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孤独的忠臣，不为皇帝所喜，屡遭贬谪，最后慷慨就义
“至人惟一石斋，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宇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
清顺治2年（公元1646年）三月初五的清晨，南京城墙下辘辘驶过一队囚车。车近南京东华门，为首的囚车上一人高声呼喊后，车队戛然而止。只见他抬起须发皆白的头望向天空，缓缓言道：“此与高皇帝陵寝近，可死矣。”监刑者顺从了他的意愿。行刑者手起刀落，白首滚落于地，他的身子却还久久挺立，没有倒下。门人上前为他收拾尸身，翻开他的外衣，内侧用鲜血书赫然写着七个大字：“大明孤臣黄道周”。黄道周出生在东山岛上的铜山城，祖籍福建莆田。铜山城始建于洪武年间，一直是大明朝抵御东南海患的前沿堡垒。戚继光曾设浙兵营于此，屡歼倭寇。黄道周出身于贫寒之家，少年时便聪慧过人。十四岁那年，他失去了父亲后背井离乡，前往广州官宦之家求学，因才识出众，被赞誉为“闽海才子”。23岁的黄道周，以漳浦第一的名次考取秀才，几年后又考中举人。但道周的科举生涯并非就此一帆风顺。直到天启二年，近不惑之年的道周方获进士，被授予庶吉士，在翰林院担任编修之职，为经筵展书官。一般来说，明朝官员的仕途都是从翰林院开始的。虽然道周已不年轻，但美好的前程似乎正在向他招手。明代官场有一传统，当年主持进士科考试的考官，便是这一科进士的老师。而天启二年主持考试的主考官，正是有着“刚正不阿、两袖清风”美名的明末名臣袁可立。袁可立见道周为人正直，颇有才学，便有意将道周收为门生；而道周亦仰慕老师风骨，欣然同意。此后袁可立虽戍守登莱，仍不忘对道周言传身教，师徒二人的感情十分紧密。道周日后直言上谏，不畏权贵足见袁可立的影响之深。袁可立逝世后，道周恸哭不已，为先师作《节寰袁公传》，记录先师为官之事，缅怀其刚直之风。其中有云：“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意思是说，当魏忠贤、崔呈秀阉党专权秉政之时，很少有坚守节义贞操的人了，如果说朝中还有这样的人，那一定是大司马节寰袁公可立。黄道周刚刚步入朝廷，便正逢魏忠贤把持朝政。百官纷纷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都跪在魏忠贤之前，匍匐爬行，只有黄道周不这样做。又因他与屡屡为受陷害的东林党人仗义执言的袁可立私交甚密，于是，没过多久，魏忠贤便免去了道周的职务，将他赶出了北京。道周的第一段仕途结束了。没有官运亨通，没有平步青云，他甚至都还无法叫出一些同僚的名字，翰林院的大门便在他身后轰然关闭。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是幸运的。随后的几年，权倾朝野的魏忠贤大肆捕杀东林党人，接连制造了“六君子”和“七君子”的惨案，任何与东林党有关系的官员，轻者贬谪，重者惨死狱中。崇祯帝即位后，扳倒了魏忠贤，重新启用了一批大臣，其中就包括黄道周。他也被提拔为右中允。崇祯三年，辽东督师袁崇焕因“己巳之变”遭凌迟处死，许多大臣也被连坐下狱。皇帝雷霆震怒之下，竟无人敢为他们主持公道。只有道周愤而连续三次上书给崇祯，直言：“今杀累辅，徒有损于国” “为国体、边计、士气、人心留此一段实话。”崇祯大怒，将黄道周连贬三级待用。但正因他的仗义执言，大学士钱龙锡等一批受连坐之罪的大臣方得幸免。此后，黄道周开始不被皇帝待见。因厌倦了朝中挤压、倾轧的党争之风，道周向皇帝称病请辞。临行前，道周上《小人勿用》疏，批评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周延儒、温体仁，并劝诫崇祯“退小人，任贤士”。崇祯再次震怒，道周被治“滥举逞臆”之罪，削籍为民。黄道周崇拜屈原，也屡屡以屈原自比。他曾仿效屈原的《离骚》，写过多达六十余篇的骚体诗歌。