首都设于何处，孙中山的思想有一个流变的过程，其中的武昌建都情结十分明显。
1900年，孙中山在《致港督卜力书》中说：“迁都于适中之地。如南京、汉口等处，择而都之，以便办理交涉及各省往来之程。”
1909年孙中山在《复美国银行家函》中说：“武昌、南京两城，为吾党最得力之地，曾已商议停妥，一旦粤东各省起事，彼等必相率同时揭竿响应。”可见武昌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具有突出的地位。
1912年8月31日，孙中山在北京参议院演讲，继续阐述自己的迁都主张，他在历数了北京受列强所制的客观情形之后指出，北京“万不可居，将来急速迁移。至于地点，则长安、开封、太原、武昌、南京，无处不可。春间武昌，南京之争，皆不成问题。”
1921年11月，孙中山为北伐事，于南宁对持反对立场的陈炯明说：
“我们北伐如果成功，将来政府不是搬到武汉，就是搬到南京，一定是不回来的，两广的地盘，当然是付托于你，请你做我们的后援。
倘若北伐不幸失败，我们便没有脸再回来，到了那个时候，任凭你用甚么手段和北方政府拉拢，也可以保存两广的地盘。就是你投降北方，我们也不管你，也不责备你。”
孙中山之所以对武昌情有独钟，与其选择首都的标准有关。
那就是地点适中，平衡南北，交通便利；离外海较远，受列强威胁要小；有功于辛亥革命，封建顽固势力弱。
基于对武汉首都地位的心理认同，孙中山不时流露出关切之情。
当然，我们说孙中山有武昌建都的诉求，决不意味着他只认同武昌，这里说的是倾向性问题。
比如孙中山就曾主张过于南京、西安、开封、广州等地建都，连他在1912年辞去大总统之后极力反对的北京，也曾有此主张，甚至重庆、伊犁、兰州、疏勒、太原等偏远城市，孙中山亦有建都的考虑。
遗憾的是，尽管武昌位置适中，交通便利，而且有首义之功，应该说是很有取代传统政治中心——北京，而成为新时期都城的可能，但由于其地理形势之不足，以及历史底蕴的相形较为薄弱，以至于它只能与都城的名分擦肩而过。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立即发表宣言统一各省军事、民政、财政以及统一而为共和国家之旨，宣誓“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并定国号为“中华民国”。
至此，清末以来，革命党人极力鼓噪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终于成立了。
“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
这是孙中山辞职咨文中所提条件之一，孙中山希望通过此举调虎离山，削弱袁世凯一人独大之势力，置袁世凯于革命党人的包围和监视之下。
民国百废待兴之际，出于实情之考虑，更为了南北统一，避免陷入纷争，孙中山致电袁世凯，不再坚持建都南京，对由黎元洪代袁到南京受职也予以取消，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尽管孙中山建都南京这一主张并未得到实行，但表明了其在辛亥鼎革之际与袁世凯展开政治博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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