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进步源自于语言文明产生后所营造出的社交活动，而不仅仅取决于只会使用工具。人类社会的退步也源自于语言文明产生后所面临的社交困惑，而不仅仅取决于战争、贫穷和饥饿。所以不少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应该被管着的，否则无法走向真正的文明，因为我们习惯了管制下的社交活动，而无法去学习非管制下的自由生活，而这份自由很可能因为妨碍到他人而被杀的恶劣后果，故而川师大杀人案很多人认为死者死有余辜，并且同情杀人者是精神病患者。
新闻事件
有媒体发布评论文章《不要过于在意川师凶案“室友”情节》，该文称：“有媒体根据凶手的社交网络踪迹，探究出凶手的生活不如意，喜欢玩游戏和陌陌，而且还找到了他生活中“戾气十足”的一面。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生活中，这种现象太正常不过了。再健全的心理教育、生命教育，都无法成功塑造所有人；都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妥善地处理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安全保卫工作做得再细致，也无法时时刻刻监控每个人、每个角落。 但我们也都很明白，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无法彻底和这类悲剧告别 ”
4月17日，滕刚的父母通过媒体发声：滕刚曾患精神抑郁症，曾两度自杀，最长曾休学一学期。
事件评论
任何一起社会事件都值得每一位国人思考，并不是说这起社会事件多么的恶劣，而是社会事件的本身折射出一个国家国人或好或坏的一面，人文环境如何，必然造就如何的社会环境。必要的反思就成了我们无法改变人文环境时的一种希望转变的方式，我们每个人都有偏见，这些偏见不仅仅会导致我们的意识观走向，甚至会主导我们的行为走向，如何化解这些偏见所带来的矛盾？如果不化解最终将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们应该选择避而不见？或者说顺其自然？还是尽可能的做些什么？
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2004年 云南大学化学院学生马加爵，因为打牌时发生口角，将室友及相关同学杀害。2007年 中国矿业大学的常某，因为宿舍同学不理睬自己，投毒杀人。2013年4月16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大三学生小蒋被室友小袁刺死，起因是小蒋没带钥匙。2013年4月16日 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洋，被同宿舍室友在饮水机里投毒所害。”按照一些媒体的看法，或者一些国人的看法，这些人都应当是死有余辜的，或者说长时间内应该适应这种悲剧的发生，这似乎与我们国家不断宣传的“正能量”、“和谐社会”相违背的，我们并不是在积极寻找问题的解决，而是坐等问题的再次发生，这让我感到很惊诧。
于是，有网友说：“每年多少大学生毕业！就出了这几个案子，别天天一脸震惊的问大学生怎么了！别天天咸吃萝卜淡操心，搞的不明情况的吃瓜群众一脸茫然。”这个网友的思维很明显具备有古人那种“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这种心态是如何产生的？来源于古代专制王朝的驭民思维和愚民手段。从个人对同胞的漠视，到饭馆里的“莫谈国事”，上升到个人对国家的漠视，我们的民族一直在如此轮回。于是一些知识分子们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中国能够一次次流氓掀起大变革，变革完了之后继续用这样的思维和手段等待下一个流氓的变革？我们在春秋战国时代因为相对自由的社交而产生自己的文明，我们却也因秦制的千年专制之下的社交而不断断送我们的文明，这些似乎并不是大多数人所关心的，当然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即便关心了会怎样？你能改变一个社会？
我在学校的时候，也曾遇到过杀人者所遇到的事，不过事件的解决方式，远没有达到必须靠杀人才能解决，但往往也会背负着一定的风险，比如有些同学举报了经常在外面喝酒到十一二点才回来的同学，老师们会找他们谈话，而他们则会被谈话后对举报的同学进行殴打，于是我们从社会的大圈子到个人的小圈子，永无休止的会遇到这种粗暴轮回的事。那么学校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找影响其他学生的这个人的社会联系者——家长或监管人谈话。有效果吗？有的，首先这个学生可能面临退学的窘境，其次需要不断的反思和自省。这些都是问题的解决方法，如果每一起矛盾都需要靠杀人来解决，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教育方式是存在纰漏的，我们的教育不是让孩子们死读书，而是让孩子们掌握最理性的和最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否则读书毫无意义。
