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夔关银锭

夔关

 

一，夔关的设立

夔关，设在四川东部的夔州府（今重庆奉节），自唐宋元明以来，始终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榷关。“夔关一税，历唐、宋、元、明，皆设于下关城锁遏之处”。（康熙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四川巡抚张德地题本，见黄廷桂等监修，张晋生等编纂《四川通志》卷一六下，榷政）后经明末战乱而停关。康熙时复设夔关。据文献记载有康熙六年和康熙八年两种说法。康熙《夔关府志》记载：“康熙八年，奉旨设关，以通判兼摄。十二年因吴逆之乱，税关终止。至十九年，下东荡平，关复设。”（吴美秀，程博纂《夔州府志》卷四，食货志下 附夔关榷）此文献显示夔关复设的时间为康熙八年。而另一文献记载则为康熙六年，雍正《四川通志》记载：“康熙五年（1666）十月二十七日四川巡抚张德地题本称：夔郡实系吴楚上游，明季于斯设税，自叛逆盘踞，夔路梗塞，是税淹废。兹寇平时宁，舟楫稍通，仍宜于此设税，俾一府佐经理征收。自是裕如，较之僻处便可以一倍十”。后部议复设。“夔州府设关，设自康熙六年”。（黄廷桂等监修，张晋生编纂《四川通志》卷一六下，榷政）编纂）两年时间之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鸦片战争前，夔关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商税榷关，其对过往川江的商船征收的商税，“货之出荆襄，达吴粤，与夫诸货之入蜀者，无不道经三峡，途出夔门”。是四川及中央户部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馆藏及民间收藏夔关代表性银锭，图自网络

二，夔关征税的情况

清早期，政府为了保证关税的顺利征收，规定各关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正额，即政府规定各税关一年期内必须征收税银数量的标准。夔关在康熙初年复设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规定确切的定额。康熙二年，四川巡抚佟凤彩奏称，夔关“明季旧设之关税，尚未开复，不过从稍有商贩往来之处，暂议设税，原非他省旧设之榷关，可以定每岁之额总也。”至六年，夔关有了定额，只有一千五百余两。（黄廷桂等监修，张晋生等编纂《四川通志》卷一六下，榷政）雍正年间，政府依然没有得到夔关收税的确切数目，于是，雍正帝于雍正九年（）派隆升去夔关征收，并告之：“并不为多征税课，只要知道年景丰阜，征得多少，年景平常，征得多少”。但隆升并没有领会雍正的意思，收税过刻，并与地方官起了争执。雍正帝又改派穆克德布去征收，并嘱咐：“今差你去，只要毋欺毋隐，得一实在征收数目。如若比较隆升征得九万，你要征十万，若再差人去，又要征十一万，似此未必苦刻商民，即接任官亦难办理。你就少征一两万何妨，务须访查确实数目具奏。”穆克德布后奏称：“夔关税课情形，如年景丰阜，不禁米贩，使货载流通，每年杂税、米税二项，实可征银九万余两，如仍行载禁米贩，货载不能流通，即系丰阜之年，而杂税、米税仅可征银八万余两。”（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夔关总督穆克德布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0辑 第864-865页）征税数额依然没有议定，又过了两年，朝廷才规定夔关杂税的定额。

夔关商税的征收数额是“以雍正十一年奏报银七万三千七百四十两九分有奇，作为定额”。（程嘉馍等编纂《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四八，户部，关税下）与此同时，时任夔关监督的佛保，还要求对米粮税进行定额。“米粮、杂货，均属川中之土产，均有籍天时之利者。况置买一听商便，并非茶、盐各有专引可稽之比。即如上年春雨衍期，红花采摘甚薄。而商人即多贩米粮下楚，其杂税较昔稍短，粮税比前倍收。今设以杂税定额，而粮税尽数收解，尙遇米粮多出，杂税少过之年，或致杂税收数不敷定额，未免又有纷更之处，应请以粮、杂二税并款定额，乃考核可以划一，章程可以永遵”。但没有得到雍正帝的同意，认为“此奏岂汝无知小臣之所拟，识谬妄之甚。”（雍正十二年八月十初日夔关督督佛保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389页）此后，夔关米税始终没有定额。因为夔关粮税没有定额，四川夔关粮税是尽收尽解，“米川税粮，难以定额，按年尽收尽解”。（乾隆四年五月十三日四川巡抚硕色揭帖，见《明清档案》A89-25，B50239-50246）

上述文献说明了三个信息：1，夔关每年的征税定额是在雍正年间才确立；2，夔关征税的范围有杂税、商税、粮税。3，杂税和商税有定额，粮税没有定额，是采取尽收尽解的办法。换言之，这就是早期夔关的征税的办法。另外，夔关还征收船料税，即船户缴纳的船税，属于户部管理的关税，一般包括货物税和船料。货物税就是商业税，物品包括衣物、食物、用物和杂货等四项。夔关主要征收杂税、米税和船料。（光绪《清会典事例》卷二三五，户部，关税）

三，夔关征收的具体办法

 清代早期商船过关，由商人自报货物，填好清单，税后给与照票。顺治十三年（1656）规定：“各关当堂设柜，设梁头货物则例。商民亲报填薄，输银投柜，验明放行。”（康熙朝《大清会典》卷34，户部18，课程3关税）夔关“征税，俱用管关之知府印信，钤有印票。每商人上税，将印票裁截，一半给商，名曰票头，截留一半存关，名曰票根”。（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四川总督阿尔泰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9辑，第754页）夔关商人亲填薄需要填写：“某货，大布若干卷，每卷若干疋。曰布若干包，每包若干筒。余货仿此。”船户报单：“具报单上，下水船户某，自驾某船一只，装载客商某货物一载抵关”。（乾隆《夔关则例》）

