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入古出新一谈如何界定
王铎作品从数据上看提到的碑帖计有:王羲之、王献之、钟繇、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李北海、米南宫、……等。
王铎主张学古，只有入古才能出新，他说:
余从事书艺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故书古帖日多。
学不参透古碑，书法终不古，为俗笔多也。
书法贵得古人结构。近观学书者，动效时流。古难今易，古深奥奇变，今嫩弱俗雅，易学故也。
书未宗晋，终入野道。怀素、高闲、游醉、高宗一派，必也参之篆箱隶法，正其讹画，乃可议也。慎之!慎之!
余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
王铎临摹古帖的比重在第一章第三节中已列表详细说明。这部份的计算比例与刘灿章不同，主要笔者采样是根据齐渊所编《王铎书画编年图录》605件有关，而非刘灿章采样的348件作品。
王铎临摹二王功力深厚，这样的评语太多了，在此不再赘述。倒是王铎在楷书上面的努力，在本文中较少叙述，主要原因在于重点放在形式、章法、与空间的叙述，反而着墨不多。事实上楷书的功夫累积，正是行草能够大力发展的基础。
现在，就来谈谈他的小行楷作品。从中除可以看出二王的色彩风韵外，也可以依据不同年代的差别性，作出说明。
如37岁写的《行书与大觉禅师等书札卷》(图2一11)、40岁时写的《行书与大觉禅师等书札卷》(图2一12)、42岁时写的《行书赠袁枢五律诗册》(图2一13)、43岁所写《楷书题青阳山庄五律诗册》(图2一14)、46岁时所写《草书琼蕊庐帖册)}(图2一15)、51岁时所写《行书自作诗卷》(图2一16)、55岁《楷书跋米芾行书天马赋卷》(图2一17)、”岁所写《楷书跋李成小韩林图》(图2一18)、58岁时所写《仿董关黄具笔意山水扇面》(图2一19)、58岁时所写《行书枯兰复花赋卷》(图2一O)、59岁时所写《诗画合壁册》(图2一21)、60岁时所写《行书琅华馆别集横幅》(图2一22)。从初期到晚年始终不离二王家风，用笔结体都不是率尔操瓤。
道德上的理想人格，项穆举出孔子，书法上的理想书家为王羲之，两者之共同点则在于「中和」。在项穆看来，王羲之以后之书家都是从王羲之之风格而来。
智永，世南得其宽和之量，而少俊迈之奇;欧阳询得其秀劲之骨而乏温润之容;褚遂良得其郁壮之筋，而鲜安闲之度:李岂得其豪挺之气，而失之味窘:颜柳得其庄严之操，而失之鲁犷;旭素得其超逸之兴，而失之惊怪……。
米书之源出自颜、褚，如要学米，先柳入欧，由欧趋虞，自虞入褚，学至于是，自可窥大家之门。
明项穆《书法雅言取舍》
王铎楷书部份，我们从《拟山园帖》即可明白，对一其影响最人的仍以钟、王、颜、柳、米为最。他的大楷能写出清疏挺拔与沉着扎实，前者如《拟山园!)占》第五卷(延寿吉祥)(图2一23)，写得瘦而不枯，紧而不密，劲健中透出淡雅和平气息，其用笔实出自柳公权。
后者得自颜书神髓，如故宫收藏之李成寒林图的题跋(图2一18)，苍劲沉着，骨丰力厚，可看出凝重古拙，端庄雄伟的特征。严格地说，与颜字不同，那就是用笔方折，而少圆曲的差别。以及厚重与果决的笔路不同。
接下来，本文拟再探讨王铎采用钟蒜、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柳公权、米南宫笔意与结构之情况，依实际线性简要说明:
首先，根据前引项穆所言，颜、柳、欧、褚、虞、米、甚至李北都是属于王羲之这一系统，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王铎书法从广义的条件来看，几乎是没有脱离二王。在前文中己经有很多艺评谈到，自宋以后500年来没有人超过米莆，又说王铎书法像颜、柳。林散之先生也提到王铎字像李北海。首先从王羲之之圣教序来看，王铎自言十三岁即开始临摹，在目前数据中有记载的，如34岁时临行书圣教序，42岁时行书赠袁枢五律诗册中跋语提到:癸酉九月夜用圣教、兴福夫子碑为环中老亲契(图2一13)，即可得知王铎对圣教序的把握。只是王铎在文中表明兴福夫子碑，依笔者认为，圣教序刚健挺劲，而兴福寺碑则丰厚畅达，王铎此书两者兼而有之。到58岁时所书行书枯兰复花赋卷、60岁时书行书琅华馆别集横幅，在在说明其努力及其成果。基本而言，圣教序这一路，王铎非常认真的走了将近半个世纪，抓住形、也抓住了神采。不同的是，王铎的个性，与王铎处的环境，以及王铎在位居高官却不得志的情况下，急于在书法上闯出地位的雄心与抱负与王羲之不同。因此，若从王铎所写圣教序来看，则王铎更能表现出北方人方、厚、拙、重的色彩。这背后的原因，也要归功于王铎对颜、柳的热爱与景仰。