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中重点描写的是天启朝和崇祯朝，这两朝的皇帝的名字里都有“木”字，所以被作者称为“两株枯木”。其实天启朝整体来看要比崇祯朝好得多，但也被作者称为“枯”，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时期在江南地区很不太平，风起云涌，虽然是富裕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然而那里因为横征暴敛出现了很多反抗的集体行动。自然灾害发生和矿监税使的乱征税使得民众失去了生活的基础，在无法生存的情形下，苏州民众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发生了反宦官运动。《明神宗实录》记载了这次民变的情况：
往者税务初兴，民咸罢市，孙隆在吴日久习知民情，分别九则，设立五关，止榷行□不征坐贾，一时民心始定。然榷纲之设密如秋荼，原奏参随本地光棍以榷征为奇货，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加以大水无麦，穷民之以织为生者岌岌乎无人路矣！……参随黄建节交通本地棍徒汤莘徐成等十二家乘委查税，擅自加增，又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人情汹汹，讹言四起。于是机户皆杜门罢织，而织工皆自分饿死，一呼飨应毙黄建节于乱石之下，付汤莘等家于烈焰之中，而乡宦丁元复家亦与焉不挟寸刃不掠一物，预告邻同里防其沿烧殴杀窃取之人抛弃买免之财，有司往谕则伏地请罪，曰：若辈害民已甚愿等而甘心焉？不敢有他也，及汤莘等被责枷示，一挥而散。”
这次民变有织工葛贤领导，在民变当日，各阶层民众纷纷响应，立即汇聚了二千多人。葛贤将他们分为六队，以摇芭蕉扇为号，与六月初三日，带领民众在城隍庙发誓言，“吾宁拼死救此一方；但当死清白。汝辈勿染一钱尺帛，不杀棍，不遂孙不休”，提出了民变的要求和斗争目标，结果参随黄建节被乱石打死，六、七个爪牙被缚住扔进河里，恶棍汤萃的家也被放火烧毁，税署被团团围住，税官孙隆从后门逃出。在暴动中，群众纪律严明，不掠一物，不取一钱，针对勾结宦官之人，他们“只破起衅之家，不及无辜一人”，民众用群殴手段反宦官及其爪牙，反抗的仅是宦官乱征商税和加税，并不是反对合理税收。这跟现在的游行示威是一样的。
民变在达到目的后，葛贤为了不连累民众，便去官府自首，承担责任，他舍身求义的作为，受到民众尊敬和爱戴，其在监狱之时，不断有人送饭酒，地方官府亦同情之，称其为豪杰。
天启年间，苏州暴雨成灾，米价飞涨，民众生活受影响，引发了民众愤怒和巡抚周起元等官员的不满，没事就乱骂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后来上任的毛一鹭更与李实勾结在一起，上疏参劾周起元和亦罢官的吏部主事周顺昌等人，这些做法引起苏州民众的反抗，发生了反对宦官逮捕周顺昌的民变，即开读之变。在这次斗争中商人与手工业劳动者相结合反对制造局的封建掠夺，与东林党反对阉党专权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周顺昌为苏州吴县人，平时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当周起元被削籍时，“时无敢手板候于起元途者，顺昌独为文以饯之，声情淋漓，指斥不少逊”； 当魏大中被逮，过姑苏，周顺昌“留连十日，以女许配婚，目中罔知国法”，他作为大胆磊落，还怒对旂尉说：“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语忠贤，我故吏部侍郎周顺昌也，且戟手呼忠贤名，骂不绝口”。他言辞激烈，深恨阉党干涉朝政。而平时他“好德于乡，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钒为所司陈说”，深得人心。所以当周顺昌被逮，“合郡士民如堵，执香号呼，声若轰雷，扳辕叩道，兴清共愤，鼓噪奔擁，攘臂争登，欲殴官旗以排难”。在天启六年(1626)三月，逮捕周顺昌的旗尉到苏州，宣读捕人公文时，苏州士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而谙生文震亨、杨廷枢、王节等遏巡抚毛一鸳及巡按御史徐吉，请求他们“以民情上闻”，遭到毛一鸳、徐吉的拒绝。此时，旗尉蛮横地吼道：“东厂逮人，鼠辈敢尔”，又狂叫“囚安在”，众益愤，曰：“始吾以为天子命，乃东厂耶！”，于是苏州士民在颜佩韦等五人率领下，蜂拥而上。这次民变经知府、知县的再三劝渝士民才慢慢散去。后来五人舍身取义，苏州民众的敬佩之，为其立碑。
这次苏州民变是由商人颜佩韦、轿夫周文元、手工业者杨念如以及马杰、沈杨等五义士领导，还有手工业者、商人、下层民众的参与，对此，傅衣凌先生曾评价到：“这一回斗争，表面上是由苏州士大夫阶级所发动，实际上，也应该说是苏州大多数的手工业劳动者和市民的反封建斗争的另一种形式。”它是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的，营救清廉官员，反对宦官专政的斗争，这比起万历年间的苏州民变更进一步，参与到政治生活上，并得到东林党认得支持和地方官员的同情，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阉党对江南的骚扰和掠夺。
相比较而言，这些社会矛盾还不算是非常严重，因为跟随便的明亡以及满清在江南的大屠杀相比，实在是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东林党人拼命为这些反抗行为进行赞颂，却不提这些反抗行为对国家的危害，不提这都成为明亡的导火索，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而《红楼梦》的作者却完全相反，他对这样的反抗行为非常痛恨！这一点实在是令人奇怪，也可以证据作者肯定不是东林党人，作者的历史观非常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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