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株野生的植物在荒野上自生自灭,萧红的短暂人生带着悲怆的底色。在2014年的夏天,她的贫穷和痛苦,遭遇了一场盛大的消费。在世俗人眼里,这一个女作家的人生悲剧不仅带着自作自受的业因,更俨然有着泥沙俱下的戏剧性。譬如,电影《黄金时代》几乎就用纪录片一样的创作手法,像手术刀一样切开了萧红的人生。但不可否认的事实证明,萧红即便贫穷,终其一生,她从未丧失斗志。
粗暴的世界对于人物的评判总是粗暴,但无论如何,萧红绝非是舆论喧嚣中的那个“贫穷的贱货”。即便被未婚夫抛弃,被困在哈尔滨那家肮脏的小旅馆里,萧红也未放弃对于未来生活的渴望。她的斗志就像原野上的一株杂草,始终顽强。她就着咸菜馒头,坚持看书、写字,并且不停歇地给报馆投稿。假若将这一家肮脏的小旅馆比作萧红人生里的沼泽地,她是一直在坚持着的,坚持在不被继续深陷的同时,借助外力自救。她的力量微弱,但足够坚韧。
而萧军,萧红人生里的爱人和克星,或许就是象征着外力的一根木棍。他们一样贫穷,但一样充满着对于世界热烈的畅想。萧军就像一台电动机,简单粗暴地给萧红输入正能量,这一种能量,便是在残酷环境下的爱和理解。怀着身孕的萧红之所以能够义无反顾地投入萧军的怀抱,毫无疑问,即便对于爱情,此刻她的身体里也是涌动着原始的生机勃勃的野心。
性格决定命运,对于爱的饥渴,使得萧红在感情里也被迫成为了一个斗士,在遇见萧军之前,她曾和一位姓李的老师私奔,私奔失败后,又和原来的未婚夫汪恩甲同居。这些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举止,大约来自萧红缺爱的童年阴影,她自小遭遇父亲冷眼,母亲又早早去世,只有祖父疼她一些。正因如此,在大多数近乎阴冷的萧红作品中,温暖的情节往往来自她对于祖父、对于后花园、对于家乡回忆的描写。
之后,在贫穷但并不缺乏斗志和萧军的同居生活中,萧红写就了《商市街》这一部描写贫穷的自传体作品,署名取自萧红和萧军在哈尔滨最后一年半中所住的一条街名。全书使用编年体裁,萧红如数家珍般地叙述那些在她生命里发生的事情,加上她那注册商标似的优美简洁的文字,使《商市街》成了一部很受欢迎的作品。虽然萧红描写的这一段日子,正是她在文中高呼“板凳可以吃吗,桌子可以吃吗”的贫苦日子,但在她笔下,却毫无自怨自艾的语句,相反处处都洋溢着“乐天知命”、“奋发进取”的精神。甚至,萧红还抓住当时那种焦虑、窘困的心境,时而穿插一些幽默轻松的情节。
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萧红和鲁迅之间的情愫,大约也源于两人共同的对于永不放弃精神的执念。萧红崇拜鲁迅,鲁迅怜爱萧红,在意她的写作事业,关心她的衣着搭配,亦师亦友,心灵相通。在鲁迅死后的岁月中,萧红写就了成千上万字的哀悼文章。而在此后看起来似乎永无止息的贫苦岁月中,鲁迅留在记忆中的温暖,也是萧红得以支撑下去的意念和动力。
平心而言,萧红确实不够幸运,她自始至终未曾拥有过珠圆玉润的人生,从东北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到香港,颠沛流离的个人生活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更显得千疮百孔。或许是真心向往一种坚定而普通的生活,或许只是急于摆脱萧军带来的情感苦痛,萧红嫁给了另一位东北作家端木蕻良。婚后的岁月依然贫苦,但一些负面的感受似乎也未能消磨萧红的斗志。1938年9月,萧红以待产之身离开武汉去重庆,在途经湖北宜昌时,她在码头上摔了一跤,不过即便是抱怨,她的语气里依然带着能量足够的愤慨:“我总是一个人走路,……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一个时期,正是萧红的作品高产期,她在这一个阶段总共完成了六个段品,后来还出了单行本,此外,除了履行妻子义务外,她还替丈夫端木抄写完成了小说《大江》。
她是在1940年1月间到达香港的,尽管为萧红的立传的人都一致强调她在香港时期的生活“非常孤寂、惊恐而又重疾缠身”,似乎已经到了听天由命的地步。可就是在如此悲愁的境遇中,萧红却写出了至少三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且三部作品无一反映出她当时的悲惨状况。她甚至曾经给好友写信,表达自己的闲适心情:“有山、有树、有漫山漫野的鲜花和婉声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浪潮……”即便是一年多后的病重期间,萧红也未曾忘记写作,和安排手稿的归属。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她和端木的感情犹如行尸走肉,常伴身边的是文学青年兼仰慕者骆宾基。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中,萧红对于爱的斗志依然未减半分,她和骆宾基约好,一旦病好了,便结为秦晋之好。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如何衡量一个人的意志,大约要看在艰难的环境中,个人如何面对自我和周遭的博弈困境。萧红死前犹感叹:“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可叹一个坚强的斗士,终殒命于异土他乡。
周凯莉
媒体人、财经兼时尚专栏作家。致力于财经时尚化、时尚专业化的kelly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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