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民
1962年9月，我从云南西部最边远的小城腾冲到云南大学历史系读书。开学第一天，历史系主任张德光教授就给我们讲：云南大学历史系以民族史为特色，在国内外居于领先地位。民族史有方国瑜、江应樑、杨堃三位国内外知名的教授。我暗自下决心要向他们学习。
1963年4月20日，云南大学校庆四十周年。上午全校开庆祝大会。下午是学术演讲。我在学校礼堂听了方国瑜教授的演讲：《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虽没有完全听懂，但我认识到：中国民族历史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建设有重大的意义。初步确立学习中国民族史的愿望。
1968年10月我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5月分配到勐海茶厂当工人。1973年到勐海中学任教。1978年初报考云南大学中国民族是专业的研究生。据说有一二十人报考云大中国民族史专业，四个人通过笔试，八月参加面试。省上只批准录取了我和史继忠两个。
史继忠毕业后，先到贵州民族学院任教，在贵州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做出重大贡献。是贵州省顶尖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主编《贵州通史》。被选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的副馆长。
1978年9月，我跟随方先生学习时，他已经有七十五岁。身体不错，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只是眼睛有病，视力低下，必须借助高倍放大镜才能看书写字。正如他说：“尚无迟暮之感，当与诸同道黾勉从事，为社会主义事业竭尽绵薄之力”。他依旧孜孜不倦地做研究，循循善诱地培养学生和青年教师。
方先生要我从目录学入手。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与《四库提要辨证》等。
他要我在第一学期，把云大图书馆古籍部的书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地浏览一遍，对云大古籍部的典籍做到心中有数。
在方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二十多万字的硕士论文《唐代初期洱海地区的部族社会与统一政权建立》。论文在昆明源流、乌白蛮、上下方夷、白子国、南诏统一、天宝战争等问题上提出了独立的创新见解,受到评审专家与答辩委员的一致肯定，认为是一部具有当代学术水平的创新著作。
获得硕士学位后，历史系把我留下来做方先生的助手。国瑜师把他撰写《马可波罗云南行记笺证》的手稿交给我，说：元代是云南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上承唐宋，下启明清。只有把元代云南历史搞清爽，才能把云南史讲通。你先从马可波罗云南行记入手，打好基础，进一步把元代云南史研究好。在国瑜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马可波罗云南行记史地丛考》一书。得到国瑜师的肯定。这部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第一批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导师。方国瑜先生是唯一一个中国民族史的博士导师。1982年初正式招生。我顺利通过笔试口试，成为方国瑜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也是云南省唯一一个博士研究生。
方先生请江应樑和李埏教授与他一起组成博士生指导小组，共同指导我的学习与研修。
我的研究方向确定为唐代民族关系史。研究专题为：唐代羁縻州制度。
第一学年是专业课。课程为唐代史，认真阅读新旧两部《唐书》、《资治通鉴》、《通典》等。
第二学年，国瑜师还给我上一门特别的课程。我将它称之为“研究实践”。国瑜师将自己多年研究樊绰《云南志》的劄记交给木芹老师，要他在向达《蛮书校注》的基础上撰著《云南志补注》。每周方先生和木老师研讨一次，我在一边旁听。第一次课国瑜师讲如何做“补注”。相当于“开题论证”。以后的课就是，木老师先汇报补注的工作，国瑜师听后一点一点教正。接着两人一起讨论定稿。一个学期，从头到尾，从实际研究与写作的全过程学习到治学的门径，考证的理路，写作的方法。第二个学期，是《南诏野史会证》。方法与《云南志校补》一样。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课程，使我受益终身。
为庆祝云南大学校庆六十周年，国瑜师要我写一篇关于大理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的文章。在方先生的指导下，我对碑文的几个重要地名、大理国东南部政区、大理国的职官、大理国的历日等问题做了考证。这篇文章在校庆六十周年学术会上宣读，发表在《思想战线》1983年第四期。通过这篇文章的写作，我受到很好的学术训练，是我学术成长的一个重要成果。
正当我准备博士论文开题的时候，国瑜师于1983年12月24日突发脑溢血辞世。我失去了最敬爱的导师，犹如在大海上失去指南的小舟，悲痛之情无以言表。
我跟随国瑜师学习五年，获闻余绪，先生治学精审，诲人不倦，以实事求是、方法严谨，态度忠实，开导后学。每次接谈，如坐春风，获益良多，终身受惠。
我衷心感谢国瑜师对我的栽培！他教导我做学问一定要实事求是。学问之事，无往而不当用其忠实。一定要做到：“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做学问一定要有雄心、信心、专心、恒心、细心。要多读书，少议论。国瑜师这些至理名言，我牢记在心，无时或忘，勠力践行。
1983年春，江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中国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导师。
1986年1月5日在方先生的追悼会上，江先生主动对我说，你到我这里来念书。办完国瑜师的丧事后，学校就让我师从江应樑先生继续完成博士论文。方先生指导我的时候，一开始就成立他和江应樑、李埏组成的指导小组。我时时向江先生请益求教。转到江先生门下，十分自然。
江先生给我们讲他到大凉山、德宏州、西双版纳做田野研究的事。他走遍腾龙边区芒市、遮放、勐卯、陇川、干崖、盏达、南甸七土司地，写成《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一书。他孤身一个人进入大凉山，穿草鞋、披毡衫、吃包谷饭、住木架房，在凉山考察，写成《凉山彝族奴隶制度》一书。他说，做民族研究没有多少文献可资参考，必须自己到当地一村一村，一家一家地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才能取得第一手可靠的资料，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遵照江先生的教导，1984年9月底我到新疆去做田野研究，到库车考察安西都护府遗址、到吉木萨尔考察北庭都护府遗址，还考察了高昌古城遗址、交河故城遗址等，走了大半个新疆，获得许多感性的知识。凡是唐代文献记录的主要地区我都去走一走。这次调查，收获颇丰。实现了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梦想。
回校后向江先生做了汇报。江先生要我把调查资料和历史文献结合起来做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撰写论文。
1985年春节过后，我就着手写毕业论文，一个多月时间完成近三十万字的初稿。经过修改打磨，三月初把稿子呈交江先生审阅。江先生看后说可以提交答辩。论文请三位专家评审，获得好评，给予优秀成绩。江先生邀请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梁钊韬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中南民族大学吴泽霖教授、贵州民族大学张振东教授、云南大学李埏教授、云南师范大学方龄贵教授做答辩委员。答辩顺利通过。梁钊韬教授宣布中国第一个民族史博士在云南大学诞生了。向培养中国第一个民族史博士的方国瑜、江应樑教授致敬！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真是空前绝后。学校领导、省教委负责人参加答辩会，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大学老书记老校长高治国在答辩结束后在会上发表讲话。可以容纳两三百人的阶梯教室连过道上都坐满了人。不少人在窗外门外观看。
江先生于1988年11月11日心脏病猝发辞世。学校为他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追悼会。再盛大隆重的悼念会都无法表达我们的无尽哀思。
现在，我已到了方先生、江先生指导我做研究生时的古稀之年。两位恩师对我的教诲，永记心头！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心里鞭策我：一息尚存，自强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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