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的三种结局

　　张结海

　　抄袭者命运的改变，更深层的原因是折射了一个创造力匮乏的民族的尴尬。当自己无法原创的时候，抄袭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

　　最近一段时间，我老在想一件事：北京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王铭铭先生此时一定郁闷不已吧？他因为其专著《想象的异邦》中有10万字涉嫌剽窃，于2002年受到北大停止招收博士生、免除学术职务的处分。可是，他万万想不到，才短短的几年，抄袭者的命运在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分析了近年来几个抄袭事件的经典案例，总结出了抄袭在中国的三种结局：

　　结局一：升了。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圈里圈外》，法院也判了，他钱也赔了。铁板钉钉的抄袭，对郭敬明不但没有任何影响，反倒被长江文艺出版社聘为《最小说》的主编。

　　结局二：狂了。花儿乐队刚被发现抄袭的时候，还心虚地说是歌听多了，不自觉地受到感染，感谢刘欢云云。到底是年轻人，嗅觉敏锐，后来就公然宣称要把抄袭进行到底了。

　　结局三：花了。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前院长陈进先生通过造假的“汉芯”，骗得了过亿的研究经费，据说这些钱部分进了他自己的腰包，部分大家一块花了。这样一起震惊中外的抄袭事件，最终的结局经《中国青年报》向国家有关部委证实，没有相关责任人受到任何法律上的追究。

　　抄袭者命运的上述变化第一个推手就是媒体。据说，传媒界有一个所谓的“两体（裸体加尸体）”、“两闻（绯闻加丑闻）”、“一原则（sensational，有人天才地将sensational翻译成‘煽色性’）”的公开秘密。抄袭，作为一种丑闻，一旦发生，有些媒体就像苍蝇发现大便一样猛扑上去。有了媒体这种注意力的撑腰，抄袭者个个都敢环顾左右而言他。不知各位读者注意到没有，上述各位主角，在东窗事发之后，都说过一句极其相似的话，“总有一天我要把真相告诉大家”。

　　第二个推手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整体生态。英国《金融时报》曾经以“中国人的‘不相信’原则”为题描述了一个典型中国妻子的一天是如何与假冒伪劣产品作斗争的，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以在中国，妻子做得久了，她的全部智慧必将凝聚成为一句话，那就是：不相信！”既然作假都已经渗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为什么要单单为难上述几位呢？

　　抄袭者命运的改变，更深层的原因是折射了一个创造力匮乏的民族的尴尬。当自己无法原创的时候，抄袭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一个有趣的佐证是，每次抄袭事件发生，就一定有人要问，什么叫抄袭。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中国，有时候鉴定抄袭真的很难。

　　每年年初，总有一些预言家和“乌鸦嘴”要发表一些有关未来的高见，基于上述分析，我也来凑个热闹：在中国，抄袭已经变成了一种美德，从今以后，抄袭者的命运只会比上述三种结局更好，而不是更糟。

　　我在这里也正告那些以揭露别人抄袭为乐的人，请你们认清时代的趋势，如果你们继续逆潮流而动，一意孤行，必将成为螳螂挡“抄”的跳梁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