颜字丰厚沉稳，以篆糟笔法书写，因此气势磅礴，若比较(图2一26)即可领悟。但若仔细分析(图2一26)(王铎在作品中虽标明褚遂良，然笔法却是颜、柳与米法)又发现王铎处理酣畅气势里，线条中速度的处理，基本而言，大都是「渐快」方式进行。因此，劲道有余、雍容不足。在轴线处理上，颜真卿采用对称的方式，因此均匀对称中显露中庸的气度;而王铎则雄壮中，过于显露。若从这个观点深入探讨则发现，王铎固标明临褚遂良然字里更充满了柳公权的精神。浓缩而言，柳公权线条硬挺果决、锐利明快，具有杀伤力的气势外，在形式上与颜真卿最大的不同，就是柳公权用笔以「方折方式进行(参考图2一28)，而颜真卿较为「圆弧」(参考图2一27)。在张力的表现上，柳公权更为突出。如果就王铎在单字结构中的倾斜，在章法上的变化方面，笔者认为这部份与米南宫有关，但要推到源头，笔者认为因归功于王铎热爱钟繇这个部份说起。孙过庭《书谱》开宗名义就提及:
夫自古之善书者，自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
孙过庭接着又说:
“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
钟繇之成就，王羲之佩服，想必王铎心理一定明白。除了韵味外，笔者认为钟惑字体最大的影响力在于楷书章法的错落有致，因此笔笔之间、上字与下字之间顾盼生姿。用笔或正或倾，优游自在。在古雅的笔调中透露生动活泼的气质。从图(图2一5)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字距的变化，以及轴线的倾斜、单字中疏密的自然留露、字型的巧思，这些技巧不就是王铎在行草书中充分发挥的本事吗?只是时空不一样，王铎处在天奔地诉的晚明中，作风就大大不同了。最后，我们再来比较米南宫与王铎。前面已经提及王铎被称为500年来米芾第一人，但如果把(图2一24)与(图2一25)
比较就发现，王铎写米芾在粗细的变化上，不如米芾精致细腻。笔法的采用不如米芾的八面威风。但粗旷、厚度、与力度上，却远远超过米芾。如同前所述王铎用的是“碑的笔意”，雄强有气势。笔者认为:王铎之写米芾是紧靠柳公权的方式(图2一28)记录米芾，不像宋人吴踞(图2一29)死守米芾不放。
因此，笔者认为:王铎是以柳公权之骨气来改写米南宫秀逸之貌。若把圣教序(图2一30)的转折改以魏碑方折为之，则就趋向李北海的形式与精神(图2一33)。这一点若将王铎临写之圣教序(图2一31)来对照，就可以发现到王铎与李北海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李北海的用笔岂不就是兴福寺碑(图2一32)的夸张吗?就此，再简单结论:王铎的结构形式从二王出而更率性，因此，接近米南宫;因为个性与柳公权相似而大量采用，因此气势雄健外露:为了扩大力度与宽博，暗合了颜真卿;在轴线及单字倾斜变化上则深受钟繇(图2一34)的影响。(虽然轴线的变化与黄山谷作品类似，但从王铎文稿中从未提及，因此，笔者仍认为轴线的变化源头是受钟繇影响。)
八大山人楷书(图2一35)深受魏晋书风影响，笔画嚎活，章法错落有致，与钟繇亦有神似。王铎与八大虽不同时，但都受到钟繇影响。因此，在章法上显得灵活有变化。
四、王铎之美学与形式表现
应当说，时代成就了王铎。当然使他毁灭的，也未尝不是这个时代。艺术史上的这个时代，即明清之际，这个时代由于各种空前复杂的历史原因，思想比较自由，艺术也容易多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出天才、出思想、出美学的时代。他在艺术上尤其在美学上，确实有惊人之的成就，当然也有相互的矛盾。
王铎于1649年临淳化阁帖与所画山水合卷中跋曰:
余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于羲、献，人自不察耳。动曰:某学米、某学蔡。又溯而上曰:某虞、某柳、某欧。予此道将五十年，辄强项不肯屈服。古人字画诗文，咸有万镬，匪深造博闻，难言之矣。
独宗羲、献，铿然有声的一句话，包含了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儒家“中和”观念。王铎依附中庸之理，却讲求“古”、“怪”、“幻”、“雅”的统一，这种理论那有中庸的影子，这种美学简直是空前。因为这种叛逆思想，所以他赞美“狠”、磺美“怒”、赞美“气”、赞美“力”，很明显的这种美学，不仅在当时是惊涛骇俗的，就是在今天也是令人震撼的。
韩玉涛先生在《中国书法全集王铎一》中谈到根据王铎(文丹)中所述美学的矛盾提及:
怪，则幽险狰狞，面如贝皮，眉如紫棱，口中吐火，身上缠蛇，力如金刚，声如彪虎，长刀大剑，劈山超海，飞沙走石，天旋地转，鞭雷电而骑雄虎，子美所谓r语不惊人死不休』、文公所谓『破鬼胆』是也!
