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谢夫子一生，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闻道、亦官亦教、归里传道。其闻道阶段从私塾童蒙、大程书院、进士及第至为官洛阳州县。初期级阶段以中秀才、举人为标志。赴扶沟大程书院到35岁进士及第，为进学的中期阶段。从州县学正、县丞到渑池县令任满为进学的高级阶段。元丰八年，程颢逝世，程颐转回洛阳。公干之余，谢良佐多次赴洛阳及嵩阳书院向老师程颐请益，是学问精进的关键时期。去“矜”是这一时期的最大心得。战胜自满，格物求是为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去矜求是、知行合一是从必然王国迈入自由王国，使格物致知探究万物之法游刃有余，是学业精进、三观成熟的突出标志。
从应城令到西京竹木场是谢良佐亦官亦教开馆授徒阶段。
应城令任上，是谢良佐人生最辉煌时期。为政则政绩斐然，政通人和，朝野皆碑。为师则自立学派，学者蜂至，声名远播。
《朱子语类》载，高徒郑毂描述谢良佐授业之精彩。“每说话必覆巾掀髯攘臂”；“上蔡平日说话到轩举处，必反巾揎袖，以见精彩”，其激昂慷慨之兴发教风跃然纸上。
应城书院讲学，主讲《论语》，不是因循守旧，从字词中发掘微言大意，而是另辟蹊径，言论闳肆，借物作寓，阐施幽深，常发人深省。
一日，胡安国问学如何才能放下一切外物。谢夫子回答说：“如树木无根则易拔，树有根虽剪去枝条不久复生。人诸多欲望皆有根，能从中找到各种欲望的根源来，痛下功夫克服之，所有欲望无所寄托，则欲望尽除。做学问能够真诚笃实到如此，去掉欲望，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才能致知。”
谢先生常教人做学问就是要格物穷理。“所谓格物穷理，须是识得天理始得 ，所谓天理，自然的道理，无毫发杜撰。”“就如猛然间见小孩将掉入井中，见者皆有惊恐和怜悯同情之心，必施以援手，这就是天理。如果为了博取乡人赞誉或希望小孩父母给予感谢报答，或是不愿听到小孩在井中哎嚎才去施救，这就是人欲。存天理灭人欲，即是求知的正途。”
谢良佐监西京竹本场，朱子发从太学携弟子来拜，求谢良佐施以教导。谢良佐说：“待与贤说一部《论语》。”朱子发心里发问，天已近午，如何能讲一部《论语》？谢良佐只顾安排进餐，酒过五巡，只说他话，不入正题。待饭去茶罢，谢良佐则掀髯攘须道：
“《论语》首举《子见齐衰者》一章，又举《师冕见》一章；夫圣人之道，无微显，无内外，由洒扫应对进退而上达。夫道一以贯之。一部《论语》只恁地看。”
首举是说孔子遇见穿丧服的人、当官的人和盲人时，即使他们年轻也一定要站起来。从他们面前经过一定要快步行走。学会尊重才能感受到人际交流的快乐。又举是说盲人乐师见孔子，走到台阶，孔子说：“这是台阶”，走到坐席边，说“这是坐席”。待乐师坐下，孔子介绍说“某人在这，某人在哪。”描述了孔子对盲人的体凉和真诚，表现了孔子富有同情心和善于为人设身处地的着想。《论语》通篇讲的是礼义道德，从这两章就可以见识一般。学《论语》知礼义，要从洒扫应对进退小事做起，做到下学上达。这就是《论语》。
寥寥数语，概括《论语》精要。“岂料《论语》还能这样讲？”惊得朱震一干人半天缓不过神来。进士出身的朱震，一生听过多少名家讲《论语》，谢良佐茶余饭后，信手拈来，高屋建瓴，概括得精妙绝伦，朱子发不禁对谢良佐的大师风范佩服得五体投地。
宋元明清四朝上千年间，谢良佐讲《论语》一事，一直为历朝文人墨客津津乐道，可谓一语千年。
一滴水可映出太阳的光辉。谢良佐《语录》《论语说》中以小见大，以事寓理的辞章比比皆是，以致于多年之后朱熹不无感慨地说：“熹自少年，妄意为学，即赖先生之言，以发其趣。而平生所闻先生行事，又皆高迈卓绝，使人兴起。”谆谆教诲后人，不可使一代宗师之学“一旦泯灭无传也。”谢良佐晚年学术造诣已入大师之尊，达到了登峰造极、出神入化之境，就连其恩师、理学泰斗的程颐也是赞赏有加。程先生在《论语解》成书后，特邀谢良佐作序，这就是著名的雄文《论语解序》。先生邀学生作序，旷古绝少，这是开了先河的。可见谢良佐在程颐心中的位置之高。挥宏恣肆、苍逸古厚的《论语解序》，最为德音孔昭之处当是“脱去凡近，以游高明；莫为婴儿之态，而在大人之气；莫为一生之谋，而有天下之志；莫为终身之计，而有后世之虑；不求人知但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朱熹主持衡阳书院时，将此勒石，堪为天下人之座右铭。有感于先祖厚德，谢良佐后裔将之奉为《家训》，以教后人。
谢良佐《观复斋记》是其晚年作品，由于内容多涉及佛学，朱熹认为“皆是禅的意思”而诸多诟病。因此，古今学者见仁见智。胡宪与朱熹有师徒之谊，胡宪晚年，朱熹仍多次登门求教，有时逗留竟长达月余。当年朱熹对谢良佐论佛的一些微词曾被胡宪弟子写书问责，朱熹也曾回书道歉。以致于朱熹对谢良佐一些观点提出质疑并致信胡宪时，胡宪若不复信，朱熹便不敢再问。当然，朱熹的评价未必就错，见智见仁而已。
