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存在过吗？

[摘要]这句最赤裸裸地歧视中国人的话，极有可能是两句话拼接而成的，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这样就不侮辱人了吗？

作者：维舟（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在中国近代耻辱的半历史上，除了“东亚病夫”的称号外，最刺激中国人神经的，可能就是当时据称悬挂在上海外滩公园门口的一块标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在一代代人的传述中，这都被视为衰弱而受人凌辱的象征，因而李小龙1972年在电影《精武门》中喊出“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并踢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木牌的镜头，才能激起华人观众那么强烈的情感响应。

（《精武门》剧照，李小龙踢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木牌）

“东亚病夫”一说的确出现于1896年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然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是否真正存在，学者们却对此聚讼纷纭。1994年，上海历史博物馆的薛理勇发文质疑这一牌示“纯系误传”，结果这篇1400字的短文引爆了经久不息的争论。国内包括上海史专家熊月之在内的诸多学者、国外学者包括英国毕可思、英国华志健、日本石川祯浩等都卷入了进来。之所以会有争论，归根结底在于：眼下没有任何实物或影像的资料能证明这一告示牌确确实实存在过，而当时人留下的文献记载则矛盾不一。

虽然许多人都曾记载说见过这块告示，但具体怎么写，却有细节上的差异。例如周作人的记载是“犬与华人不准入”（周作人1903年9月11日日记）；蔡和森称是“华人与犬不得入内”（1923年11月16日《向导周报》文）；1924年孙中山则说是“狗同中国人不许入”（《中国内乱之原因》）；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说自己在法国公园亲眼看到的是“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八字。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在1913年的记述最为具体：“上海西洋人公园门首榜云：‘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事实上，这很可能就是真相。

（上海某公园1917年所立园规）

从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等人的考证来看，在1928年对中国人开放之前，外滩公园等处门口的告示牌上，一般是英文标示，而且有材料证明，“华人不许入”和“狗不许入”是公园规定中分开的两条，但并未记载在一起；因此，“告示牌的问题，与其说事关告示牌存在与否，或字句有无，不如说是被理解为列强制造了‘国中之国’、歧视中国人、统治中国的野蛮象征，并流传开的。”（石川祯浩《“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问题考》，载《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件事的争论中，几乎所有人都聚焦于一种实证主义的思路，即究竟有没有实物或影像资料能证明存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告示。但这个证据，就像许多历史资料一样，我们很有可能永远也不会找到。这句最赤裸裸地歧视中国人的话，极有可能是两句话拼接而成的，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这样就不侮辱人了吗？

的确，在当时人的观感中，耻辱的是“华人”与“狗”并列本身，如前述周作人日记在提到这一告示牌时便说“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方志敏说看到告示牌时“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受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了”，极有可能也是因为这一并列关系，尤其考虑到“狗”在中国文化中常被视为一种低贱的动物。芥川龙之介1921年在中国之行中，在苏州看到天平山看到排日标语“犬与日奴不得题壁”，大抵也是此意。实际上，即便在当时的西方人自身看来，这一告示也是侮辱人的。1929年11月9日，美国人创办的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中国人，请走后门》一文说：“根据工部局命令竖立在上海各公园门外的，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告示牌，尽管已在一些时候以前拆除，但在上海外侨社会的某些中间，由这块傲慢无礼、侮辱他人告示牌所表示出来的那种典型精神，却至今尚未死去。”

但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华人”这一群体被与“狗”并列，而在于“华人不得入内”这一限制本身，这本身就已是歧视。一些翻案文章认为，租界的这一规定“仅仅”是因为这是外侨的领地不愿向衣冠不整的下等华人开放，但却不去质疑这些西方侨民这样的权利本身——为什么一群外国人能在他们并不拥有主权的地方，公然禁止当地人入内？事实上，自外滩公园1868年建成以后，这一问题最早引起关注，并非因为“华人与狗”并列，而正是因为限制华人入园。1878年的《申报》就呼吁开放园禁，并举出香港的公共花园原也曾不准华人出入，但新任港督认为这一规定殊属不公，遂废除禁令。1881年后，颜永京等跻身上流社会的买办资产阶级华人，便不断向工部局抗争施压，争取入园的权利，最终在1889年经上海道台龚照瑗交涉而迫使工部局让步，同意以特发“华人游园证”的方式有限度开放。