因为有这种叛逆思想作根底，所以，赞美『狠」:
为人不可狠鹜深刻，作文不可不狠鹜深刻。
赞美「胆』:
文要胆，文无胆，动即构促，不能开人不敢开之口。——笔无锋愕，无阵势，无纵横，其文窄而不大，单而不耸。
赞美『怒』:
笑文令人亲，怒文令人怕
赞美『气』:
文有矜贵气，有壮丽气，有兵戈气，有寒酸气，有颓败气，有死亡气，全无气，不名为文!
赞美『力』:
大力，如海中神鳖，戴八脓，吸十日，侮星宿，嬉九城，撞三山，踢四海!
兔之力不如犬，犬之力不如马，马之力不如狮，狮之力不如象，象之力不如龙，龙之力，不可得而测已!
他赞美「斩钉截铁』:
如临阵者提刀一喝，人头落地!
寸铁杀人!不肯缠绕。
凤来雨至，陡然莫测!
虎跳熊奔，不受羁约!
他歌诵敢于『放手』、『撒手】的『神通』，他向往着『掀起脚，打筋斗，驾云雾向空中行!』这就无怪乎他要『创』了，他说：
他人口中嚼过败肉，不堪再嚼!
因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讴歌『奇怪』:
文中有奇怪，浅人不知耳，望之咋指而退！……自使人目怖心震，不能已已。
奇奇怪怪，骇人耳目，奇矣!
这种美学出现在明末是可以理解的，他表现了这个天崩地诉的时代对艺术的反思。但这种美学是矛盾的，明明是“反中庸”，这又如何解释呢?能不能说他是在阪依“中庸”呢?如果是，那真是太过分了，只能说他是在调和;用“极中庸”保护他的极不中庸，就是说虽极不中庸但涂上极中庸之保护色，这就是王铎的“中庸论”。以王羲之、王献之为基调，做出来却偏离很远的形式表现，而不以韵致为主的狂傲书体。守住传统又反传统的创造性，作为是他成功的最大原因，过人之胆识是争议也是成功的重点。
韩玉涛先生称王铎美学为“魔鬼美学”，因为王铎心中主要思想被胆、怒、气、力、怪、奇所包围。但我们不妨再看下面一段文字。
王铎曾为他所敬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书一诗册，在第六首诗后的题款中写道:
书时，二稚子戏于前，遂落数(如)龙、形、万、壑等字，亦可嚎也。书画事，须深山中松涛云影中挥洒乃可愉快。安可得乎?(图2一37)
在诗册末尾的款识中，王铎又写道:
月来病，力疾，勉书。时绝粮，书数条卖之，得五斗粟，买墨，墨不佳耳，奈何。(图2一36)
此段叙述了王铎环境的窘态，也透露他对环境的期许与笔墨的讲究。其中“松涛云影中挥洒”证明了他对创作环境气氛、情绪的要求。有如庄子所谓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其书画的气息才能获得大自然的钟灵毓秀。
关于这方面的题跋还有下面这段:
予年十八岁过中条至河东书院，忆登高远望尧封，多葱郁之气，今齿渐臻知非，靓吾乡太峰眉宇带中条烟峰之意。勉而书此，岂非非之为软。
可见王铎对大自然的陶醉与领略，并融入自身的“情性”与怀抱“感吐”的纪录在书法作品之中。
石涛在《画语录》里有这样一段话，他说：
山川万物之具体，有反有正，有偏有侧，有聚有散，有近有远，有内有外，有虚有实，有断有连，有层次，有剥落，有丰致，有飘缈，此生活之大端也。
在石涛的画语中，我们体认，唯有认识自然才能获得山川之神，只有掌握了笔墨之法，才能表现山川之形态。所以石涛又说:“未能深入其理，曲尽其态，终未得一画之洪规也。”虽然谈的是画理，其实与书法仍然相通。
山川与情性合一是高远的、广博的、也是抒情的，若只把它当做有如韩玉涛先生所言“魔鬼美学”去凸显“强悍”与“可怕”，似乎也有不妥。
