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德唯教授的医疗博客：“骆叔医话”每周六继续与您相约！分享最新资讯，交流医管心得，发掘中美医疗新视角！
同时，IHL微信公众号正式开放“赞赏”功能，请大家多多支持哦！
作者介绍
骆德唯（David P. Roye Jr., MD）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教授
美国纽约长老会医院小儿骨科主任
国际医疗领导力（IHL）创始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赴华工作20年，致力推动中国医疗卫生发展
开篇福利：骆叔携IHL众导师中文拜年！
自从2014年IHL在纽约长老会医院开设常规的赴美临床交流项目以来，我每年都会接待十多位来自中国的小儿骨科同事，领着他们与我一起进行每天的手术、会议、门诊，希望帮助他们在观摩中学习。最近我又迎来了来自浙江的两位骨科大夫：袁医生和黄医生。1月初，他们首次跟随我观摩了一天的小儿骨科门诊，下午看完最后一位病人后，我问他们在第一天的学习过后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点。我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每天只要看20个病人，实在是太幸福了！”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回答了，我认为这既是一种赞叹，也是一种抱怨。我特别能理解中国的每一家医院、每一位医生其实都在超负荷工作，一位优秀的小儿骨科大夫每天看100个门诊病人不在话下，平均下来花在每位患者身上的时间可能不超过5分钟。过速运转的机器都容易出错甚至损坏，更何况是人？我想不仅是我，很多中国医生都会这么认为：过大的工作负担肯定会对医疗质量产生影响。中国医生抱怨工作太忙，我相信肯定不是因为怕累，而是因为担忧无法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治疗，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不良后果。
我与来自深圳的徐医生和我的小病人在一起，难以置信这已经是接近一年以前了。照片中就是美国最常见的门诊室设置，我们科室一共有6间这样的门诊室。通常我在看上一个病人的时候，我的护士就已经准备好了下一个预约病人，并且会带他到另一个门诊室等候。
中国医生的工作量大得近乎荒谬，我认为主要原因有四：1. 人口众多，病人基数大；2. 教育制度造成的医生紧缺；3. 病人扎堆名院、名医；4. 医生在工作中欠缺足够的帮手。原因1是客观国情，无法改变；原因2和原因3分别涉及医生培训和分级诊疗制度，制度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因而，想要真正减轻中国医生身上的担子，让医生能专心干医生该干的事，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手。
我一直认为，美国医生的所谓幸福感和职业满足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能够专注于自己最感兴趣的本职工作，这与美国医院内发达的医生辅助团队是分不开的。就以门诊为例，一般我的门诊，留给每位病人的预约时间是20分钟，但在这20分钟背后往往有着整个团队几个小时工作的支持。看门诊，我真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首先，我的行政助理乔纳森会负责与病人联系，确定预约时间，并且收集病人的病历交由临床部门录入系统。事实上，乔纳森管理着我的所有门诊预约和手术排期，为我制定每天的日程。基本上，美国医院会为每一位主治级别的医生都配备一位行政助理，协助医生处理日常事务。
在病人按照预约的时间来到医院后，最先接待他们的是我们科室的门诊前台，她的主要职责是协助每位病人确认预约信息、填写一些必要的表格。
