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孙守智
文革中乘火车是一件大难事:始发站乘车,也不对号,全凭挤,体大力大、横行霸道者吃香占便宜。我从甘肃省八盘峡回大连探亲,往返要四次(要在北京换车)为“抢座”拼命,要知站几千里地可不是闹着玩的,任你再好的体力,就是坐着,到下车时也体乏身软,象得过一场大病。
再说:不报站、没卖食品的、没有列车员(过不来呀,索性不出来)、没有水喝(那时可没有“纯净水”、“矿泉水”可携带呀,连买汽水都要用空瓶换——不发展新喝户——我的戏称)。过道上坐满了人,要去厕所,也是难上加难,过道没下脚之地;厕所里也站了几位后上车的倒霉蛋。上来早的、有头脑的不抢座,抢先钻到别人座位下,躺着睡,闻点臭脚、臭屁味也值——这是最高级的享受。
我这次回家还有一个“任务”——我的一个同志的妻子,带一个半岁孩子回北京,托我一路照料,可给我添大麻烦了。我和车伴(暂且这样称呼吧)都带两三个旅行包,难为她还要抱孩子,帮她背包是我义不容辞的。在兰州上车时,不挤吧,没有座位,再说还有个孩子;自己挤吧,又怕她们娘俩挤不上来车。两头都得顾到。上了车只“抢”到一个座位(我上了车时,空位还有好多,可我从来不好意思“占座”,放下包再去接车伴时,没空座啦)。三九寒天,上了车汗水淋漓——一场战斗啊。
一开始我让车伴坐座位,我在过道上窝着。后来她品过味来,让我坐座位。她把被子往地上一舖,娘俩象坐家的床上,倒也自在。
中途有下火车的,都得自己长精神,没有报站的,坐过站恼火、耽误事。知道挤到车门不容易,再说有没有列车员开门,还天晓得,干脆都是打开车窗往下跳。
车上没卖食品的,有站台上卖食品的车站也不多。事先准备不足的可惨了,挨饿的滋味不好受。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同座两个挨窗坐的中年人是南方人,工厂内迁到“三线”,也是第一次回家探亲。怪怪的,不通情达理。大家坐在一起一天一夜了,全没一点“友邻”感。有人要从这个窗下车坚决不行,任你怎么求,无动于衷。真自私。
火车到了咸阳站,车没停就从窗里看到站台上有卖食品的, 我做好下车去买的准备。刚才说的那两位,就是不让开窗,求是不行了,我历声喊 :“开开!”他们乖乖地开了窗, 我跳下去,奔向食品车,想给大家多买点,还怕人家不准(那时吃粮要粮票,车站站台上不要粮票,每人只限一份——在车票上划记号)。下车不容易,来买食品的人不多, 我说明情况,一下卖 我40 个面包。我捧着面包回到我乘的车窗前,谁想两位大仙把窗关上了,我叫不给开——原来他们一直不开窗,是怕有人从这窗上车。我大喊:“开窗,我是给大家买的!”这一喊真管用,窗开了,我抱40 个面包, 要举过头不容易——怕掉地上。我的车伴拿出一个大包袱皮,半个身子伸出窗外从底下兜,总算一个没掉。
这时火车发车了,车体慢慢向前移动,我还在车下。急坏我了,两手抓紧窗沿,隨车向前跑,猛的一蹿,双脚离地。车速在变快,大伙好歹帮我爬进车廂。没出事、没掉车,心中这个气呀,都是两个南方人干的好事。平下心来才发现,刚才冒着风险买的面包,一个没给我留,全被饥胀漉漉的人群抢光了。好在车伴死捂住包袱皮,留下几个,分给我。我说面包的价钱,开始收钱。可钱是没法收齐,不知那位吃了昧心食。侧身一看,两个险些让我掉车的大仙一人拿着四个面包,我心想:还有脸吃呢。可也不好发作,做好事习惯了呀。
两位大仙只付了一半钱,我问为什么?他们指着面包说:“我以为这是两个呢。”原来面包是两个两个连在一起的。 我没没好气地说:“你见过那么便宜的面包吗?!”
总算平安到达北京,没负同志的信任,看到车伴被家人接走。
我还要转车去大连呢,还有什么花样在等着我?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