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我家的老阿姨

我家的老阿姨姓郭，名叫郭孝梅，1910年生人，老家在是安徽无为。

安徽无为地方穷啊，人口众多，土地贫瘠，有雨则涝、无雨则旱，长期是国家级贫困县。所以许多无为人都背井离乡，到富裕的苏浙、上海去打工。妇女们人介绍人，多去作保姆，因此有“上海保姆半无为”之称。

老阿姨命运多舛，早年丧偶，唯一的孩子又早夭。家中亲人只有年幼的侄子侄女，结果只好只身一人来到上海谋生。

由于父母两地分居，我7岁时才有了弟弟，还一下是个双胞胎。因为是在上海保健医院出生的，所以取名一个叫胡保林，一个叫胡健林。

家里一下添了两个小婴孩，可就热闹多了。由于母乳不够两个婴孩吃，就请了一位周姓的奶妈帮助哺乳，先是母亲和周妈一人奶一个，母亲上班后，就是周妈管白天喂奶看孩子，母亲管晚上喂奶。奶妈不管别的，不住家。家里的诸多杂事，清洁卫生、买菜做饭都要有人做，尤其是上小学的我要吃中午饭，所以家里必须要请保姆了。

这样，经人介绍，阿姨来到我家做了住家保姆。我家在上海租住的房子不大，只有一间，已经住了父母、我们弟兄三个了。所以又去与房东商量，把楼梯拐角上的储物间，就是上海叫做亭子间的小空间腾出来，做了阿姨的住处。亭子间很小啊，只能摆下一张小短床，想想好像也没有窗户。好在阿姨人矮，行李只有一个小包袱，也就将就了。

我中午下学吃饭，阿姨就做好了饭，中午只有我、周妈和阿姨吃，比较简单。晚饭是阿姨准备好了，父母回来做，就复杂些，有时要做些肉啊、鱼啊什么的。阿姨是安徽人，算南方人；我们老家是陕南，生活习性也偏南方；我母亲好干净，阿姨也讲卫生，所以相处得还融洽。

大人让我叫阿姨“姑姑”，我调皮，故意叫“嘟嘟”。叫多了，大家就都认可，于是都叫她“嘟嘟”，她也接受。我记得后来还老有人问：“嘟嘟是什么称谓？”我们就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就是叫顺嘴了呗！

可以说，我与阿姨相处的时间是最久的，她也是最维护我的大人。我小时候有时安静，可以搬个小板凳，站在上面往窗户外面看半天，有时也会调皮的出圈，闯祸了阿姨就是挡风的墙。记得有一次胡闹，甩出一个铁疙瘩，把衣柜上的穿衣镜砸出几道长长的裂纹，我母亲回家看见就要教训我，阿姨赶紧把我搂过去说：“小孩子，不懂事的，大了就好了。”后来请人把裂纹的镜子裁去一截，补了一块板子。

有时我也恶作剧：把刚买的冻带鱼，傍晚放在没有灯光楼梯上，不管谁猛一见到都会吓一跳。阿姨上楼时的确吓了一跳，她赶紧收起来，告诫我说：不要这样吓人，要是吓到你妈，小心“吃生活”。“吃生活”就是挨打呗。

阿姨在我家真是立下汗马功劳，不仅买菜烧饭、打扫卫生、缝补洗衣，还会帮周妈照顾孩子、涮洗尿布，再闲下来还会和母亲一起用旧衣废布打袼褙、剪鞋样、用麻线纳鞋底子。总之是不闲着。

1954年冬，我父母亲调动工作，从上海到北京，就问阿姨愿不愿意随我家一起走。阿姨已经没有直系亲人了，和我家也已经熟悉适应了，于是就决定和我家一同来到了北京。

刚到北京不久，1955年我四弟胡京林又出生了，这下阿姨除了其它家务之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照看四弟身上，吃睡都在一起，真可以说是视同己出。而四弟也是只认阿姨，只依恋阿姨。我们家也把阿姨当作自己家人一样。