遍观黄道周在崇祯朝的仕宦生涯，也颇有些三闾大夫的风骨和影子。他数次攻击奸佞、权臣，甚至敢于顶撞皇帝，不谄不媚。但他却也正因此不为皇帝所喜，屡遭排挤，甚至几乎惹上杀身之祸。但正如他诗中所说的，“只惭渔父问，莫讼正平冤”，在贬谪之路上的道周，心中依旧坚持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黄道周再次离开了北京，返回家乡。期间，途经浙江之时，他被浙江学子挽留，留在杭州大涤山开设书院，进行讲学，远近慕名而来的学子竟达千人之多。道周在讲学之余，开始不断地立说著书，他的理学思想、书画艺术和写作风格，在这段时期逐渐成型，他也因此声名远扬。离开浙江后，他又先后在漳浦明诚堂、漳州紫阳、龙溪邺业等书院讲学，每到一处都有很多追随他的学子。黄道周以“石斋”为号，而他讲学之处也名为“石斋”。在福建漳浦的道周石斋旧址之中，仍可见一方名为“天地盘”的石案。道周每每与学生踱步至此，都会以石案为教具，讲经授学，参悟天地自然之道，兼明人世之理。他在书院门口旁边挖了一小洞，只有请教学业的人才能进去。他告诫门生说：“一个人如近于势利，就必须避着他。古人读书，入山必入深山，入林必入密林，还不但是闭门呢！”黄道周以“严于律己，忘我为人”为信条，提倡忠孝，他的言行感动了许多门生，有的甚至在他临刑时自愿从难。黄道周精通书法，楷书、行书和草书皆极为擅长，取前人之精华加以自用，自成一派。清人宋荦评价说：“石斋（黄道周的号）先生楷法尤精，所谓意气密丽，如飞鸿舞鹤，令人叫绝。”正所谓“字如其人”，他的字“刚正不阿，不流凡俗；奇而不肆，古而不怪”，历来被奉为明代书法的巅峰之一。道周有诗云：“不应勤酒史，更为写离骚。”他一生数次颠沛流离，却始终不忘著书。道周的诗、文、奏、记等凡一百四十万字，洋洋洒洒，是道不尽忠君爱国之情，说不完的贬谪别离之苦。崇祯九年，崇祯帝再次启用黄道周。崇祯本以为他经贬谪数年，锐气早已消磨殆尽，为人会变得圆滑一些，却不想到周依旧不改刚直的本性。次年陕西大旱，灾民流离失所，时任首辅温体仁却不顾灾情，肆意在朝中党同伐异，道周上书驳斥。崇祯为了安抚他，提拔他为右谕德，掌司经局。道周毫不领情，执意不受，批评自己来维护被攻击的东林党人，惹得崇祯大怒。时至七月，崇祯擢杨嗣昌等五人入阁。道周上书弹劾杨嗣昌，指责他妄图私下议和，为人阴险，排挤名将卢象升。崇祯在平台上召见诸大臣，黄道周上前与杨嗣昌争辩，“犯颜谏争，不少退，观者莫不战栗”。崇祯帝袒护杨嗣昌，斥黄道周：“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黄道周高声争辩：“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辩。臣在君父之前独独敢言为佞，岂在君父之前谗诌面谀者为忠乎？”随后他厉声逼问崇祯，“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崇祯被气得拂袖而去。随后，道周被连贬六级，降为江西按察司照磨。不久，道周又被人举荐，崇祯大怒，怀疑他结党营私，剥夺他的官职，逮捕下狱，以“党邪乱政”的罪名，仗责八十。编修黄文焕、吏部主事陈天定、工部司务董养河、中书舍人文震亨，因被认为是他的同党，一并下狱。户部主事叶廷秀、监生涂仲吉想要救他，也被下狱。尚书李觉斯希望将黄道周从轻发落，也被除名下狱。崇祯忌惮于他的声名，最终没有杀他。道周被贬往广西戍边，崇祯命其“永世不得归”。但数年后的崇祯十五年，黄道周还是再次被启用了。此时的大明朝，已经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宁锦大战后，大明在辽东已无任何可用的军队，关宁军龟缩在宁远和山海关城墙之内，再也不敢踏出半步；李自成的起义军在湖北和中原流窜，已达数十万人之众；张献忠更是聚众攻克凤阳，焚烧了朱明皇帝的祖陵。回到北京的黄道周见到崇祯，痛哭流涕道：“臣不自意今复得见陛下！”眼见局势已经难以挽回，已经无意仕途的道周以犬马之疾告老还乡，皇帝批准了。