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上的一幕

  原创：孙守智

文革中乘火车是一件大难事：始发站乘车，也不对号，全凭挤，体大力大、横行霸道者吃香占便宜。我从甘肃省八盘峡回大连探亲，往返要四次（要在北京换车）为“抢座”拼命，要知站几千里地可不是闹着玩的，任你再好的体力，就是坐着，到下车时也体乏身软，象得过一场大病。

再说：不报站、没卖食品的、没有列车员（过不来呀，索性不出来）、没有水喝（那时可没有“纯净水”、“矿泉水”可携带呀，连买汽水都要用空瓶换——不发展新喝户——我的戏称）。过道上坐满了人，要去厕所，也是难上加难，过道没下脚之地；厕所里也站了几位后上车的倒霉蛋。上来早的、有头脑的不抢座，抢先钻到别人座位下，躺着睡，闻点臭脚、臭屁味也值——这是最高级的享受。

我这次回家还有一个“任务”——我的一个同志的妻子，带一个半岁孩子回北京，托我一路照料，可给我添大麻烦了。我和车伴（暂且这样称呼吧）都带两三个旅行包，难为她还要抱孩子，帮她背包是我义不容辞的。在兰州上车时，不挤吧，没有座位，再说还有个孩子；自己挤吧，又怕她们娘俩挤不上来车。两头都得顾到。上了车只“抢”到一个座位（我上了车时，空位还有好多，可我从来不好意思“占座”，放下包再去接车伴时，没空座啦）。三九寒天，上了车汗水淋漓——一场战斗啊。

一开始我让车伴坐座位，我在过道上窝着。后来她品过味来，让我坐座位。她把被子往地上一舖，娘俩象坐家的床上，倒也自在。

中途有下火车的，都得自己长精神，没有报站的，坐过站恼火、耽误事。知道挤到车门不容易，再说有没有列车员开门，还天晓得，干脆都是打开车窗往下跳。

车上没卖食品的，有站台上卖食品的车站也不多。事先准备不足的可惨了，挨饿的滋味不好受。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同座两个挨窗坐的中年人是南方人，工厂内迁到“三线”，也是第一次回家探亲。怪怪的，不通情达理。大家坐在一起一天一夜了，全没一点“友邻”感。有人要从这个窗下车坚决不行，任你怎么求，无动于衷。真自私。

火车到了咸阳站，车没停就从窗里看到站台上有卖食品的， 我做好下车去买的准备。刚才说的那两位，就是不让开窗，求是不行了，我历声喊 ：“开开！”他们乖乖地开了窗， 我跳下去，奔向食品车，想给大家多买点，还怕人家不准（那时吃粮要粮票，车站站台上不要粮票，每人只限一份——在车票上划记号）。下车不容易，来买食品的人不多， 我说明情况，一下卖 我40 个面包。我捧着面包回到我乘的车窗前，谁想两位大仙把窗关上了，我叫不给开——原来他们一直不开窗，是怕有人从这窗上车。我大喊：“开窗，我是给大家买的！”这一喊真管用，窗开了，我抱40 个面包， 要举过头不容易——怕掉地上。我的车伴拿出一个大包袱皮，半个身子伸出窗外从底下兜，总算一个没掉。

这时火车发车了，车体慢慢向前移动，我还在车下。急坏我了，两手抓紧窗沿，隨车向前跑，猛的一蹿，双脚离地。车速在变快，大伙好歹帮我爬进车廂。没出事、没掉车，心中这个气呀，都是两个南方人干的好事。平下心来才发现，刚才冒着风险买的面包，一个没给我留，全被饥胀漉漉的人群抢光了。好在车伴死捂住包袱皮，留下几个，分给我。我说面包的价钱，开始收钱。可钱是没法收齐，不知那位吃了昧心食。侧身一看，两个险些让我掉车的大仙一人拿着四个面包，我心想：还有脸吃呢。可也不好发作，做好事习惯了呀。

两位大仙只付了一半钱，我问为什么？他们指着面包说：“我以为这是两个呢。”原来面包是两个两个连在一起的。 我没没好气地说：“你见过那么便宜的面包吗？！”

总算平安到达北京，没负同志的信任，看到车伴被家人接走。

我还要转车去大连呢，还有什么花样在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