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徐志摩等大师的讲演

      1921年，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习的梁实秋和几个同学商议，想邀请梁启超来清华讲演。当时，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是梁实秋的同班同学，通过梁思成的关系，梁启超欣然接受邀请。他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分三次讲完。每次都是听者踊跃，座无虚席。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梁启超来到清华，当时，他给人的印象是：中等身材，秃头顶、宽下巴，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梁启超走上讲台后，打开讲稿，眼光向下一扫满堂的听众，然后说了一句“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了下头，接着又说了一句“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的开场白别开生面，显示出梁启超既谦虚又自负的性格特点。尽管梁启超满口广东话，但他声音沉着有力，洪亮激亢，抑扬顿挫，别有魅力。更重要的是，他讲演的内容非常生动而且深刻。

　　事后，梁实秋回忆道：“先生博闻强记……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又听他讲到杜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沾衣裳’，先生又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梁任公的讲演空前成功，但随后到清华讲演的周作人、徐志摩就没那么理想了。周作人的讲题是《日本的小诗》，当时听者有两三百人。但周作人语音过低，乡音太重，听众大多听不懂他在讲什么，讲演不算成功。

　　1922年秋天，梁实秋又托梁思成跟徐志摩接洽，邀请他到清华讲演。当时，徐志摩刚从英国回来，开始在诗坛上渐露头角。梁实秋和清华文学社的不少同学喜欢写诗，都期待着能从徐志摩的讲演中得到启发。徐志摩为人热情，自然应邀，并依约来到清华小礼堂作讲演。礼堂里坐满了人，足有三百人之多。徐志摩身穿绸夹袍，外加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脚上穿着一双黑缎皂鞋，风度翩翩。徐志摩登上讲台后，从怀里取出一卷稿纸，大约有六七张，是用打字机打印好的讲稿，然后坐下来宣读。在宣读前，徐志摩说，他的讲题是《艺术与人生》，并表示要用英语宣读讲稿。结果，讲演效果很差，听众感到索然无味，不少人未听完便离场了。梁实秋虽说是坚持听完，但也认为“没有听懂他谈的是什么”。由于周作人、徐志摩的讲演均不成功，此后，梁实秋便不再邀请名家讲演了。

　　曾有人戏言：最好的作家都是口讷之人。纵观文学史，的确存在这种现象。据说，茅盾、巴金、沈从文、钱锺书这些大师级的作家都不善言辞。他们的口才与在文章中显露出来的文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难道这真像大家所说的那样“上帝给了一个人一支笔就不会再给他一张嘴”么？我看也并不尽然。林语堂就是文笔既好口才又佳。闻一多不但是位爱国诗人，他的讲演也绝对是震撼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