这是道周第四次离开北京。他没有想到的是，此别不久，大明大厦倾颓，故土行将沦陷。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杀。随后清军入关，整个北方大地陷入熊熊战火。年过花甲的黄道周听闻北京沦陷，痛苦流涕，北望中原，忧心如焚（先生乃率诸弟子为位于邺园，袒发而哭者三日）。凤阳督师马士英拥立福王在南京登基为帝，是为南明弘光帝，启用道周为吏部左侍郎。道周在上一年坠崖跌伤， “左腕右足，困于庸医，几成残废”，又经历宦海沉浮，本已决意拒绝。但马士英暗中讽刺他不愿出仕是因为不想拥立弘光（人望在公，公不起，欲从史可法拥立潞王耶？），黄道周不得已而赴任。行至晋安，道周忽然萌生了返意，经友人劝阻方才成行。道周向福王上进取九策，即著名的《时务疏》，细陈江南的地理与经济态势。随后，他提出建议，希望可以定都南京而徐图故土，剿灭叛贼以平群盗。然而，奏疏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得到任何回应。道周心灰意冷，向友人坦言：“吾辈顽石，无补于天。”他奏请去祭拜禹陵，离开了南京。隆武皇帝朱聿键本封唐王，袭爵于南阳。崇祯九年清军入关，他上书请求勤王，崇祯不许，他竟亲自招兵买马，北上勤王。崇祯震怒，擒朱聿键并收押他于凤阳高墙内。直至弘光帝登基，朱聿键方被放出，封南阳王，令其迁于广西。途中，清军连陷南京、杭州，弘光帝和诸多明朝藩王被俘。朱聿键逃入福建，被福建巡抚张肯堂和南安伯郑芝龙拥立为监国。黄道周再次被征召入朝，被拜为武英殿大学士。在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个主要政权中，隆武帝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个。朱聿键称帝后，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一心试图恢复明朝江山。他举起抗清大旗，力图消除党争，再次整顿吏治，严惩贪污。隆武帝为人也十分检点，不好声色犬马，道周对其评价颇高，心中也重新燃起了不少希望。但隆武帝依靠雄踞东南的郑芝龙的力量登基，便注定了失败的结局。郑芝龙本为东南沿海的海寇，被明朝廷招安后便一直镇守福建。他只愿做偏安一隅的军阀，因此根本无意抗清，而是与明朝降将洪承畴眉来眼去，早已开始打算降清之事。隆武朝建立后，郑芝龙被授予通侯爵位，宴会上他的位子在黄道周之上，众人议论想要抑制芝龙，道周与郑芝龙产生龃龉，乃至于文武不和。清兵前锋已至赣州，江西与福建即将被割裂，郑芝龙却始终按兵不动。道周决意北伐，他向隆武帝进言说：“与其坐而待亡，不如君臣共出一拼。我为大臣，当先皇帝而行，以为人臣表率。”隆武帝无法给予道周更多的帮助，他只能给道周一份委任状，粮草、军队、武器全凭道周自己筹措。《漳浦黄先生年谱》有云：“当是之时，朝廷草次兵食大事，俱仰给郑芝龙，隆武虽拥空名，实为寄生，独倚先生为重。先生知事不可为，每陛见相对泣下，辄请行边。”隆武元年（1645年）7月，黄道周在福州校场举行誓师，揭出抗清义旗。闽中百姓感于道周忠义，纷纷“荷锄从之”。他们没有武器，就拿着农具、木棍，参加队伍，被时人称之为“扁担兵”。道周的夫人蔡氏召集同乡女眷，组成“夫人军”，随同出征。隆武帝流泪为道周送行。在建阳，道周整编了军队，操练之后就北上准备与清军作战。不久，道周队伍到江西上饶，“老幼咸集，壮者不召自归”，这是他最为鼎盛的时刻，“诸慕义从军者几及万人，军声颇振。”他兵分三路，一路向西，以便策应赣南的军队。另两路均指向东北，一路指向皖南的休宁，一路指向婺源。义军起初连战连捷，但随后便遭遇了困境。黄道周指向婺源的部队在牛头岭地区打了胜仗，随后进攻婺源不克。他的另一支部队分别于十一月二日、十二日、十六日三次进攻休宁皆失败。同时收复抚州的部队也失败。部队粮饷供应困难，士气瓦解，实际上已经没有战斗力。道周向隆武帝上《孤军莫救危疆难支疏》，恳请隆武帝派出援军，拨给粮草。