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中的历溪村 历溪村是革命根据地，是老解放区。从1933年冬天到1949年革命胜利，老区人民为革命做过大量的工作。经常给红军和新四军送饭、送粮、做军鞋、缝补衣服…… 牯牛降地区经历过两次激烈的革命斗争洗礼：一次是红军时期，从1933年到1934年；再一次是从1948年到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 1933年冬天，这里来了很多红军，牯牛降周围的历溪、汪村、统坑、高枧等地都有红军活动。不久又来了国民党兵，红军就退到牯牛降大山里去了。那时我只有6岁，年龄小，许多事情我记不清，但有些事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红军，见他们来了很多人，他们穿的衣服都比较破旧，带着破旧的八角帽，没有什么好枪，有好多人没有枪，只是背一把大刀。红军纪律的确很好，开始来的时候都不进村民的家，后来相互了解了，才住进屋子里去。 红军最艰难的岁月要算1934年了。那年秋天国民党军来了一个团的兵，团长姓赵，老百姓称之为“赵团长的兵”。这些兵大部分是北方人，他们喜欢吃大馍，很少吃米饭。他们把当地各村的青壮年集中起来进行军训，叫作壮丁队。组织壮丁队配合赵团长的兵到牯牛降大山里清剿红军，他们称之为“剿匪”。多次进山，“战绩”都不佳。因为老百姓心向红军，他们的清剿行动红军都会提前知道。广大的老百姓总会想办法给红军送饭。他们把壮丁队和国民党兵拉在一起，是一个很阴险的政治阴谋，就是想让老百姓和红军对立，想让壮丁队和红军对立。破坏革命群众和红军的鱼水关系。 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群众冒死保护红军。在敌人清剿最残酷的时候，红军分散躲藏在老百姓家中。村子里住着赵团长的军队，家中藏着红军，那真是要冒掉脑袋的危险。有一位姓马的红军同志就藏在我家，是我妈妈保护了他。妈妈把马同志藏在家中的黑房间里。我家黑房子门背后放着一个带盖子的木桶，马同志就坐在那小木桶上，有时在房间里走动走动。妈妈每天送点吃的给他。我家很穷，经常吃不上饭，有时妈妈煮一大锅菜，放很少一点米，美其名菜饭，无油又无盐，肚子饿很了也觉得好吃。我父亲是做手工裁缝的，帮别人做一天只有一斤多米得工钱，还不是每天都有事做。马同志知道我家那么穷，妈妈送去的“饭”总是不吃，后经妈妈再三劝说才吃很少一点。马同志在我家住了三个晚上，外面的“风声”稍微好转了一点后，他就在一天夜晚跑到牯牛降大山里找部队去了。 马同志离开我家时，交给我父亲一沓有关红军的文件，我父亲把它藏在楼梯后面的木炭里，到1949年解放后怎么也找不到了。可能是多年受潮腐烂了。另外还送给我一支手电筒作为纪念，这支手电筒我一直珍藏到现在。当时我年纪小不懂事，有的事是我亲眼见的，有的事情是父母亲对我说的，记得妈妈当年曾再三吩咐我，可不能说家里藏着人。 1934年是红军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那年冬天特冷，雪下得特别大，我们的亲人—红军就躲在牯牛降大山里，又冻又饿，又有敌人堵住出山的路。我们后来人应当牢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在1934年那次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红军，残杀红军家属和为红军办事的老百姓。记得有一次敌人从汪村等地抓来九个人，全杀害在历溪新机堂河对面的田里。被杀死的人一字排开，把一块小田都放满了。敌人还将他们的头放到历口大桥上示众…… 从1934年到1948年已过了14年，我们的亲人—新四军（当年的红军）终于回来了。在我家乡，我是第一个见到新四军的。 1948年清明节的那天晚上，半夜时国民党乡公所来了两个带枪的兵，保长、保丁他们把我抓到保长家里关在黑房间里，他们要抓我去当国民党兵。一个多小时后，我的叔叔、伯伯、老妪、女伯、婶婶……集合了二十多人，打开了保长家大门把我从保长家救了出来。我连夜逃到了当时属于贵池县的大山里的亲戚家，那地方是牯牛降山北面半山腰的横山庵。山下叫大演坑，大演坑进山直通牯牛降，和山南边的麻石屋两靠背。大演坑1947年已是新四军根据地。在横山庵我见到了新四军，十多天后我回到了统坑外婆家，我在横山庵见过的新四军也从牯牛降麻石屋那边来到了统坑。有的同志还认识我，问我为什么到这里来了？我说我家本来就在这里。我的妈妈接过我的话茬跟新四军滔滔不绝的说开了：“我家本来住在山下的历溪村，保长抓我儿子当兵，我儿子跑掉以后，他们还不放过我家，逼迫我家把房子卖了，把小儿子也卖了，把钱给了他才算罢休。我儿子的父亲以及我家的亲属都抓到历口乡公所关了一个多月……”我妈妈虽然不认识新四军，但她感到新四军比亲人还亲。因为妈妈知道新四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战士们叫她老妈妈。从那以后他们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去问老妈妈。 1949年在历溪村发生的革命斗争是轰轰烈烈的，大部分人都行动起来了，特别是年轻人非常积极地参加革命工作。新四军住在牯牛降麻石屋的深山老林里，那么多人吃的油、盐、菜、米都是村里群众肩挑背驮送进去的。那山路很难走，不要说负那么重的东西，就是空着手也很难走！从历溪村到麻石屋老山林里有二十多里路，新四军那么多人一日三餐要吃饭真是不易呀！ 每当发生敌情，百姓总会想办法给我军送信，所以敌人的“剿匪”行动总是落空。有一次来了很多敌人，我们提前知道了，敌人又扑空了。敌人临走时烧掉了五、六家房屋。那房子在牯牛降大山出口处的山窝里，当地人叫汪家坞里，全是姓汪的。汪家坞是我军的根据地之一。 村子里积极参加革命的人是大多数，但也有少数人是反革命的，有那么几个人明里是为新四军工作，为我军筹粮买菜，暗地里把我们的活动情况向敌人报信。一天夜里半夜时，他们在历溪村后边的一个叫坑下的地方开会，我们的侦察员就在门外的窗户下探听，只隔一层窗户纸，他们的“计划”窗外边听的清清楚楚，侦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踹开门把他们五个人全部抓走。抓到麻石屋经过二十多天的审查，把他们全部镇压了，分几次处决在不同的山坞里。 当时在祁门的新四军最高首长就是杨明同志，他和钱秋育、查富德几位同志就住在我家。杨明当时不姓杨，叫徐首长。首长跟我讲了很多革命的道理，还讲了革命战争的形势。像我这样的人，在家里是没有出路的。我在家无法生活下去，就参加了新四军，参加了革命工作。 我是在汪家坞参加新四军的。参军时我只穿一双破布鞋，一条老土布裤衩，几乎是裸体参军的，当天发给我一身黑布衣、一条线毯打背包、一支老套筒长枪和5发子弹。从那以后，我就是新四军战士了。参军那天首长接见了我。历溪村的年轻人参军很积极，在周围的几个村庄，按人口比例计算是参加新四军最多的。有部分年轻人没有参军也为新四军做了不少工作。解放以后，他们有的人很快参军了，有的人参加了地方工作。解放初，箬坑乡的乡干部全是历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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