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摘要】 2014三联生活周刊“思想广场”在UCCA举行，哲学家陈嘉映以《西方美德观念的演变》为题进行演讲，着重解析古希腊英雄时期的伦理观点。以下为腾讯书院部分实录。[详细]
“西方美德观念的转变”这个题目听起来非常宏大，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西方美德观念的转变讲清楚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将着重介绍西方美德的衍变片段，重点讲述希腊、基督教。其中，我又会将重点放在古希腊的美德观点上，因为西方关于美德和道德的观念都可以溯源到古希腊。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源头。虽然希伯来的基督教也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源头，但是古希腊的重要性超过了基督教。另外，古希腊的观念和我们今天的观念离得比较远，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听起来也更有意思，会成为更好的参照。
首先从荷马时代讲起。后人通过两部史诗对荷马进行研究和了解。荷马时代是英雄时代，也是“善”和“好”的时代。"善"和"好"主要用来定义贵族身上的品质。而贵族也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观念。通常我们所知晓的贵族主要是从西方的封建时代传下来的概念。中国原则上从唐朝之后，贵族的观念就慢慢消失了。因为唐朝科举制度开始流行，特别是到了宋朝以后，要么是皇族，要么是科举出身。皇家人虽然可以称为贵族，但主要属于皇族；一般的官僚士大夫不是贵族。从理论上来说，一个农民完全可以凭借科举考试飞黄腾达，虽然实际上这种情况非常少。
古希腊所谓的贵族，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乡长、公社书记。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我们的公社书记可能显得有些土头土脑。但是古希腊的情况不一样。古希腊的人口可能只是一个宗族，规模很小。而他们的领袖有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气质，这种气质就是贵族品质。贵族品质是一个很丰富的话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勇敢”。“勇敢”这个词的意思非常简单，比如那些善斗的大猩猩就可以称为“勇敢”。“勇敢”这种特质在冷兵器时代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成为种族首领的基本要素。
与“勇敢”相关还有另外一个词，用中文比较难翻译，我将它翻译成“轩昂大气”，站起来就像一个领袖人物，能够领导部族、处理部族所遇到的各种事情。在古希腊时期，"善良"和"勇敢"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一个人既是一个“好人”又是一个胆小的人。
在《伊利亚特》里有一个重要的情节。阿喀琉斯要强行霸占了一个女奴，这种行为应该怎么评价。按照现代人的理解，他这样做肯定是不善良的。但是对于阿喀琉斯的朋友来说，作为部族领袖中最有地位的人，这样做显示了他本事最大，能力最棒。可以说，西方美德观念的转变跟"善好"的含义转变紧密连接在一起。
跟"善好"相关的英雄时代的词，也是希腊词里特别重要的一个词，在汉语中曾经被翻译成“道德”。但是，学界现在基本上不会这样翻译，因为词源本身的意义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道德相差很远。有时候我们把它翻译成“美德”，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有不少人把它翻译成“卓越”。为什么要这么翻译呢？
在整个《伊利亚特》里，阿喀琉斯大概是所有英雄里最具有卓越性的。这部史诗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阿喀琉斯卓越品质的描写，他是《伊利亚特》战争中头号的英雄。但用我们今天的道德观念去衡量，阿喀琉斯肯定不是所谓的道德楷模。《伊利亚特》以阿喀琉斯和希腊联军的首领阿扎门农之间的争执开始，阿喀琉斯想要霸占阿扎门农的一个女奴隶，没有成功就和统帅发生了矛盾造反，使得整个希腊联军处在危急的状态下。这样的人和“孔融让梨”那样的道德楷模差距很大。而古希腊人认为阿喀琉斯特别勇敢和善战，只要他参加这场战争，希腊联军胜算就大得多；所以阿喀琉斯被认为是具有“美德、卓越”的人。
“卓越”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品质，从道德层面上来说，它具有一种勇气和勇敢；另一方面，它有着高强的本领，这和道德领域没有什么相关性。但是古希腊将人的性情、德性与他的能力本事联系起来，所以造成了我们今天翻译上的困难。而“轩昂大气”也与勇敢联系在一起，也是古希腊贵族、头领的性格、性情和品质。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里有一个重要角色：尤利西斯。这个人物的特点是多谋善断。他诡计多端，经常骗敌人、怪兽。这些词语在今天的道德语言体系里都是贬义的，很难用轩昂大气来形容。但在希腊的英雄时代，他们对于"诚实"的理解与我们对于“诚实”的理解不一样。我们对“诚实”的理解可能更接近于《论语》中所讲的“言必信、行必果”。但是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骗人并没有影响尤利西斯拥有"卓越"的品质。