东汉著名书法家蔡爵在《九势》中提出:“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式出矣。”由阴阳的观念派生出刚柔、文质、动静、虚实、方圆、直曲、迟速、轻重、大小、疏密、离合、奇正、巧拙，有力的推动了书法的发展。可以说，每一个杰出书法家，都是一个睿智的书法辩证法的驾驭者，而每一幅卓越的法书，又是成功运用书法辩证法的结果。诚然，每一种艺术都离不开辩证法则，而中国书法艺术的辩证法则，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就如同前面己多处提到王铎书法从二王入，后又以强悍的美学观，支撑使它成为杰出书法家。从结构的方折用笔，采用反三角形与正三角形，异于一般正方形之结构。从轴线的倾斜、移位到两次轴线的运用。墨块的采用凸显视觉远近与轻重。字距的疏密，到行距的疏密，在在引导观赏者在观赏时的重心转换。二王的作品在王铎心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他的文稿数据中经常提及，然最后他所表现的结果却与二王差距甚远，主要在于对传统书法主轴中，惯用的“中庸法则”做了强烈的改变。这个改变无疑说就是将大胆采用辩证法则，只是这样的大胆采用与传统书法艺术讲求“中和观”差距甚大，而不能为一般人所接受，尤其王铎善运用视觉与形式，因此，对于笔墨的运用、对于章法布白运筹中，显露他惊人的作风。韩盼山先生在《书法辩证法释要》中明显提出:擒纵二字，书家要诀(擒与纵)。计白当黑，虚实相生(虚与实)。宾主分明，纲纪不紊(主与宾)。书宜神凝，密宜神远(疏与密)。相呼相应，顾盼生情(呼与应)。润可取妍，燥能取险(润与燥)。浓欲其活，淡欲其华(浓与淡)。疾而不浮，涩而不滞(疾与涩)。迟以取妍，速以取劲(迟与速)……等等。这种既对立又须统合的问题，本身就是充满矛盾。
书道中充满了阴阳，充满着矛盾，神采与形质、疾与涩、浓与枯、虚与实，无往不是矛盾的统一。处理成中庸，或者是险绝，因人而异，也因环境而异。王铎从中庸的二王为基准，最后以强悍的手段处理，无论是手绢还是六尺长条，都是飞腾跳掷，纵横裨阖，大气磅礴，以雄强的笔力，奇怪诡异的体势，酣畅淋漓的墨彩，表达了大起大落、汹涌激荡的情绪和心境。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到狰狞、怪诞、狠鹜、阴幻及至胡乱的粗旷美、阳刚美、一颗充满焦灼、苦闷、颓唐、狂逸乃至绝望的不安灵魂。他的书法忽正忽斜、忽雅忽野、大整大乱、既丑且美的多元矛盾统一的审美组合，令观者震撼。如前己提过，王铎是以形式表现杰出的书家，唯有险绝才能凸险他的书法成就。因此，强调怪、狠、胆、怒、气、力、斩钉截铁，是他为了凸显形式不得不的举动。笔者认为，与其说是“魔鬼美学”，不如说是“矛盾美学”。这样的美学包括他内心的挣扎与到清廷为官的内心矛盾上。
晋人重韵，唐人重法，宋人尚意，晚明尚态，这是时代使然，虽然在这大时代中有很多书家背离风尚，独标异格，但就是很难成为主流。时空因素占绝大原因，不同的时空造就不同的书风与书法家，王铎身处动乱变局中，他先以王羲之之嫡传后代自居，然后又独宗羲献，抓的就是书法的道统，从淳化阁帖的不断临习，就可知道，在这书法大环境中欲脱颖而出的处心积虑与困难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