老阿姨与我的四弟

到了北京，生活习惯有了很大变化，南方以大米饭为主食，到北方就要学会擀面条、蒸馒头、做窝头，事事都要适应北方的环境，阿姨就都从头学起。“嘟嘟”阿姨有一个好习惯，就是不爱串门，从不搬长道短。阿姨没有文化，也不识字，所以不看书报、也不听收音机。没有什么个人爱好，闲下来就纳纳鞋底。

到北京阿姨依旧是孩子们的保护神，孩子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她会悄悄地说你，从不高声大气。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怄气，决心“离家出走”，结果就在宿舍大院里压篮球架的一口大铁钟里窝着，天晚了又冷又饿，心里有点后悔。还是“嘟嘟”把我寻着了。借坡下驴，就跟阿姨回了家，热了饭吃。母亲见了也只是拉下脸，睃（suo平声）了我一眼，没理我就算完了。

阿姨的工钱没有什么花销，多是寄给了老家的侄子侄女，补贴他们家用。阿姨先是请求母亲为她代笔给家人写信，后来阿姨就让我给写，她口述，我写。基本上就是两三句话：“我这里都很好，你们和孩子们怎样，来信说一下。”但是很少接到他们的回信，连照片也很少寄。

1960年初，北京城里各处纷纷成立了城市人民公社，号召生产扩大化，生活集体化。我们家里也进行了商议，报名参加了城市人民公社。为解放劳动力，动员家中的保姆去参加社会工作。大弟弟们送双桥农业部子弟学校寄宿，小弟弟们送托儿所、幼儿园；我们要去公共食堂就餐……

阿姨还是很依恋这个家，尤其是舍不得四弟。但是大势所趋，家家如此。好在可以安排阿姨到新成立的幼儿园工作，把四弟也送到幼儿园里，时时可以见到的。

阿姨没有别的工作技能，在幼儿园里就干一些杂活，打扫卫生、帮厨等等，也算是正式工作了。但是城市人民公社消解，公共食堂、幼儿园逐渐撤销后，阿姨又面临失业。

由于我们家庭情况有了变化，阿姨回不到我家了。于是阿姨又陆续辗转到几家人家去做保姆，好在所遇到家庭都还良善，对阿姨都很好，我们家才放下心来。有一家的孩子毛毛也是阿姨照顾大的，对阿姨很有感情。阿姨在工休时还会到我家来，像走亲戚一样，带些好吃的，看看我们。老家有事还是托我母亲办理，我家总归还是她的依托嘛。

渐渐阿姨老了，动作迟缓。她说她眼睛不行了，做不动了。要想休息，可是老家侄子侄女没有接纳她的意思。我母亲就让她放心，说我们来为她养老。还提议把我弟弟过继一个给她，她摇摇头，未置可否。

于是我们兄弟们利用各种关系，打听了北京各个养老院，争取妥善办理。最后因为证明了阿姨是孤寡老人，没有直系亲属抚养，由朝阳区民政局办的红星养老院收养了。以后一段时间，我们兄弟们轮流去养老院看望她，就当她是自己家人一样。

后来，她的眼睛完全失明了，吃也吃不动了，身体也萎缩了，不久就在养老院里去世了。1998年我们给她办理了后事，还在通惠陵园里买了一块墓地安葬。老人辛苦一世，到此才算休息。

阿姨照看过的毛毛在老阿姨墓前

但是她的遗愿还是愿意回老家，和她的父母葬在一起。我们联系了她的侄女，几经商议，她的侄女到北京起走了骨灰盒，带回老家安葬了。我们把阿姨遗留的钱和她随身的一对金耳环交给了她侄女带走。

老阿姨一生坎坷，但是她服务过的家庭都对她评价很好。她勤劳、朴实、忠诚、善良、干净、简朴的品格也深深影响着我们弟兄们。

我父母年岁大了，需要人照顾时，更换了不计其数的保姆，或者叫家庭护理员吧，始终没有完全趁心如意的，最后只好干脆不用。这时就想起“嘟嘟”——我们家的大功臣。我母亲说：“那怕她们有嘟嘟一半好也行啊。”那也求之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