在荷马史诗的英雄时代，大家关注的是尤利西斯为什么骗人，如果他是拯救自己的生命骗一个恶魔般的巨人，他仍然可以是堂堂男子的欺骗。这种欺骗与为了蝇头小利耍小聪明是完全不同的。荷马史诗中界线在于是轩昂大气地骗还是小气地骗。
进一步谈“美德”。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美德”与一个人的身份相联系。特殊的美德是一个人的特殊身份。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军事统帅，你就要有一套特定的美德；如果你是一个战士，你又有一套不同的美德；如果你是一个医生，就有作为医生的美德。今天的道德和美德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古希腊时代，每一种特殊的美德和特殊的身份相联系。
中国从前的社会可以称为“身份社会”，一个人生出来就有了一定的身份。一个人生在贵族家庭就是一个贵族，不管他的能力如何低下，他都是一个贵族。古希腊的美德观念与这种“身份社会”有某种相似性。比如说勇敢，一个战士、士兵、将军不能懦弱；一个学者的美德是能够专心自治，能够忍受寂寞。而作为一个医生要富有同情心和特别冷静。
今天的道德观念总体上受普遍主义的影响。普遍主义认为人在特别基本的意义上都是平等的。因此在道德的意义上，我们也要求人在道德上具备同样的道德责任，具备同样的道德品质，好像是用同一把尺子在衡量。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理论灌输给我们的观念，我们在实际作出道德评判时，并不完全是这样。比如在政治家的美德方面可能有着不同的判断。
像斯大林、希特勒等这些人，也许近代所有这些政治家里很少有一个人的个人品质像希特勒这样可圈可点。或许这个说法在当今人的道德观念里显得很奇怪，那不妨去读一读希特勒的个人传记。这个例子说明，虽然我们可能接受了普遍主义的观念影响，但在实际作出道德与美德判断时，难免会有一些修正，在这些修正中能够看到英雄时代的道德观、美德观的影响。
又比如，一个人的长相和道德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观念也是在今天得到普遍认可的。但在古希腊的时代，这个问题不用做细致的分析就有这样的印象：英雄人物肯定是气宇轩昂的。汉语中的"堂堂男子"，既不能完全是内在的，又不能是完全外在的。内在品质和外在品质不能完全区分，必须揉在一起想象。当然，“美德”都赋予了一个群体中最优秀的人物，是贵族的专属，和普通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一下为什么古希腊人要把内在和外在结合起来。在冷兵器时代，在频繁斗争的战争时代，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是勇敢。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是战斗的技能。我们试着想象一下，一个胆小的人能够练出一身过硬的战斗素质吗？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是善战的，那他就是勇敢的。在冷兵器时代，基本都是一对一的格斗，很难说这个人格斗技能与勇敢没有关系。但在今天，美国一半的飞行员是在飞机上，一半的飞行员在操纵室中。我想用不了一二十年，美国的飞行员大多数是在操控室里战斗，这时技能与勇敢是分开的，只要有良好的技能就能打赢，个人的勇敢已经慢慢没有了必要性。
在英雄时代，战斗技能和德性联系在一起既是当事人的一种观念，也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随着历史的变迁，英雄时代的美德观也受到了冲击。这个巨大的时代转变比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变丝毫不逊色。那时人们的血液和观念里，仍然流淌着荷马时代的观念。但另一方面，世界已经转变了，而且他们经过不断的反思，也开始怀疑这种美德观和道德观。怀疑的根源在于希腊人对于波斯文化的接触。古希腊的哲学是一种反思，在面对不同传统时，当他们慢慢理解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敌对的，相距非常遥远的民族时，一开始的想法是要遏制敌人，但古希腊人最终会思考谁是谁非。这种怀疑精神是哲学繁荣的前提，也促使古希腊人重新思考"美德"。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结果是，古希腊人渐渐倾向于把“才能”与“德性”区分开来。德性或者美德是一种不变的本质，而才能是过上好日子，其中受到运气的影响。比如说，一个男人长得威武雄壮，这确实是气宇轩昂的一部分，但他这样威武雄壮有可能完全是因为遗传，肌肉的强度、外貌不在一个人的可控范围之内。而德性不同，德性很大程度上在自己的控制和修炼之中。这样自然而然就带来了另外一重区分：内与外。人要对自己内在的东西负更多的责任，推到极端就是人只对内在的东西负责。希腊哲学的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得到体现。我们所了解的基督教与犹太教虽然关系密切，但其实与希腊的思想观念也有紧密联系。
