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的古典理论：
以《理想国》为代表的古典传统认为，由于人性的软弱或者依赖性，普遍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不曾梦想历史的一个完成，他们用他们的心灵之眼看到这样一个幸福的社会，一个人性在其中有最高可能的社会，但由于他们也看到人的力量是多么的有限，他们认为这一最好政体的实现要依靠运气。
既然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存在着重大差别，那么哲人在现实城邦中也就必须与政治保持着距离，他不寻求城邦市民的“承认”，相反哲人所追求的是“自我满足”或少数人“承认”。因为哲人追求的只是真理，而真理是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古典哲学认为存在着根本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面貌呈现。
科耶夫的现代理论：
现代人不满足于乌托邦式的理想，他们试图确保实现最好的社会秩序，为了成功，或毋宁说为了使自己相信能够成功，他必须降低人的目标，以普遍的承认来替代道德德性，以从普遍承认获得的满足来替代幸福。
哲人应融入城邦政治中，哲学只有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寻求被“承认”，才能被称之为是有意义的哲学，才能完成哲学的本职工作——在思想中把握其所处的时代。
现代哲学认为每个时代的哲学问题都不一样，这样哲学的任务就如黑格尔所说的“哲学也就是在思想中把握它自己的时代”。
不难发现两人的对立源于各自前提的根本不同。施特劳斯站在古典的立场，认为存在着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真理，对它的探寻无须借助现实的情境，在任何社会中从事哲学都是可能的。而且，古代哲人认识到，由于人性的软弱，普遍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不曾梦想历史的完成，也不欲求改造“国民性”，拯救天下苍生。
而科耶夫则站在启蒙以来的现代哲人立场，认为真理乃是历史主义的存在，它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自我生成。哲人通过将其思想作用于现实的政治，既证明了真理的存在，获得了自身的认同，客观上更实现了“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抱负。现代哲人以对人性的乐观态度确保着最佳社会的实现。
作为真正的思想家，两人都践行着自己的思想。施特劳斯在美国带着一批弟子细读圣贤书，用他的得意门生布鲁姆的话说：“他在任何组织中都不活跃，不在任何权威机构中任职，除了理解和帮助那些也有可能像他那样的人之外，再没有野心。”而科耶夫则放着法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不当，却倾心于戴高乐总统的“高参”，立志于将其“普世一体化国家”的理念转化为政治现实。
施特劳斯的理论：
1、古典中的政治理想并不可能成为现实，因此没必要批判这是极权主义：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清楚地说明，对于统治，只有一个充分合格的资格，那就是知识，其它象权力、欺骗、选举、或者我们还可以补充说遗传，使一个人成为国王或统治者都不是充分合格的。如果情况是这祥，“宪政”的统治，特别是由选举产生的统治，本质上就不比僭政的统治——即通过强力或欺骗产生的统治更合法。”而统治者在现实政治中要想成为“合法”的统治者，那么其最好的办法就是听从哲人或智慧者的指教，如西蒙尼得给希耶罗的指教，这就“比一个靠选举产生却拒绝听从智慧者建议的官员的统治更合法”。
分析色诺芬的修辞告诉我们，哲人对僭政的分析并不是要为现实中的极权政治做辩护，而是想通过这种分析看清政治事物的本质，色诺芬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从来没有提到实际存在的仁慈而公正的僭主，色诺芬并不认为这种理想的僭政在现实中是可行的，正如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认为他所构想的理想城邦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一样。世人对古典哲学的误解莫过于此，因为人们总是要将这些吉典哲学的理论命题看作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建议，看作是哲人鼓吹建立“极权主义”的政治纲领（如波普尔《开放社会及敌人》），这样古典哲学之被现代人所轻视甚至敌视，就不可避免了。
2、哲学家只适合教育统治者，但没必要得到公众承认。实际上，哲学还有动摇城邦政治基础的危险。所以，哲人应该远离政治，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既然存在着政治生活的本质可能，并且哲人被定义为掌握了这种政治生活本质的人，这就意殊着哲人拥有比政治生活更高级的智慧——他知道比统治者更多的东西，哲人可以教育统治者，使统治者能得到臣民的热爱与“承认”。但哲人并不需要得到城邦公众生活的承认，他的智慧生活只涉及探寻真理本身，这种探寻并不通过诉诸人民来实现，“哲学在于逃进逻各斯、逃进理念”（1957年5月28日施特劳斯致科耶夫p322），哲人认为探索真理是一个对话的“辩证”过程，而不是一个“历史实践”的事业，并且哲人对哲学的探索天然地就带有动摇城邦稳固政治基础的危险。
施特劳斯当年在致科耶夫的信中曾说：“我不相信苏格拉底与人民对话的可能性，苏格拉底与人民的对话需要一位中介者，一类修辞学者”，很明显，《希耶罗》就是一部哲人教育僭主以使其掌握“修辞术”的著作，同样地，《理想国》也是一部哲人教育未来可能的共和国统治者以使其掌握“修辞术”的著作。
施特劳斯认为，虽然哲人的观点有可能对城邦政治主活造成冲突，但哲人并不公开他的观点，相反，哲人尊重城邦的习俗，尊重城邦的“神”，他是城邦的好公民，甚至是最好的公民。
3、不承认“自然状态”理论，因为其中没有人性的可能。
