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李約瑟難題”之解
我國近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實落後了,但是,決不能據此就認為我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期”,也就一定在歐洲之後。
如果把14世紀前後,地中海沿岸的那種簡單的商品生產方式,叫做“資本主義萌芽”的話,那麼這種“萌芽”,早在我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相當茁壯了。
把我國“資本主義萌芽期”認定在明朝末年的觀點,既撕毀了《清明上河圖》,又掩埋了“絲綢之路”;既篡改了姜尚、管仲、范蠡、呂不韋等人的身世檔案,又抹殺了弦高舍牛救國的歷史功勞;甚至連《詩經》中那“抱布貿絲”的詩句也給刪掉了,豈能采信。
春秋戰國時代茁壯的“資本主義萌芽”,正是我國古代科技進步、文化燦爛、社會成熟等文明發達的經濟基礎所在。也正是這一發達堅實的社會經濟基礎,奠定了我國在當時世界上的遙遙領先的地位。
由古代的遙遙領先而變為近代的遙遙落後,究其原因,就在於始自兩千多年前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復辟“家天下”、摧殘商品經濟等對我國社會的敗壞,對我國社會歷史方向的倒退性的扭轉。也正是從那個時候起,我國的歷史步伐開始停滯了,我國的社會發展開始落後了。近代的遙遙落後,不過是這一落後過程的歷史積累罷了,是這一落後過程歷史積累的近代表現罷了。
所以,以交換哲學的觀點來理解科技,解讀歷史,“李約瑟難題”其實並不難,其答案非常簡單,即:科學技術作為人類的選擇能力,其發展的土壤全在於商品經濟的社會生活實踐,同樣受著“用進廢退”規律的支配。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先進,就先進在我國古代商品經濟的繁榮。然而,自西漢王朝開始,商品經濟就一直遭受著“家天下”政治的人為的嚴酷壓制,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因此,我國的科學技術,兩千多年來也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故而如其所問。
如果說不是這樣的話,那麼請問:為什麼“新技術革命”發生于商品經濟發達的近代,而不是“自然經濟”的古代呢?又為什麼首先發生于商品經濟最發達的英國,而不是次發達的其他國家呢?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