前面说到，古希腊的城邦规模很小，大概几千个人。其中，成年人的数量大概像我们中等大学人数那么多。这其中包括一些只管自己吃饱的公民，也有一些公民积极参加集体事务。那么这些积极的人大概也就几百人，很像一个大家族。一个人在这样的政治共同体生活时，他本人的言行，他的主张和宣传，以及他在战场上和其他事务中的表现，都能够影响和塑造共同体。但是到了希腊文化的全盛时期，罗马人占领波斯，将欧亚大陆打通。整个的西方，包括现在的阿拉伯世界成为一大片。在一个巨大的帝国中，一个个别公民所想所做对政治体不会有什么影响。由此，当时人们的伦理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人在反思伦理的过程中，不是在面对生活在一起的共同体，而是一个茫茫的世界。这个世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帝国，巨大的人类共同体，谁都不认识谁，谁的行动都不可能改变谁。
在希腊的全盛时期，一个人在寻求自身的意义，灵魂的安顿时，不太需要诉诸上帝的力量。虽然希腊人都信神，而且还信几百个神，但与我们现在信仰神明完全不同。希腊时期已经为基督教的兴起做好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基督教兴起之后，很多观念直到现在仍然影响深远。一个是在上帝面前平等的观念。平等观念是现代世界中极为重要的一面。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基督教所说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只是指人们心灵的平等，并没有强烈地改变世界结构的愿望。直到16世纪路德新教改革，路德一直提倡和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在世俗生活中也要追随或者服从民主。
基督教引入了这样的一种信仰之后，美德方面的伦理观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与古希腊所弘扬的勇敢、气宇轩昂完全逆反，基督教最重要的品质是谦卑。基督教更重视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而不是人之间的关系。而正是因为这一点，尼采强烈地反对基督教，将基督教称作"奴隶的道德"。按照尼采的说法，基督教通过奴隶的道德来压制人身上辉煌的东西，使底层本来不值一提的人的品质对希腊人做了一种报复。
基督教大概在5世纪左右征服了整个西方世界，西方进入了基督教时代。我所指的基督教时代是在能想象的范围内，没有一个人不是真正地信仰上帝和基督教。基督教时代一直延续了大概10个世纪。
14、15世纪，西方进入人文主义的复兴和文艺复兴，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这样的人物登上历史的舞台。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这些人都是天然的基督徒。但他们的著作中又会有着无神论者的思想。15、16世纪是西方精神世界的重要转折时代：一方面与中世纪的传统完全连接，另一方面又开启近代，非常有意思。人文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词，我们当今的道德观念、美德观念、伦理观念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着人文主义。所谓的后现代以及对启蒙运动的逆转，还不如说是人文主义的逆转。与我们今天联系最紧密的观念，都可以追溯到15世纪、16世纪人文主义关于个人的觉醒。
把自己看成个人这个观念对我们现代人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15、16世纪之前情况正好相反。例如，在希腊城邦时代个人英雄主义相当旺盛，但一个人在联想自己美德时，仍然要放置在城邦的整体环境中，做任何事都与城邦联系在一起。当时把一个人流放到城邦之外是除死刑外最严厉的惩罚；一个人离开了城邦就失去了整个的伦理背景。到了希腊化时代，个人原则已经出现。但那时的个人是与整个宇宙、上帝、唯一的神联系在一起的。而15、16世纪后，个人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可以触摸、可感受的真正个体。欧洲人大概15、16世纪时开始有了名字，欧洲为了现代化的管理，要上户口，君主下命令必须给人起名字。有了名字后，个人意识逐渐增强。
更有分量的例子是现代文学的兴起。莎士比亚的戏剧与古希腊的戏剧重要的区别，古希腊的戏剧是没有个性的。古希腊戏剧中描写了很多个人，但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都是“类型”。这些角色经历了命运和悲剧，主题几乎都是个人与命运之间的对抗。莎士比亚不同，他笔下的人物有着丰富的个性和多方面的品质。莎士比亚之后，我们所熟悉的小说中都非常着重对性格的描述和刻画。
个性的兴起成为近代对美德和伦理理解的关键，也成为古今分歧产生的重要原因。比如对"诚实"。康德认为"不说谎话"是一条绝对的道德律；而古希腊人并不认为说谎是犯了道德错误，关键在于你为什么说谎。而康德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一条品质，原因在于说谎是对自己不真实、不真诚。一个人如果对自己不诚实，一个人的个性就不复存在，便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根基。
卢梭在《忏悔录》中也在追求一种绝对的真诚，这种绝对的真诚是一个人建立自我的基础。但卢梭在自己的一生中说过很多谎话，人不可能一句谎话都没说过。狄德罗写过一篇《拉摩的侄儿》，讲述了一个艺术家的故事。那时候的艺术家跟着达官贵人混吃混喝，不得不干很多违心的事情。在与狄德罗谈话时很坦诚，他说：我是一个无赖，看我干了这么多无赖的事，但至少有一条你不能说我不好。我知道我自己无赖，我不虚伪。