在回应“普遍承认”的这个问题上，施特劳斯分析了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理论根源，指出黑格尔的这个思想是建立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的基础上的，黑格尔“以某种彻底的方式继续了现代解放激情”，但是施特劳斯指出假如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黑格尔的理论大厦也就失去了根基。黑格尔和霍布斯都是从一个不真实的前提开始构建其理论的，这个前提缺乏人的神圣意识约束的约束，它只是把人做为一种单纯欲望的动物，这个前提中的人己不再有人性的可能。
4、认为“普世一体化”的生活根本不美好。
在“普世一体化国家”下生活的人不过是尼采描述的“末人”，他们满足于自我保存的本能，沉浸于物欲的享受，而完全丧失了人性中的高贵、卓越和优雅。他质疑科耶夫，这样的生活是可欲的吗？
科耶夫的观点：
科耶夫同意，古典哲学所主张的那种政治生活的本质，是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特征的“理想”，是一种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可能出现的“乌托邦”。但科耶夫认为，好的僭政并不是乌托邦，因为《希耶罗》一文后三章中西蒙尼得为希耶罗提供的改善僭政的建议，都是可以实现的，并且在今天是很平常的现实，科耶夫认为当代僭政不同于古典，这是因为当代僭政是一种带有“国家、种族、帝国或人道主义基础的、真正革命性的政治、社会或经济观念的僭政”，为此科耶夫举了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为例子为证。科耶夫指出，施特劳斯把西蒙尼得的建议看成是“乌托邦”，是因为施特劳斯无视古今僭政的不同历史条件，在古代被视为不可能的事情（条伴），在今天却有可能是现实存在的，所以哲人的教诲本质上仍具有“历史主义”的性质，这种教诲仍然可以而且必须要在历史中被检验，施特劳斯宣称在现实中不存在“好”的僭政的观点是片面的。
科耶夫认为哲人如果不寻求城邦民众及历史实践的“承认”，而只满足于自我或小圈子里人的“承认”，那么哲人的学说就只不过是一种“主观确定性”，哲人的观点就无法与一个疯子的想法区分开来，无论如何，哲人的学说必须要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才能得到验证，哲学真理的确定必定是通过“交互主体”的方式得到的。
按照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斗争模式，这种争取“承认”的斗争将达到“普遍和等质的国家”形态，这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在这样一个普世一体化的时代，政治将会消亡，公民们将不再有战斗和革命，所有人都不再有“等级”的差别，人人都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及承认，这似乎是一种“共产主义”的或“天国”的结局。
施特劳斯之所以注意科耶夫，是因为科耶夫最彻底的展现了现代哲学的逻辑。现代哲学起源于对存在于古典哲学中的存在与思维分裂的不满。古典哲学总是设想一个超越的存在，哲学就是对这个存在无限的接近，这个存在是一个整全，而且是一个不变的永恒的整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参与它，或者以启示的方式，或者以理性探索的方式，前者设想一个全能的神对人的爱，而后者则假设人具有把握永恒的能力。但是，这种对永恒的把握因为所具有的确定性只是主观的确定性，它必然带有我认为的特征，虽然通过逻各斯，通过辩证地讨论，可以在一部分人之间就存在的实相达成一致，但是很难在所有人之间达成一致。也就是说，这种对存在的理解缺乏客观的确定性。于是哲学就变成了哲人们永无休止的争吵，或者说得客气一点哲学就变成了没有可能得到结论的辩论。这样的哲学是无力对现实产生影响的，而现实的任务则是改变世界。对哲学无力的缺憾感推动现代哲人发动一场革命。革命的突破口则是对存在认识的客观确定性，也就是用实践检验真理。
在科耶夫看来，施特劳斯抱持一种古老的、错觉式的概念，即把哲学作为个人为了寻求永恒秩序所作的洁身自好式的思考。一旦现代哲人认识到这些所谓的永恒理念并不存在，而所有这些理念只不过是产生于人类争取承认的斗争史时，他们就会意识到，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的进程，将那些潜伏在当下的未来真理付诸现实。因此哲人与僭主应彼此需要，以便共同成就历史：僭主需要被告知怎样的潜力正隐匿在当下，哲人需要那些有足够胆魄的人将这些潜力挖掘出来。科耶夫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予以创造性运用，认为在哲人与僭主之间的联系总是在历史的进化过程中得以“合理化”：哲人的“合理”建议迟早被僭主实现，而哲人和僭主也总是“根据理性”来相互对待。在这一过程中，主奴辩证法成了历史的发动机，而对承认的欲望则是燃料。借此，真理在历史的过程中生成，历史则成了真理的揭示。最终的结果是所有人的欲望都得到了承认。历史也就终结于此，而一个“普世一体化国家”顺应而生。哲人的意义也就体现为通过向僭主建议，为实现这一战争终结、人类大同的社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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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吧，《希耶罗》里面，一个重点就是论证，一个人权力越大、欲望就越大，因此更不容易满足，更不容易快乐。
那么，如果按照科耶夫的观点，要追求所有人的平等，就等于权力分散了，每个人的权力都小，而且差不多，那么每个人的快乐也比较容易满足，而且快乐程度也差不多。
《希耶罗》对人性的深刻揭露（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不信任，可以算是僭主处于可怕的“自然状态”之下，一个人与世界为敌），似乎与马基亚维利、霍布斯这些相关。
西蒙尼德提了很多切实可行的、保障僭主的建议，让僭主惠及整个城邦，不仅自己幸福，整个城邦都幸福。我感觉色诺芬并不厌恶僭政，只要僭主统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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