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少涉案者，纷纷在受拘押时，向媒体公开了他们的罪刑或犯罪心路历程，不管是做大V有着做皇帝的心情，或是尚在侦查中，就公布了自己的受贿犯罪。与之环顾台湾的罪犯坚持和狡纵，相比下中国的罪犯是格外的显得的忠厚朴实又坦白得可爱。
但不管如何，让犯罪嫌疑人，自己公布罪行，引导社会舆论，对嫌疑人自己进行挞伐，是否对嫌疑人“人格权”的一种侵害呢？除非承办人员是神，有神的全知全能，否则就算一个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证明这社会没有冤案的产生，或自己也有错误办案的可能性。
况且，人的名誉一旦损失，就极难恢复，甚至有些人是被执行死刑后才知道是冤屈的。但此时，死者生命已经结束了，试问一条生命的无辜牺牲，该由谁来弭补？社会一声同情？或金钱赔偿？!就能抚慰或还回被消失的生命？!况，当一个无辜者面对社会种种骂声，这种煎熬，相信只有当事人才能明白。比如被神探侦破的奸杀女子案的张姓叔侄，等死人回家才被释放的赵作海，还有可能至死都蒙冤屈的，这些人，该谁来抚慰？!
因此将进行中的案情，公诸于世，让社会舆论对尚在进行中的案件进行批判是否允当，对此法界人士普遍的持否定态度。毕竟作为普罗大众，和专业的法界人士，其知识是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求两个不同知识基础或有认知断裂的两个阶层，寻得共识，是极其不可能的。如果一个案件，在侦查中，或审理中案件，法官或承办人员，在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声音，这些声音都可能影响着法官的自由心证形成。
这里我们在列举一个相当著名的案例，让大家有更多的思考。1966年，时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克（TomC．Clark）在 Sheppard（注：这里有必要对 Sheppard 一案进行简要交代：塞姆?谢泼德（Sam Sheppard）是俄亥俄州的一位著名外科医生，1954 年因涉嫌棒杀已有身孕之妻而被捕。他自称无辜，辩称其妻之死乃是外人入室将他击昏后所造成。此案公开后，立刻引起全国和地方各媒体的极大关注，有关评论和报道随即铺天盖地而来。在谢泼德被捕前，各报纸就认定他犯有谋杀罪。一篇社论题为“为何警察不侦讯首要嫌疑人？”要求将谢泼德拘押在警察局进行询问。另一篇社论则质问“为何不把谢泼德投牢入狱？”于是，谢泼德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其后，各种形式的媒体仍继续鼓噪。例如，“邻居揭露谢泼德有‘性伴侣’”，“车库发现血迹”，“警方宣称发现谋杀罪新证据”，等等，诸多报道与评论频频出现在有关媒体上。而对于庭审过程，媒体亦紧追不放。记者、照相机、摄像机充斥法庭，在选定陪审员、举证及认定事实等方面，媒体极力施加影响。主审法官为了竞选连任而放之任之，未采取任何措施保护陪审团的判断不受干扰。此种情形一直持续至有罪判决做出后方才停息。谢泼德以审判过程被严重干扰为由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当时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在依人身保护令（habeascorpus）获得联邦法院重审其案之前，谢泼德已在俄亥俄州的监狱里度过了十一年的时光。若干年后，谢泼德的上诉审律师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五卷载有倾向性内容的剪报，以作为谢泼德受公平审判权利受到侵害的证据，SeeRonald L．Goldfarb，TV or not TV：television，justice and thecourts ，1998，NY：New York Univ. Press，p．10。1966年 Sheppard 一案得到重新审理，但是这一次审判宣告谢泼德无罪释放。几年后谢泼德去世。SeeSheppard v．Maxwell，384U．S．333（1966）.）一案的判决中写道：“正当程序原则给予被告获得不受外界影响的公正陪审员审理的权利。
事实上，我们并不反对司法的公开和透明。但是不洽当的公开案情，将让负责审判的法官，以及涉案嫌疑人，面对难于抗拒的压力。而这些外界的力量，将会将案情和真相，扭曲到“符合社会观感”的一面，甚而制造了冤假错案，整个司法都会面临到极大的困难处境。
法律本身是一项极为严谨的工作，也是门知识，没有受过严格知识训练与长期浸润，是很难摸索其中三味的。而案件的审理与侦办，所依靠的仅是细微的征兆或线索，透过其中，在依凭自己的专业知识，去还原整个真相。因此，制造一个司法与媒体的洽当距离是有必要的。有关当局，更不应好大喜功，在所有材料都还在处理中，未经法院审判，就将案情公诸于世，并引涉嫌自我批判的话，来引导社会大众，以为这是一种所谓的教育。事实上这是引导社会舆论的不当干预司法，甚至会引起外界更多的联想，这些联想的最终，可能是整个司法体系公信的败坏。
法律是一个国家的最后防卫线，当人民不再信任司法，不再信任法律，则法律不过是张具文而已，那么公权力至此，还有甚么威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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