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治疗(Music Therapy,MT)融人本精神和生命科学于一体,迅速发展成一门现代学科。中国是音乐治疗的发祥地之一,先民们早就探索宇宙旋律与生命节奏的秘密。音乐治疗是中医治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音乐与中医有着不解之缘。
乐者,道也——乐与阴阳五行
《吕氏春秋·大乐》开宗明义:“音乐之所由来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和而成章。”这里最早使用了“音乐”这一复合名词。音乐起源于“太一”,音乐的本质是“道”,是阴阳的消长变化,具生命之气势、阴阳之灵变、宇宙之情调。音乐节奏、音色、力度、速度等相反相成、相对相补、相辅相映的诸多因素,如清浊、疾徐、哀乐、刚柔等等,正是阴阳之道的体现。
古代音律分为五音和十二律,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我国传统乐学理论之滥觞。《内经》将五音归属于五行,内应于五志,唐代王冰注五音曰:“角谓木音,调而直也;徵谓火音,和而美也;宫为土音,大而和也;商谓金音,轻而劲也;羽谓水音,沉而深也。”《吕氏春秋》全书分十二纪,每纪之首篇依据五行的属性,将五音十二律与五时十二月,与五方、五色、五味及相应的自然变化、农业生产等人事活动联系起来。明代张景岳在《类经附翼》中用“律吕相生卦气图”来显示律吕变化的规律,认为音乐“可以通天地而合神明。”
乐者,治也——音乐治疗当属“和”法
《史记》太史公曰:“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和正心也。”音乐治疗的原理正是利用不同的音乐类型平衡机体的阴阳,从而达到调节人体气机的升降、脏腑的畅达、神志的摄养等作用。
《群经音辨》曰:“乐,治也”。《难经》曰:“闻及五音,以别其病。”中医将五音、五声和脏腑的配属用于临床诊治。《灵枢·邪客》曰:“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此人之与天地相应也。”五脏可以影响五音,五音亦可调五脏。五音疗法,丰富了中医的整体观,奠定了中医音乐治疗学的理论基础。
音乐治疗当属于八法中之“和”法。和法肇端于《内经》:“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必先五脏,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音乐是一种和合之气,它能和合人体之阴阳,起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作用。天地阴阳之和与人体阴阳之和是同构相应的,人身小天地,人体的内在和谐可以受到外在的和谐的影响。姚崇《弹琴诫并序》说:“琴者乐之和也,君子抚之以和人心。”“和”通“龢”。《说文解字》:“龠,乐之竹管三孔(即编管乐器),以和众声也。”“和,相应也,从口,禾声。”“和”字的“口”是声乐的标志,“龢”字的“龠”,则是器乐的标志。和的本义就是指音乐和谐。《礼记》推崇“乐”所带给人们的平和静谧:“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国音乐历来重视“神韵”,崇尚“中和”之美,通过“乐”之和进而达到“天地人和”。晏婴提出“和而不同”的论点,做莱油盐酱醋“不同”才能成其为菜肴,音乐也必须将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有“长短疾徐”、“哀乐刚柔”才能“相济”、“相成”。或顺其势而利导之,或“以他平他”、因其性而反之,音乐治疗的要诀即在于和志意、和欲求、和认知、和行为、和环境。
中医乐疗将“乐与人和”、“天人合一”作为理想境界,强调阴阳平衡、五脏相因、情志相胜、三因制宜,常常与诗词歌舞游戏等文体活动相结合,成为方式多样又切合个体化需求的综合疗法。治病的“治”与治国的“治”相通,身心健康离不开社会因素,音乐移风易俗、引人向善,还有益于道德健康。《乐记》中多次提到乐与德的关系:“乐者,德之华也”,“乐者,所以象德也。”
中医音乐治疗的实践在历史上有着灿烂的成就,浩瀚的典籍留下丰富的资料,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值得含英咀华。如《内经》云“脾在声为歌”;管子曰:“去忧莫若乐”;张子和《儒门事亲》中说:“好药者,与之笙笛”;吴师机《理瀹骈文·略言》曰:“七情之病,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也”。
乐者,意也——音乐、情志、脏气共鸣互动
昔伏羲氏教民佃渔有网罟之歌,神农氏教民食谷有丰收之咏,关于人类社会音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洪荒时代。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感情。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和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呼喊,这便是最原始的音乐雏形;当人们庆贺收获和分享劳动成果时,往往敲打石器、木器以表达喜悦、欢乐之情,这便是原始乐器的雏形。