隆武帝下旨方国安、郑鸿逵出兵策应，但方国安是绍兴鲁王的将领，当时鲁王和隆武帝互相争正统地位，闹得不可开交，方国安当然不会听隆武帝的命令；郑鸿逵是郑芝龙的弟弟，当时郑芝龙正在和洪承畴眉来眼去，也不会听隆武帝的。因此，“诸路之师，竟无一出者。”道周无奈，决定“无以报朝廷，不如一战决也。”上饶的守臣和乡绅纷纷劝阻，可是道周说，我不能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动摇军心。他孤注一掷，带着千余人从上饶进攻婺源。他勉励大家不要辜负八闽父老的重托，要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誓与清军血战到底。至婺源明堂里时，义军被清军重重包围，道周不幸战败被俘。总的来看，道周和隆武帝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一样清贫节俭，都有一个贤内助。一样嫉恶如仇，痛恨腐败；一样饱读诗书，缺乏执政经验，以致于有些食古不化，许多观点和措施不切合实际；一样忠于纲常为明朝殉节，一个在南京从容就义，一个被俘后绝食而死。可以说和隆武帝朱聿键的短暂相处是黄道周思想感情最为丰富时期，也是他尝试展示政治抱负时期，读他的奏疏，情真意切，如泣如诉。道周在最后进攻婺源之时，应该已经立下了杀身成仁的信念。他历经四朝四帝，在天启年间被魏忠贤排挤出朝；在崇祯年间屡遭贬谪，险些命丧于诏狱中；在弘光朝不受重用，报国无门；只有在隆武帝的麾下，他才获得了实现抱负的机会，践行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六十年来事已非，翻翻复复少生机。老臣挤尽一腔血，会看中原万里归。”道周被俘之后，被囚禁于南京的别室之中，清廷派洪承畴前来劝降。洪承畴在宁锦大战中兵败被俘，明朝朝廷以为他已经殉国，崇祯还为他亲自设坛祭祀。道周十分不齿洪承畴叛国投敌的行为，写下一副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将其与杀身成仁的史可法相对比，暗讽洪承畴辜负皇恩，屈膝甘做奴才。洪承畴羞愧难当，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临刑之前，道周的老仆人为他哭泣。道周言曰：“吾为正义而死，是为考终，汝何哀？”他咬破手指，写下十六字的血书：他向南方再拜，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引颈就戮。他的门生蔡春落、赖继谨、赵士超和毛玉洁同日被杀，人称 “黄门四君子”。黄道周就义后数月，清军攻克福州，隆武帝遁走，随后丧于乱军中。十数年后，明朝降将吴三桂追入缅甸，绞杀明末帝永历。大明朝自此，永远地消湮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尽管顾诚评价道周时曾称他“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但道周的风骨与情怀却无可指摘。尽管道周入朝为官、开课讲学十数年，家中却未有余财。他的母亲，一直在漳浦的田间耕作。当他筹建义军之时，还散尽家财来筹措粮草。固守清贫、德如天高、大义凛然、崇高圣洁。“至人惟一石斋，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宇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徐霞客的评价，黄道周当之无愧。[1] 清）张廷玉等：《明史·黄道周传》、《明史·诸王传》；[2]（明）黄道周撰，（清）陈寿祺编：《黄漳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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