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換哲學》第七章：“李約瑟難題”之解

4.“李約瑟難題”之解

我國近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實落後了，但是，決不能據此就認為我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期”，也就一定在歐洲之後。

如果把14世紀前後，地中海沿岸的那種簡單的商品生產方式，叫做“資本主義萌芽”的話，那麼這種“萌芽”，早在我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相當茁壯了。

把我國“資本主義萌芽期”認定在明朝末年的觀點，既撕毀了《清明上河圖》，又掩埋了“絲綢之路”；既篡改了姜尚、管仲、范蠡、呂不韋等人的身世檔案，又抹殺了弦高舍牛救國的歷史功勞；甚至連《詩經》中那“抱布貿絲”的詩句也給刪掉了，豈能采信。

春秋戰國時代茁壯的“資本主義萌芽”，正是我國古代科技進步、文化燦爛、社會成熟等文明發達的經濟基礎所在。也正是這一發達堅實的社會經濟基礎，奠定了我國在當時世界上的遙遙領先的地位。

由古代的遙遙領先而變為近代的遙遙落後，究其原因，就在於始自兩千多年前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復辟“家天下”、摧殘商品經濟等對我國社會的敗壞，對我國社會歷史方向的倒退性的扭轉。也正是從那個時候起，我國的歷史步伐開始停滯了，我國的社會發展開始落後了。近代的遙遙落後，不過是這一落後過程的歷史積累罷了，是這一落後過程歷史積累的近代表現罷了。

所以，以交換哲學的觀點來理解科技，解讀歷史，“李約瑟難題”其實並不難，其答案非常簡單，即：科學技術作為人類的選擇能力，其發展的土壤全在於商品經濟的社會生活實踐，同樣受著“用進廢退”規律的支配。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先進，就先進在我國古代商品經濟的繁榮。然而，自西漢王朝開始，商品經濟就一直遭受著“家天下”政治的人為的嚴酷壓制，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因此，我國的科學技術，兩千多年來也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故而如其所問。

如果說不是這樣的話，那麼請問：為什麼“新技術革命”發生于商品經濟發達的近代，而不是“自然經濟”的古代呢？又為什麼首先發生于商品經濟最發達的英國，而不是次發達的其他國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