清初，政府就统一了缴纳关税的货币标准——银两。夔关征收米税最高时是6、7%。四川米价从雍正九年——乾隆三十年间，最低米价每石六钱，税则每石征银四分。（邓亦兵《清代前期关税制度研究》第218页）夔关白腊税每斤税银九厘。（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八五，税则 夔关商税则例）税率为3.75%。

夔关事务由夔州知府兼管，每年征收关税一部分上解户部完成政府的定额，一部分用于地方军费和地方政府行政开支，盈余部分则作为知府的经费。夔关关税收入可见一斑。

泊港的渔船及货船

四，夔关银锭的特点与断代

目前发现夔关银锭有十两、五两、二两半三种。其中十两的形状为圆型，有两种造型，其一，与通常所见的四川标准的圆碗型不同，外形较圆且厚高。锭面有四个戳记，内容分别是关名、时间、匠名和吉语，如“夔关 胡永兴 五年六月 福”。其二，与我们通常所见的四川圆碗锭的造型一致，铭文有两种，一是铭文为“四川夔关”两戳；二是“夔关 光绪二十七年 匠兴顺源”，铭文的排列与光绪年间的标准锭型一致。五两和二两半的为圆饼状，底部呈弧状。通常有三个戳记，内容是关名、时间、银匠。也有关名和匠名两个戳记的。

曾见一件早期夔关的银锭，铭文为“夔州府关 四十六年八月 银匠胡英”。“夔州府关”是夔关的全称，该锭纪年为“四十六年八月”。清代皇帝在位超过45年的只有康熙和乾隆两朝。因此，该锭至少是乾隆四十六年铸造的。换句话说最迟是乾隆四十六年夔关征收的关税折银。该银锭的匠名为“胡英”，同为该匠的还有“夔关 匠胡英 二十三年十二月 囍”和“夔关 匠胡英 十二年二月 禄”十两银锭及“夔关 匠胡英 二十六口月”五两银锭等。咋看貌似是同一位银匠铸造的，但只要查清代各皇帝在位的纪年，就会发现同一位银匠说法存在疑问。乾隆在位是60年，嘉庆是25年，道光是30年，咸丰是11年，同治是13年、光绪是34年。而这4个银锭的纪年分别是46年、23年、12年和26年。假设46年是乾隆46年，那么26年就应该是道光26年。从乾隆46年（1781）到道光26年（1846），中间跨度66年。古代一位成人劳动力是以满16岁为限的，假设胡英16岁那年铸造了乾隆46年那件银锭，那么铸造26年那件银锭就是82岁了。一个82岁的老人还会铸造银锭吗？显然不是同一银匠所铸。合理的解释只有是同一银匠铺铸造，使用了上辈银匠胡英的戳记。如此一来，我们基本可以判断，46年那件应该是乾隆46年铸造的；26年那件是道光26年铸造的；23年和12年两件造型和文字风格接近，并与26年那件也大体一致。因此，可以断定这三件是同一时段铸造的。换言之，道光年间铸造的可能性很大。可见，乾隆年的夔关银锭和道光年的夔关银锭风格完全不同。

除银匠胡英外，铸造夔关十两圆锭的银匠还有“匠昌盛茂、胡永兴、匠胡恒生、匠胡吉士、匠王福兴、官恒茂、王义盛、匠罗兴林、匠王同丰、匠罗达先、周大兴”等十几人，以姓胡的为多数。这类银锭的纪年只有数字，没有年号。锭面还常常打一个或“囍”或“福”或“禄”或“税”等。字体拙朴，铸造粗放。其风格至迟是道光年间铸造的夔关银锭的式样。另外。五两和二两半的小夔关的匠名也与十两的一致，因此也是同一时期的铸造的。

鸦片战争之前，夔关作为当时最主要的常关之一，对来往于四川和湖北的商船征收商业税、杂税、粮税等众多关税，其铸造的银锭式样也自成风格。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了基本是光绪年间的四川银锭的样式，然而，常见的圆而拙的夔关银锭似乎给我们展示了清代中期四川地区银锭的样式。咸丰年间，随着厘金的扩大，夔关征收的关税以各类厘金为主。夔关银锭的外形也发生了变化，已经脱离了圆型粗拙的样子，转为四川后期圆碗型的银锭式样。锭面砸有三戳或两戳，三戳的铭文有光绪纪年，显示是光绪年铸造的。两戳“四川夔关”也与清末的四川银锭风格一致，显示是光绪或光绪之后铸造的。

总之，夔关银锭是四川银锭中比较有特色的银锭，这不仅仅因为是常关银锭，更重要的是，它向我们展示了四川银锭发展的历程。从存世的银锭观察，最早的为乾隆46年，最晚的为清代末年，跨度130年。而且，银锭有大小之分，不同的重量显示关税数量的多少。另外，夔关银锭造型的前后变化也是和夔关关税的变化相关联，与标准银锭样式保存一致体现了关税的统一性。夔关银锭存世稀少，一直是银锭收藏爱好者追逐的品种之一。

本文转自耽川学社 作者李晓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