在现代道德观念中，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不反省自己的时候，一个人可以是一个无赖。但只要一个人对这种无赖寄予一种完全真诚的自我理解，他就能把自己从无赖中解救出来。做什么无所谓，重要的是自己对这种做法是不是虚伪的，是不是有着一种透彻的认识。对应整体的大框架，在近现代社会，重要的不是你对社会做了什么，而是你是个怎样的个人。如果某个人足够真诚，那么他在道德上、美德上基本上站住了。
观众：有两个道德问题请老师解答一下。一，假如一个男生和一个同学校的女生一起沦落到一座孤岛上，他们不可能被解救出来，请问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请问男生之前的绅士风度和原先的美德是否被没有了。这是关于道德如何维持的问题。二，如果把一千个婴儿完全隔离出来，请问他们繁衍几代之后有可能通过反思回到外在世界吗？这是道德如何被建构的问题。
陈嘉映：我想象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漂流到一个孤岛上，我想象不会其他的可能，只能在一起了。
后一个问题，我能想到另外一个角度来提问，"洗脑"能够做成什么，以及洗脑之后我们还怎么能够恢复。我觉得这里一定多多少少要有自然基础，这个自然基础就与男生、女生差不多。就像《十日谈》里面说的老和尚教小和尚的故事。无论怎么教育，总有一些天生的东西难以改变。换句话说，我们用一套洗脑的方式，但被洗脑的人还是有自己天生的东西保留了下来，除非你把他们的生理也改变了，把整个自然都改变了。
观众：从您的讲座里，我感觉到美德是历史演变的过程，每个美德，每个历史阶段的美德是有历史背景的，不能评判好坏，从最开始的崇尚勇敢为主，到后来崇尚谦卑为主，到现在讲究个性的时代。我觉得当下讲究个性的话，是否与城邦的感觉割裂了，与上帝的联系也割裂了，就是一个自我的评判。您刚才也说，可以通过一个透彻的自我反省，打造自己是否美德的评价。
陈嘉映：第一个问题，一是我觉得美德甚至道德都在不断的演变，二是我不想说它不能评价。我们都知道历史是演变的，但我们不见得不能对历史上的历史作出评价。比如刚才讲到希特勒，我们可能是在做评价。我知道很多很多人都希望找到一个普遍的标准，这样就不至于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我所讲的演变，主要是想评价我们当前的情况，我们真正关心的是现在的道德状况。但是这种评价并没有一个正确的标准，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演变之后，我们的评价倾向于更有内容，而不是一个武断的、主观的偏好。我们今天的道德状况当然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状况有关，但无论多么有关，都不是由它决定的。我们对当今问题的思考很大程度上是对不同道德体系，不同美德体系的了解。这也是我今天选择这样一个题目的想法。
观众：刚才您提到基督教的美德、谦卑，我觉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希腊文化当中，我认为谦卑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德，比如您刚才提到的英雄，希腊神话中也是有这种神，如果他们对神没有敬畏的话会遭到惩罚的。
在中国古代，中国古人对天是有一种敬畏之心的，也是一种谦卑。所以我认为这种谦卑之心，敬畏之心都是以超自然的神的存在为前提的。中国当今社会如何有敬畏之心和谦卑之心，或者说这种敬畏之心和谦卑之心是否必要？
陈嘉映：希腊是有对神的敬畏，实际上希腊悲剧最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人们的卓越触怒了神灵，因此遭到了惩罚。但我个人的理解，它的教训不是人要谦卑，而是人要适度，这是这些悲剧的最基本的结论。所以无论你读《伊利亚特》、《荷马史诗》，几乎都没有谦卑的体现。我认为对神的敬畏和对神的谦卑还是两回事。
而说到中国，相对来说中国文化还是比较靠中间，在中国文化中谦卑的因素肯定比英雄时代要更浓重。但对天的谦卑在中国文化中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至于今天的人怎么样恢复这种虔诚、谦卑，我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思想背景，每个人自己怎么去做需要自己去思考。
观众：卢梭和狄德罗认为要对自己的精神内省，这是不是和新教的文化有关系？
陈嘉映：首先澄清一下，卢梭的《忏悔录》是对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但他未必会真的去实践。但狄德罗是写一个小说，他自己未必就接受这个立场。或者卢梭的立场，并不是他们两个都采取这种态度。事实上我觉得狄德罗是第一个注意到这种立场，并且对这种立场提出怀疑的人。
和新教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个人主义有这样几种形态，一种是希腊化个人主义，人直接与宇宙发生关系。我刚才将希腊化时期划成东方和西方，东方的苦行主义，已经与印度的思想已经联系在一起了。关于新教的个人主义，实实在在是我们今天个人主义的最直接的源头，包括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和卢梭的思想。同时，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有一种特别的直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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