之所以在1900年之后开始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并列起来，并视为强烈侮辱华人的象征，这不如说是一种民族自尊精神觉醒的结果。正因此，孙江虽然倾向于认为这一木牌并不存在，但同时强调“在殖民主义统治之下，对人格与种族的歧视最容易激发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愤恨不是少数人的感受，而是全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逐渐由个人的愤恨而上升为对国家与民族的忧患，上升为对中华民族强烈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精神”。

也就是说，这伴随着某种对“东亚病夫”式麻木不仁状态的羞耻感和自我觉醒。“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所以广为流传，乃在于人们开始察觉到在种族主义式的帝国主义话语中，他们被视为低劣的类别，此即林纾在1903年所慨叹的，“华人之冤，黑无天日，美为文明之国，行之不以为忤，列强坐观不以为虐，彼殆以处禽兽者处华人耳。故无国度之惨，虽贤不录，虽富不齿，名曰贱种，践踏凌竞，公道不能稍伸，其哀甚于九幽之狱。吾同胞犹梦梦焉，吾死不瞑目矣”。

对于这种限制入园的措施，另一种反驳的声音也早已出现，认为西方人这样做也情有可原，原因是华人入园时有随意采摘花草、践踏草坪之类的不文明行为。

前述杨昌济1913年的文章虽然认为这一限制“真莫大之奇辱”，但他又认为“平心论之，华人如此不洁，如此不讲公德，实无入公园之资格”。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也辩称不准华人入园乃是一个文明程度的问题：“惟此事并无国际强弱之关系，乃国民教育之关系。闻昔时外人并无此项禁令，历见华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驱鸟，躁踏地方，无所不为，于是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呜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心之薄弱耶？”

也就是说，在这一话语中，虽然承认告示牌的存在，但强调的不是殖民统治的中外矛盾，甚至也不是“上流社会”与“底层华人”的阶级矛盾，而被转化成“文明/野蛮”的分野。

但这是问题的重点吗？我很怀疑。因为当时这些租界的公园并不是在出现了“华人在公园里的不文明行为”之后才禁止华人进入的，相反，这种禁止本身是他们特权的体现；而“华人的不文明行为”则是后起的、为他们的特权予以合理化的辩护，或是为了试图激发中国人尽速“文明化”而说的反话。这种话语，在西方的殖民统治中是屡见不鲜的——通过与西方普世的文明价值观进行对比，把东方各国锁定在低等级的位置上。这正是印度学者查特吉所说的，亚洲妇女所受的虐待，是“从根本上建构殖民主义话语的整座大厦”的基础之一。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我，机器人》中，机器人的逻辑其实也是如此：因为人类自身存在缺陷，所以我有权接管秩序来统治你们。

近代西方列强并不只是在中国如此保留自己的特权。在埃及，人们认为“英国人冷酷无情，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多年来，惟有埃及仆佣才能进入开罗豪华的吉兹拉体育俱乐部，这一点令人心酸）”（戈尔德史密斯《中东史》中译本页261），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翻版，而那并不是由于埃及人在这个体育俱乐部做了什么不文明的事。在19世纪后期，美国南方各州的“一些公园的入口处都挂有一块招牌：‘狗和黑人禁止入内’”（Domenico Losurdo《自由主义批判史》中译本页359），这大概只能解释为种族隔离制度吧？而据Stephen M. Hart的《马尔克斯评传》，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1961年在亚特兰大“他们亲身经历了美国南部种族主义的粗暴。餐馆不让他们进去，因为他们被当成是墨西哥人，迎接他们的是‘狗与墨西哥人勿进’的招牌”。（中译本页63-64）难道这是因为墨西哥人在餐馆里不文明？

在历史的研究中，“事实”往往充当着解构与祛魅的力量，因此实证性的史料往往具有重要价值。也是因为这样，当人们发现并无材料证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时，便倾向于认为这是虚构的、甚至是“流传了一个世纪的谎言”。但这不如说是一种受辱的象征、一种凝结着国族情感记忆的概括，不去分析这一话语背后的情结，就试图以实证的方式来否定它，这往轻里说，也是丧失了对历史基本的“理解之同情”，往重里说，则是二次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