完成以上这些后，前台会将病人交给门诊内的护士和医疗助理，由他们替病人核对及完善病历，并进行一些必要的检查。注意了，这在美国是两个不同的职务：护士（即注册护士，Registered Nurse，RN）必须入读专门的护理学院（Nursing School），毕业后通过护士资格证考试才能上岗。拥有硕士以上学历的护士还可以申请成为从业护士（Nurse Practitioner，NP），从业护士可以独立为病人进行诊断、开具处方；而医疗助理（Medical Assistant）对资历的要求则较低，高中或社区大学毕业即可参加资格考试，主要的职责是协助医生及护士进行工作和患者教育。二者在薪酬上当然也有差距，美国护士的年均收入约为67000美元，而医疗助理的年薪则在30000美元左右（皆根据2015年数据）。
按照惯例，每年圣诞节放假的前一天整个科室都要穿着“圣诞丑毛衣”上班。今年的那天我刚从手术室出来，就被套上了毛衣跟科室同事们合照。照片中的右二就是我的行政助理乔纳森（Jonathan），右一是我们科室的医疗助理Tiara，另外两位女士同样是我们科室的行政人员。
在完成以上工作后，护士会将病人领到门诊室内，再给我和我的医师助理打电话，告诉我们病人已经准备停当了。医师助理（Physician Assistant，PA）同样是一个在美国特有的职务，它对资历的要求比护士更严格：必须在本科毕业后入读专门的研究生院，3年硕士毕业后才能考取执照上岗，培训内容类似全科医生。医师助理在美国也是收入相当可观的一个职业了，年收入可以达到10万美元。每个科室通常配有1-2位PA，主要负责在医生的管理下与病人详细沟通病情、记录病历和随访，定期与主治医生更新病人的近况。
你看，在我真正进入门诊室见到我的病人之前，就已经有5、6位专业的团队人员各司其职，为我铺好了路。在与病人会面的20分钟开始时，病人已经完成了所有必须的检查，而我也已经拿到了详细的结果和病历，我只需要为病人进行简单的查体后，就能开始交流病情、预后和治疗方案，甚至聊一些家长里短培养感情。当我遇到需要佩戴支具的病人，我只需打个电话就能请来矫形支具师协助；当我遇到听不懂英语的病人，我可以请院内常备的专业医疗翻译来帮忙；如果病人在经济甚至情绪上有任何特别的需要，科室内还有社会工作者在时刻准备着。总而言之，这20分钟，是完完整整地属于我和病人的。我只需要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一位医生应该完成的思考和工作。
我知道中国的医生们在繁重不堪的临床工作之余，还面临着科研的压力。美国医生所能获取的协助则同样体现在科研工作中：美国医院内每个科室基本都有自己的实验室，科室会聘请专门的研究人员，同时招募许多在读的博士生和医学生志愿者，辅助他们进行工作。医生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只需要提供需求、意见指导和专业咨询。这样的机制，让研究人员获得了一份全职工作，学生志愿者获得了宝贵的科研经历，而医生们获得了可以指导临床的科研成果，再加上共同发表的论文，简直是一举四得。如果大家感兴趣，我甚至可以专门写一篇文章介绍美国的临床研究体系。
今年感恩节前的科室聚餐。有趣的是照片中只有一位主治医生（我），其他都是我们科室的护士、医生助理、行政和科研人员等等。我每天的工作都离不开这整个团队的协作。
我知道以上种种，在中国的医生听来可能都奢侈得近乎遥不可及；但仔细想来，它们真的有那么难做到吗？我所在的纽约长老会医院，是全美最大的学术医疗中心，现有床位2500张，雇员22000人，其中主治医生不到5000人，医生护士比在1:2以上，而在中国的医院内，这些数字和比值是多少？医生与每位病人的相处的5分钟时间已经如此宝贵，却还要花费在量体温、做检查、书写病历上，真正能花在病人身上的时间有多少？这些问题难道不是显而易见，却从未被解决的？我想这值得中国的每一位医生和医院管理者深思。
一直以来我都坚持，“思考”才是医生在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思考疾病的成因，思考治疗的方法，思考怎么与病人进行更好的交流。有了这些思考，医疗服务的质量才有可能真正得到提高。如何形成更好的协助体系，解放医生，把思考的时间还给医生，是亟待所有中国医院解决的课题。不知道正在读文章的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我写下一己之见，仅仅是抛砖引玉，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中与我分享你们的看法，我也很乐于解答大家的任何问题。非常期待下周再与大家见面！
骆德唯
2017年1月19日于纽约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