如杀人者的父母所言，他们的孩子有精神病，并且隐瞒了学校，那么杀人者会因为有精神病而得到法律的宽恕吗？根据杀人者与其律师的对话来看，滕刚问罗律师：“我会不会被判死刑？”罗律师说：“这不一定。一方面，你的行为确实很残忍；可另一方面，你有自首情节。” 那么我们至少应该从理性的角度跳出被杀者死有余辜的畸形思维，来假设一下，杀人者精神病成立的话，那么他至少应该有哪些法律的惩罚？其一、凶手假如是精神病患者，那么他具备的危险性是极大的，因为其父母对校方的隐瞒，所造成的恶劣后果，这个孩子的一生可能毁于此并且其父母难逃法责。 其二、假如确定杀人者为精神病患者，那么即便免除了死刑，终身监禁应该是必要的，精神病并非法外之地。
问题还是需要有最根本的解决，在独生子女的时代背景下，多少人是自我封闭和零交流状态的？独生子女这种畸形的社会群体有一定的倾向使社会的个人意识有所进步，但这种畸形的个人意识进步所导致的危害也是同等的。根据相关新闻报道：滕刚，自闭症又称孤独症，表现为孤独离群、沉迷自我、交际困难，并伴有言语障碍、兴趣狭窄、行为刻板重复、反对环境变化等症状。这种症状绝不仅仅是滕刚一个人拥有，而绝大多数独生子女都拥有，我作为一个独生子女毫不避讳的谈这一点。当然，我虽然也有这些症状，但我从来不会以非理性的态度去解决矛盾或者问题，因为我并没有根据我们国家刻板的填鸭教育进行学习，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以及对历史和人文的热爱，尽可能的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书籍，以及理性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假如我没有这种方法，很有可能某天我也会和这位杀人者一样，用非理性的态度来解决问题和矛盾。
也就是说，我们大多数独生子女都具备了这种症状，如何解决？在这个时候，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似乎很难能够有效的解决，而个人能力和意识如何是可以有效规避这些悲剧发生的，但这样的人有多少？我们的国家和郑虎应该为自己当年的单一且粗暴的政策背负一定的社会责任，对于独生子女群体。目前这个群体面临的是，男多女寡的性别背景下，男孩娶有所难，女孩嫁有所标，现在不是你能赚多少钱的问题，现在我们的社会很多问题是，无论你赚了多少钱，你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寻找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已经很难了，更何况你根本赚不了这些钱。福利化社会的回归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于独生子女这代人，毕竟每个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个群体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国家层面的，让上层人去费心吧。那么对于我们个人层面的，应当怎么办？我想至少我们对自己圈子里的人，应当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因为独生子女从小在自我和父母亲戚各种关注中温室成长出来的，所以很容易对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产生看法，但这个社会确实是这样的，由于每个人的文化背景和生活背景的不同，想法和看法也都是迥异的，我们不可能改变他人的观点，但我们尽可能的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尽可能的避免因为自己的自由而妨碍他人，也尽可能的避免与情况相同的人多接触。当然可悲的是，情绪泛滥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大群体，理性自由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当你看完这篇文字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思考到为什么有些人会说出死有余辜这句话，其实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我们的国家本身就没有宽容的态度，宽容在秦制之后就已经死亡，每个人都是极度自私自利的，从君王的权力私欲，到庶民被统治下的私利，莫过于此。所以想要在社交中进步，还是尽可能的看明白哪些人你可以接触，哪些人你应当尽量少接触。
2016—4—18落笔于墨辩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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