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陈存仁提到过，抗战时期，大闹上海滩的“皮帽子军”。

战争的末期，日本人虽然还占据主动，但是地盘占的越多，越感觉兵力不够用。因此往上海，从北方调来几万穿厚棉袄戴皮帽子的伪满洲国军人。

满以为都是中国人，多少是要看些情面的。没想到这种军队，纪律坏到极点，一到上海，就以闸北为据点，当天晚上就在闸北散开来，奸淫掳掠，无所不为。

次晨，闸北居民成千上万地拖儿带女逃避到租界上来，一时租界上的情形也为之大乱。

这种戴皮帽子的军队，本来驻扎在关外，可以说是“军”，也可以说是“匪”，大多数出身为马贼，不仅相貌狰狞，而且毫无军人模样。这一来，上海租界上的人也提心吊胆，怕他们有朝一日会到租界上来横行不法。

闸北在战事发生后，本来房屋已坍毁，居民穷困，可是皮帽子军人还认为这里很富庶繁华，与北方冰天雪地的情况有天壤之别。他们看见路上的小贩，有水果摊就抢水果，有旧衣铺就抢旧衣服，看见妇女就抢妇女，还要向保甲长要“花花姑娘”，供他们发泄兽欲，所以闸北的年轻妇女逃避一空，剩下的只是少数老妪而已。

幸亏闸北的居民熟悉道路，到租界上来有好几个出入口，所以一天之间，几十万人都拥了出来。

这种情形也有些出乎日本人意料，暴露出日军此时极缺乏人力，居然要调动这种军队到上海，可是一到上海，他们却连这一伙皮帽子军人也无法完全控制。

本来日军每到一个地方，总是由伪组织安排一个“慰安所”。所谓慰安所，就是罗致一些妇女在某个处所中，并且有军队看管着，任日军排队而入，限时而出。可怜这些妇女，饱受凌辱，一天至少要应付几十名日军，这些日军在慰安所前的纪律反而很好。

皮帽子军骤然而来，先知会当地警察局筹组慰安所，警察局长一时措手不及，只好召集保甲长讨论。可是闸北向来没有妓女，只有平民，所以保甲长一听到这个消息，只是关照大家从速逃走，不但保甲长一齐逃光，连警察局长也跟着一齐逃走。

皮帽子军不远千里而来，竟然扑了一个空，因此就挨户搜索，见到了女人，不论老幼，拖了就走。

原来日军在闸北和虹口留下驻防的人数已少得很，要是实行严肃管理，重惩暴乱分子，又恐他们个个手中有枪，可能自相残杀。就因为这个原因，在上海的人也只好由皮帽子军乱搅了半个月，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军队在闸北四周包围起来，这样做是怕他们搅到租界上来。

但是，一到晚上，闸北的灯光暗淡，而朝南一望，灯光虽不像平时那么通明灿烂，却比闸北亮得多，因此皮帽子军也不顾什么铁丝网的围绕，找工兵来破坏铁丝网，蜂拥进入租界区。

租界上这时军队也很少，警察却不在少数，而且民间还留存着工部局时代万国商团队员，本来日本军人对这个组织有些顾忌，不大重用，但到这时也不得不号召所有队员整夜出防，捉到了皮帽子军人，就设法解除他们的武装，送到日本宪兵司令部。

宪兵见到这种人，不问情由，即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烂，然后将其一车车载返闸北。

皮帽子军人对日本宪兵毕竟有些害怕，因此旧租界区总算得以暂保安宁，然而这种皮帽子军人也坏得很，他们会改穿民装混入租界，横行不法的事，仍然天天有得发生，上海人惊惶得了不得，家家户户都在谈着这件事，小孩子有时哭吵不休，只要说一声“皮帽子来了！”小孩子便不敢再哭再吵。

当时有一部分乔装的皮帽子军人，混入租界之后干脆不归队，幸亏当时保甲制度严密，又没有空屋破庙，他们无所遁形，而且一开口就听得出他们满口都是关外话，所以警方晚间在各处马路上搜查得很严，查到了就捆绑起来，第二天送回闸北。

日军当局认为召来皮帽子军这件事是大大的失策，大约经过了一个短时期，便把这批皮帽子军人开到京沪、沪杭两路各县的乡间去，把人数分散得零零落落，给他们的任务是去打游击队。

但是打游击队也会冒生命危险，有的人就丢掉了皮帽子，加入了一些帮会组织，至于扰乱民间的情况，打呀，杀呀，抢呀，奸呀，更是变本加厉。

还有些皮帽子军人对日本人也是恨透了，他们把生命置之度外，把乡间日军暗杀或是干掉的不少，这一点，让日本人也很头疼。

渐渐这些皮帽子军人落地生根，后来大部分都没有回到北方的家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