大凡学术研究，不能以个人好恶而研判优劣。一种学术观点的出现，当先以敬畏示之。深入其中，反复玩味鉴别方见真晓，即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谢良佐《语录》中反复拿儒学与佛学相比较，阐明二者高下优劣，以扬儒学之大方。试想若没有先生对佛学之研究，又岂能作出二者先后高下之评判。这正是谢夫子用以佛释儒、以道释儒之法，彰显儒学之高远。
从监西京竹木场到出狱后归里授徒，是谢良佐人生的第三阶段。
正所谓“德盛招尤，学成生忌。”在监场任上，因议建中靖国年号不详而遭人举报坐狱，被削职为民。然而，徽宗还是有所忌惮，建中靖国年号只此一年，便更为“崇宁”。
回归故里的谢良佐，虽“沉论卑冗以没其身，而处之浩然，未尝有少挫。”静下心来，一边整理文稿，一边调教弟子门人。以往的高足弟子们虽然多为高官，仍时常登门探望，有的因公事所绊不能亲临，仍时常写书求教，这在《语录》第三卷中多有披露，师生之谊，不为世态炎凉所撼足见一斑。在众多弟子中，尤以曾恬、胡安国、朱震为最念师恩，或恤其子弟，或撰文以颂，使恩师之学之祀得传于后世。
后裔南渡
正值学说出凡入圣、名满天下之际，无奈天不假年，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十月十五日，一代宗师谢良佐怀着传道未竟的无限眷恋撒手人寰，终年五十四年，可谓天妒英才。
谢良佐过早辞世，师徒故旧不胜悲恸，朝野上下也引起了很大震动。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徽宗命礼部议谥号，谥号“文肃”，世称谢文肃公，也算是朝廷还了个迟来的公道，一个体面的盖棺定论。择吉日下葬，与妻夏氏合葬于蔡林。同窗挚友游酢定夫公为其撰写墓志铭。
蔡林即蔡国前十八代诸侯归葬地。“林”即“陵”的次一级墓地尊称，二者又音近。因其蔡林就在谢良佐祖籍地谢堂村西南地，也是唐宋时期上蔡谢氏祖坟所在地。
之后二年，游定夫逝世，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哲学家、文学家杨时（中立）公为其撰墓志铭。文中写道：“昔在元丰中，倶受业于明道先生。兄弟之门有友二人焉。谢良佐显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间，二公相继沦殁，亡存者独予而已，追念平生，触事无一不可悲者。”大观元年（1107年），在接连失去两位高徒的悲恸中，程颐（伊川）先生也走完了余生。五年之中，洛学失去三位中枢人物，可谓是当时儒学界的巨大损失。
谢良佐逝世二十五年后，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破宋东京，俘虏了徽钦父子及以下三千人等，京都公私财物被掳掠一空。靖康之耻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大批中原贵族随赵构南迁。谢良佐子侄谢克家因拥立赵构建立南宋有功，升吏部尚书，也随赵构退至临安（杭州），终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南宋朝廷面对北方来的大批官员居无定所，特下旨允其在江南各寺院借居。谢良佐三子克已、克念、克举随伯父谢良夫及家族众人也迁至浙江台州黄岩灵石山灵石寺借居。由于寺院难以容纳众多族人，不久，克己率两位弟弟南移至台州临海居住。同时，迁往临海的还有克家弟克俭、克明、克顺三人。之后良佐长子克己，三子克举又向南游逸他地，一个入闽，一个入楚。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给事中朱震奏官，找寻谢良佐子弟，三子皆已故去。克念子谢偕以替人写状子、书信文书等奉养老母及三子，生活十分艰辛。
南宋嘉定五年（公元1222年）台州太守黄子耕修郡志，访得谢家，上书朝廷，特加优礼，追封克已为将侍郎，克念为直阁，克举为直阁，克念子谢偕为奉祠祀，位于大夫之列。朝廷给谢偕以冠带，给其家以钱米，买田宅，并在台州建上蔡书院，立上蔡先生祠以祭祀，以延先生之学，祀先生之位。祠、院落成，南宋正义大夫、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为其祠写记，因台州又称赤城，名为《赤城上蔡祠堂记》。
越千年沧桑，如今在浙江台州、黄岩、临海、温州、永嘉等地，谢良佐、良夫后裔族人仍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如永嘉蓬溪村谢用卿一门三忠烈，闻达之士不乏其人。谢氏后裔亦工亦农，在当地过上了幸福生活。为振兴当地旅游产业，温州市、永嘉县两级政府出台政策，在永嘉蓬溪村拟拨巨资兴建谢氏祠堂和上蔡书院。台州临海、黄岩谢氏家庙尚存，香火鼎盛，宗谱赓续，志碑犹存。上蔡谢堂、大谢等村谢氏后裔也过上了幸福安康生活。上蔡县谢夫子祠、上蔡书院存留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上蔡有识之士也在积极奔走，复建上蔡书院等古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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