音乐与劳动、生活密不可分,与情感结下不解之缘,“深深地表现了人类心灵最深秘处的情调与律动。音乐对于人心的和谐、行为的节奏,极有影响。”《乐记》认为仅“知声”是动物、“知音”是众庶,而“知乐”才是君子,明确提出:“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这里的“情深”、“气盛”、“化神”就是音乐、情志、脏气三者共鸣互动的过程。音乐“入人心也深、化人也速”,聆听中每每令人留连忘返、物我两忘、如醉如痴、荡气回肠。嵇康《琴赋》称:“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过于音声也”;白居易《好听琴》诗曰:“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销疾,恬和好养蒙。”音乐治疗的基础来自于乐调、情志、脏气共鸣互动。当音乐振动与人体内的生理振动(心率、心律、呼吸、血压、脉搏等)相吻合时,会产生生理共振、共鸣。
音乐通过表现特定的意绪、意向、意境而倾诉丰富的情思与心语。意,《说文解字》解释为“志也”;志,又解释为“从心之声”,“从心察言而知意也”。可见“意”是从心底由衷表述的感情。音乐空灵、含蓄,其内涵的不确定性、多义性和朦胧性,更易于唤起人们的经验记忆、联想和想象,从而听出情绪、情感、情怀,甚至情节、情态。在管弦繁奏中,在稀声窈渺处,我们的灵魂通乎杳渺,出没于羲皇之上,捕捉到弦外之音,找到精神家园。即使是音乐的休止中,也有无穷的音律蕴藏。虽只可意会,不可描摹,然彼虽不言而言尽在其中。既然“医者意也,药者瀹也”(隋·王通《文中子》,意即医通其意,而用药之道在于疏通),我们同样有理由说:“乐者,意也”。
乐者,药也——用乐如用药
“乐”见于甲骨文和金文,《说文解字》:“象鼓鼙木架之形”,为“五声八音之总名”。可见,“乐”字的本意是“音乐”。药是从乐得声,樂、藥、療三字同源,先人早就认识到音乐与药物、治疗具有天然的联系。音乐揽天地精华、借万物灵气,舒体悦心,流通气血,宣导经络,与药物治疗一样,对人体具有调治之功。用乐如用药,朱丹溪就明确指出:“乐者,亦为药也。”
乐有归经,五行选乐广为应用;乐有升降浮沉,《西北有高楼》云:“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嵇康说:“夫声者,气之激也……心有盛衰,心亦降杀”(《嵇中散集》);乐亦有味,如《左传》中晏婴论及“声亦如味”;邹衍“吹律生暖”(刘向《别录》),乐亦有寒热温凉,聆听美妙的音乐,“暑可变也,虚堂疑雪;雪可回也,草阁留春。”(《溪山琴况》)“五音”必须是“适音”,即孔子所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否则,“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和乐平心,淫声致病。《国语·周语下》:“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有狂孛之言。”那些旋律怪诞、音响杂乱的音乐,如“Gloomy Sunday”(《黑色的星期天》),刺激感官,令人颓废,而被称为“Suicide Song”(自杀歌)。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中国音乐追求的清、静、淡、远的意境,与中医学提倡顺应自然“恬惔虚无”的法则同出一辙。
乐有地域性,如同道地药材。江南吴歌,荆楚西曲,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燕赵悲歌慷慨,山峡高亢激越,草原悠远深沉,水乡秀美婉约,各民族、各地区世代相传的音乐,因地态、心态、史态、语态、乐态的不同而显示相异的基因。
乐有炮制,这主要指乐的表现形式,同样的乐曲,配器、音响、节奏、力度、旋律、变奏、和声、音色、曲调、情绪的不同的处理,而有不同的感情表达。乐有配伍,不宜长时间单用一曲,而应选择编辑一组在情调、旋律、节奏等方面和谐一致的多支乐曲或歌曲,如同中药处方中有君臣佐使之分一样。
用乐亦有反佐,亦须知辨证、辨病,正治、反治。让情绪兴奋者听平和忧伤之乐曲,让情绪抑郁者接受欢快的乐曲以改变其原有的心境状态,具体而言,以悲制怒、以喜治悲、以恐胜喜、以怒胜思、以思胜恐,这是目前中医临床应用音乐治疗最常用的方法,也因为简单机械的选择和患者情绪相反的音乐处方,而受到诟病。事实上,除了“反情以和其志”,我们还有“比类以成其行”的方法,根据“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原则,以如泣如诉的乐曲带走悲伤,同样地,以快节奏的音乐宣泄过度兴奋的情绪,使乐曲与听者当时的情绪同步,按负诱导原理转变不良情绪,这正是唐代韩愈“不得其平则鸣”、“郁于中而泄于外”(《送孟东野序》)的观点,也恰恰是“同质原理”的要求。具体治疗常常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同质导入,第二阶段异质转移,这样的乐疗反佐,可以消除格拒、调整偏颇、顺应心理,更好地发挥疗效。
用乐须识人情。乐疗应结合气质、性格、文化、趣味、习俗、经历以及民族、阶层、职业、年龄等各个方面特点。音乐深入灵魂,可以抚平伤口,也可以揭开伤疤。有些歌熔入生命,就像一朵永远盛开的花,有些却正好相反。《荀子·乐论》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雷霆狂飙般的瓦格纳、贝多芬的作品自可以振奋精神,但也曾切合纳粹的疯狂,而被利用来煽动、造势,一度成为纳粹德国的音响符号。在美国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发条橙》中,主人公热衷于血腥、犯罪,竟也惊人相似地崇拜贝多芬。当然,这并非贝多芬之过,因为即使是人参也可以杀人。音乐治疗离不开专职治疗师,它不等同于音乐欣赏、不提倡DIY(DoIt Yourself,自己动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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