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株野生的植物在荒野上自生自灭，萧红的短暂人生带着悲怆的底色。在2014年的夏天，她的贫穷和痛苦，遭遇了一场盛大的消费。在世俗人眼里，这一个女作家的人生悲剧不仅带着自作自受的业因，更俨然有着泥沙俱下的戏剧性。譬如，电影《黄金时代》几乎就用纪录片一样的创作手法，像手术刀一样切开了萧红的人生。但不可否认的事实证明，萧红即便贫穷，终其一生，她从未丧失斗志。
粗暴的世界对于人物的评判总是粗暴，但无论如何，萧红绝非是舆论喧嚣中的那个“贫穷的贱货”。即便被未婚夫抛弃，被困在哈尔滨那家肮脏的小旅馆里，萧红也未放弃对于未来生活的渴望。她的斗志就像原野上的一株杂草，始终顽强。她就着咸菜馒头，坚持看书、写字，并且不停歇地给报馆投稿。假若将这一家肮脏的小旅馆比作萧红人生里的沼泽地，她是一直在坚持着的，坚持在不被继续深陷的同时，借助外力自救。她的力量微弱，但足够坚韧。
而萧军，萧红人生里的爱人和克星，或许就是象征着外力的一根木棍。他们一样贫穷，但一样充满着对于世界热烈的畅想。萧军就像一台电动机，简单粗暴地给萧红输入正能量，这一种能量，便是在残酷环境下的爱和理解。怀着身孕的萧红之所以能够义无反顾地投入萧军的怀抱，毫无疑问，即便对于爱情，此刻她的身体里也是涌动着原始的生机勃勃的野心。
性格决定命运，对于爱的饥渴，使得萧红在感情里也被迫成为了一个斗士，在遇见萧军之前，她曾和一位姓李的老师私奔，私奔失败后，又和原来的未婚夫汪恩甲同居。这些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举止，大约来自萧红缺爱的童年阴影，她自小遭遇父亲冷眼，母亲又早早去世，只有祖父疼她一些。正因如此，在大多数近乎阴冷的萧红作品中，温暖的情节往往来自她对于祖父、对于后花园、对于家乡回忆的描写。
之后，在贫穷但并不缺乏斗志和萧军的同居生活中，萧红写就了《商市街》这一部描写贫穷的自传体作品，署名取自萧红和萧军在哈尔滨最后一年半中所住的一条街名。全书使用编年体裁，萧红如数家珍般地叙述那些在她生命里发生的事情，加上她那注册商标似的优美简洁的文字，使《商市街》成了一部很受欢迎的作品。虽然萧红描写的这一段日子，正是她在文中高呼“板凳可以吃吗，桌子可以吃吗”的贫苦日子，但在她笔下，却毫无自怨自艾的语句，相反处处都洋溢着“乐天知命”、“奋发进取”的精神。甚至，萧红还抓住当时那种焦虑、窘困的心境，时而穿插一些幽默轻松的情节。
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萧红和鲁迅之间的情愫，大约也源于两人共同的对于永不放弃精神的执念。萧红崇拜鲁迅，鲁迅怜爱萧红，在意她的写作事业，关心她的衣着搭配，亦师亦友，心灵相通。在鲁迅死后的岁月中，萧红写就了成千上万字的哀悼文章。而在此后看起来似乎永无止息的贫苦岁月中，鲁迅留在记忆中的温暖，也是萧红得以支撑下去的意念和动力。
平心而言，萧红确实不够幸运，她自始至终未曾拥有过珠圆玉润的人生，从东北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到香港，颠沛流离的个人生活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更显得千疮百孔。或许是真心向往一种坚定而普通的生活，或许只是急于摆脱萧军带来的情感苦痛，萧红嫁给了另一位东北作家端木蕻良。婚后的岁月依然贫苦，但一些负面的感受似乎也未能消磨萧红的斗志。1938年9月，萧红以待产之身离开武汉去重庆，在途经湖北宜昌时，她在码头上摔了一跤，不过即便是抱怨，她的语气里依然带着能量足够的愤慨：“我总是一个人走路，……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一个时期，正是萧红的作品高产期，她在这一个阶段总共完成了六个段品，后来还出了单行本，此外，除了履行妻子义务外，她还替丈夫端木抄写完成了小说《大江》。
她是在1940年1月间到达香港的，尽管为萧红的立传的人都一致强调她在香港时期的生活“非常孤寂、惊恐而又重疾缠身”，似乎已经到了听天由命的地步。可就是在如此悲愁的境遇中，萧红却写出了至少三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且三部作品无一反映出她当时的悲惨状况。她甚至曾经给好友写信，表达自己的闲适心情：“有山、有树、有漫山漫野的鲜花和婉声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浪潮……”即便是一年多后的病重期间，萧红也未曾忘记写作，和安排手稿的归属。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她和端木的感情犹如行尸走肉，常伴身边的是文学青年兼仰慕者骆宾基。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中，萧红对于爱的斗志依然未减半分，她和骆宾基约好，一旦病好了，便结为秦晋之好。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如何衡量一个人的意志，大约要看在艰难的环境中，个人如何面对自我和周遭的博弈困境。萧红死前犹感叹：“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可叹一个坚强的斗士，终殒命于异土他乡。
周凯莉
媒体人、财经兼时尚专栏作家。致力于财经时尚化、时尚专业化的kelly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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