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赞美苦难,认为苦难能磨炼一个人的意志,从而使一个人变得坚强和伟大。过去有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因而,现在的“成功人士”都喜欢把自己的过去说得一无所有,几乎每一个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告贷无门,最后忍辱负重,不惜腆颜事敌,终获成功。流风所及,甚至一篇普通的中学生作文也总是喜欢讴歌母亲的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终将自己拉扯成人。但母亲的苦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谁应该对这种苦难负责?做子女的在改善母亲的境遇方面做了什么?除非你打算继续让母亲享受苦难,否则,这些现实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但在这些作品里,现实的苦难远远没有浪漫的抒情重要,不但不重要,好像还应该感谢似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苦难,母亲就没有发挥“忍耐”功夫的舞台。
其实,苦难并不总是导致伟大。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它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扼杀了天才的创造力。中国人在讲到苦难时,喜欢引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 兵法》修 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 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但几乎所有的引用者都忽略了前面的几句话:“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谁也不能说,文王不拘就演不出《周易》;仲尼不厄就写不出《春秋》;屈原留在宫中,就不赋《离骚》;左丘眼明,就不会写《国语》;孙子脚好,就不修兵法;不韦仍然是宰相,就不编《吕览》;韩非不囚,就没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圣贤高兴的时候就一定写不成?因而,这是把特殊的历史情境当成了普遍的创造规律。
这牵扯到中国人如何对待苦难的问题。苦难在一定的意义上,提升了人的精神品质,增强了人自我实现的能力,使得一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生命的庸碌,甚至在有限的范围内,我也愿意承认这种苦难美学对人的安慰作用。但不是所有的苦难都能转化为创造的动力,苦难转化为创造的动力是有条件的。这首要的条件就是苦难的承担者必须具有非凡的毅力,超人的心智,以及对自己牺牲较低价值换取更高价值的坚定不移。当然,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一些人为了取得更高的成就,总是得牺牲在他们看来价值较小的目标,但对处于历史关头的承当者来说,这种选择有时会变得异常残酷。在荣誉、金钱和地位的诱惑面前,在只有按照既定的方式生活才能获得尊严的社会里,要让所有的人都顶住贫困、疾病以及各种世俗专断势力的压迫从事他所心仪的事业,未免是奢望;在离婚、抄家、监禁、杀戮、秘密处决、甚至灭门九族的威慑面前,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扼住命运的咽喉向撒旦宣战,而大多数人则选择了投降。在他们看来,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要牺牲世界上那么多的好东西来保全它,就未必值得。这就是历史上被处宫刑的人多矣,而司马迁只有一个的原因。
其次,在生命保全的前提下,牺牲者必须要能得到最低限度的“自由”或者叫“牺牲的自由”。“文王拘而演《周易》”当然是历史佳话,但我想,商纣王的监狱里一定没有牢头狱霸,否则,保命尚且不暇,哪里顾得上推演八卦?进而说明大殷帝国,尤其是羑里监狱当局的管教干部具备起码的人文素质,否则,怎么能允许一个朝廷要犯在监狱里搞科学研究?孔子一生颠沛流离,晚岁退而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但春秋诸国都没有惨无人道的户籍制度,否则,孔子就有可能被当作“三无人员”收容劳教;孟姜女不满秦帝暴政,千里寻夫,哭倒长城八百里,成为中国最早的抗暴英雄,但如果孟姜女还没有哭就被割断喉管,她怎么能成为万马齐喑时代的首席女高音?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挂冠归乡,写下一系列脍炙人口的隐逸诗篇,但本人自述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如果土地收归国有,房屋又面临强制拆迁,恐怕他老人家也难吟唱“归去来兮”;方孝孺恪守儒家经典教义,拒不草诏,被灭门十族,磔裂于市,但如果朱棣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他就没有办法以死来成就他的节烈美名……
实践当然是检验真理的一个标准,但由于历史经验的不可重复性,谁也不能保证没有检验过的就一定不是真理。特殊的历史情境制造了一些特殊的“苦难英雄”,但不能把一切苦难都“泛道德化”,认为苦难是好的,而且越苦越好。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