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王老师 杨连山

6右，派王老师   杨连山

高中二年级时教我英语的老师姓王，名平顺，是个右，派，是李店镇南面四五里地王家庄人。

王老师高大魁梧的个子，因为个子一高，看上去身子有点儿前倾，背就微微驼着。细密而透着精明的一双小眼，人中有点儿长，显得嘴有点儿尖，满脸的络腮胡子。一到秋末，天还没有冷呢，他就戴了一顶深蓝色的布帽。

1978年的时候，李店高中初具规模，很缺老师，各科老师都缺，尤其缺英语老师，而校长又是思贤若渴、礼贤下士的人，就四下里挖掘人才。当得知王老师以前是英语老师，教过高三英语，校长派人去请他到高中教英语。当找到他时，他正在村子里䂘牛粪，王老师见有人找他，直起了腰，一手拄着铁锨把，立在那儿，听来人说明来意，笑着连连摇手说，不中不中，我21年前是教过英语，丢真些年了，拿不下来。来人央求道，您先到学校试试再说，救场如救火，学校的英语课在塌着台呢，您先接下来。王老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到高中教起了英语，又重续二十多年前的教书生涯。

也许是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王老师再重新教英语，有点儿生疏，有点儿不适应；也许是王老师年纪大了，不了解现在新的英语教学方法；也许是教学时不了解如今班里学生的英语基础。

虽说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了，一年后就要参加高考。但是，在作为重灾区的教育界，经历十年停滞的英语教学后，我们连二十六个字母还认不全呢，更别说掌握了几百、几千个单词，学会了多少语法、句法。高二的英语还要从最基础的单词、音标教起。但是，王老师是按他二十年前教英语的教学方法来教英语的。

王老师教英语，一上课就一手托着打开的英语课本，一手捏着粉笔，面对黑板，刷刷刷在黑板上快速地写了一行行的英语句子，然后手执一根小木棍儿当教鞭，指着英语句子领着学生们读。我坐在座位上，和全班同学们一起跟着王老师读，头脑里也不知道这些英语句子是啥意思，句子里的单词咋个用法儿。就这样和尚念经一般读一遍又一遍，读一遍又一遍，永远没有休止。正读的有劲哩，下课的铃声叮铃铃响了，王老师停止了领读，合上英语课本，把教鞭放在讲台桌上，笑眯眯地走出了教室，我们哄的一声作鸟兽散。就这样，我跟着王老师学了一年英语。后来在1979年7月高考时，我的英语考了15分，在文科班是最高分。呵呵，15分在当时的文科班就是最高分。可想而知，当时的英语教学水平低到何种程度。

有一天，在学校大门外的杨树下，我见王老师推了一辆锈迹斑斑，除了铃不会响，其他部位都乱响的破自行车，上半身往前斜着推着上坡，忙走上前推了自行车的后座，帮王老师推车。对王老师说，您从家里回来啦。王老师我想问问您，是咋当上的右派。

王老师呵呵一笑道，给你说起来，你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那简直是一个笑话。五七年打右，派时，我在学校教高三年级英语。学校领导彻夜开会，动员老师们大，鸣大，放，大辩，论，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是找别人的缺点不足，错误言论，美其名曰帮助战友；自我批评是深挖自己灵魂深处的一闪念，反思自己在生活、工作、思想上的私字。我看别的老师都是不咋揭发别人，自己的也是浮浮的说些生活上不痛不痒的小事。学校领导一看，这会中，运动不能往纵深发展。就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发动老师们互相背靠背写揭发材料，看看谁有错误言行，好把右，派指标给谁。

我插话道，哈哈，那不像后来评先进，评模范一样，分派指标的。王老师不停的点着头说，对对对，就是那样，就是那样。学校里有指标，完不成任务，学校领导没法儿交差呀。

王老师接着说，这样一来，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热火朝天，大家纷纷你揭发我，我揭发你，就像狗一样咬的一嘴毛，斗的乌眼鸡一般。到后来揭发的差不多了，要整改学习，分派指标。本来没有我，有一个老师有病请假回家不在学校。有天晚上，下了晚自习，我坐在办公室改学生们的作业的，一个抓政教工作的副校长，慢悠悠地踱着方步，进了我的办公室，我忙恭敬客气地说，领导亲临，请上座，倒杯茶喝吧。起身倒了一杯茶，双手小心翼翼地捧了，弯了腰，慢慢放在副校长面前的桌子上。

副校长坐下后说，老王啊，咱俩关系好吧，铁吧。我点点头说，好好，铁铁。副校长说，如今我作难了，本来指标够分，但是一个老师请假，回家了，总不能人家没有在学校，就把指标给人家。所以指标还剩一个，先给你算了，帽子你先戴着，又压不着你的头。我当时就说，不中，领导你也知道，我努力学习，追求进步，课也教的呱呱叫，学生很佩服，又没有啥缺点不足。就是生活细节上有些须不足了，您多多帮助我，私下里给我指出来，我好改正，右派我是坚决不能当。副校长那一晚走后，虽然我明确表示不同意，那个指标还是给我了，右派的帽子还是给我戴上了，说的好好的先戴着，谁知道这一戴就是二十多年。呵呵呵。听到这里，我问王老师，那后来怎样？王老师道，后来就发了一纸处理决定，回老家了。回来了就在生产队干活儿，䂘牛粪、喂牛、放牛、犁地、割麦等啥活儿都学会干了。我做梦也想不到，二十多年了，我还能走上三尺讲台，再畅酣淋漓地讲课，做梦都想不到啊。我听了王老师的叙述，心里戚戚然。

1981年我师范毕业后，参加了教育工作，在社旗县城街上遇见了王老师的儿子，两个人站在那儿说话，他说，我现在上班了，我爸右派平反了，办手续时还费了一番周折，我爸写了申诉材料交上去，上面要当时的处理意见的。那一张处理决定也不知道塞哪儿去了，翻箱倒柜的找啊找啊，就是不见踪影，心里很着急，后来在屋子里顶棚上的一本书里夹着，这才找到书面材料平反了，又干了二年，到退休年龄了，那时候有政策，教师子女可以接班。我爸就退休了，我接班，在草庙王学校教书。我娶的爱人还是你们庄儿上的，叫赵平莉。我说，是西门儿赵富家的女儿吧。他道，对呀，就是的。我还考了函授本科，这几天我来学习的。我说，那可好了，毕业后拿的文凭还是本科的。后来我又见王老师儿子几次，王老师倒是在我高中毕业后再也没有见到。

王老师虽然没有教会我多少英语，我对王老师坎坷的人生遭际，打右派后跌宕的生活经历，很是同情，他的人生之路给了我诸多的启迪。现在，四十一后追忆起与王老师的交集，他给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他的一笑一颦，言谈举止，时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