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凿 [集解]孔曰：“时事君者多无礼，故以有礼者为谄。”

邢疏：此章疾时臣事君多无礼也。言若有人事君尽其臣礼，谓“将顺其美”及“善则称君”之类，而无礼之人反以为谄佞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当于尔时皆谄佞阿党，若见有能尽礼竭忠于君者，因而翻谓谄，故孔子明言以疾当时也。

[朱子集注]黄氏曰：“孔子于事君之礼，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后尽尔。时人不能，反以为谄。故孔子言之，以明礼之当然也。”程子曰：“圣人事君尽礼，当时以为谄。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尽礼，小人以为谄，而孔子之言止于如此。圣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见。”

《论语训》：“事君以尽礼为事，今人但以礼为其谄，是以礼为谄也。”

度 愚以为：尽礼而人以为谄者，盖以“君”言之，若无其君，又何来尽礼。时陪臣执政，礼已废，事君以礼，人反以为谄，盖无君矣。以为夫子自道或以戒人，二说皆有其理。

当然这中间还有另一段衷曲，在孔子的概念中，从伦际角度定义人，存在着上下的不对等权利与义务关系，处于伦际优势位者拥有更多的权利而劣势者则当担负单边的义务，而“礼”的规范往往具有这种权位主义色彩，因此在上下之间、君臣之间，尽礼与谄媚往往是差不多的表现，所以说事君曰“以忠”，乃是强调其间的心理内涵，说君使臣曰“以礼”，乃是强调分寸。如是而已。

为孔子辩者，往往强调孔子对于上下、君臣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是持对等强调的态度。实际上，在孔子的定义中，君上者/伦际优势者处于命名者的地位，而臣下/伦际弱势者处于被命名者的地位，因此虽然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双向的伦际关系，所谓父慈子孝、君尊臣忠；但是孔子也深刻地注意到政治现实当中“唯其言而莫予违”（13-15）的君上者/伦际优势者的强势地位，并且认为这一现实就是不可否定和改变的政治现实，因此孔子特别强调以“礼”来规范君臣、上下之间的关系，在承认君臣、上下的区隔基础上，以伦际情景当中的“义”和相应的“礼”来规范政治、伦理、价值取向。反观华夏史籍，见诸记者者，在君臣上下的关系中，君上者占据着支配者的地位、掌控者充分的资源，甚至站在对臣下进行价值判断的高度，因此所谓“倡优蓄之”是也，谄媚之情又何能脱离这一规范，在谄媚才能从强势者那里分得更多的规则当中，谄媚就是必然的产物了。而对于君上之“唯其言而莫予违”的绝对控制和支配状况，在讨论的语境中，总是求诸于德行和伦际，因而不可能对君上与臣下关系，进行对等的权利与义务思考（特别是君国理念中，“天命圣王”的绝对性和神圣性问题，王莽临死前的表演就很具有戏剧性，见下章讨论）。

而对“倡优蓄之”理解最为深刻的无疑当数五代南汉之国君刘鋹了，劉鋹当了皇帝后，政事皆委諸宦官龔澄樞及女侍中盧瓊仙等人，宮女亦任命為參政官員，其餘官員只是聊備一格而已。劉鋹認為群臣有了家室，會為了顧及子孫而不肯盡忠，因此只信任宦官，臣屬必須自宮才會被進用，以致於一度宦官高達二萬人之多。据《资治通鉴卷二九四·后周纪五》记载：“南汉中宗殂，长子卫王继兴即帝位，更名鋹，改元大宝。鋹年十六，国事皆决于宦官玉清宫使龚澄枢及女侍中卢琼仙等，台省官备位而已。”“凡群臣有才能及进士状头或僧道可与谈者，皆先下蚕室，然后得进，亦有自宫以求进者，亦有免死而宫者，由是宦者近二万人。贵显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谓士人为门外人，不得预事，卒以此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