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克拉索夫说：“对于祖国来说，再也没有比对一切都满意的爱国者更可怕的敌人了！”
我说：“对于今天的某些领导来说，再也没有比对一切问题都不满意、不放过的记者更可怕、更可恨的敌人了。”
狄更斯说：“机会不会上门来找人，只有人去找机会。”
我说：“所以，那么多的人才那么热衷地跑官要官买官，人家也不过是上门去寻找发展机会嘛！”
高尔基说：“把语言化为行动，比把行动化为语言困难的多。”
我说：“迂腐！在我们很多领导看来，语言也是一种积极的行动。发文就是重视，开会就是落实，语言和行动没有界限。领导的语言比群众的行动更重要！”
韩愈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我说：“这是哪年的老黄历？如今不灵了！相反，如果你能与领导一道嬉戏游乐，你的大好前程就不再是梦；如果你能紧跟领导亦步亦趋，进步只是迟早的事。”
爱因斯坦说：“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说空话”
我说：“这样固然能成功，但太辛苦，没意思。现代人的成功公式是：成功=可靠的关系+巧妙的炒作+擅说空话假话。”
牛顿说:“如果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我说：“如果说我升得快，那是因为我选准了权势显赫的靠山。”
海伦·凯勒说：“把活着的每一天，都看作生命的最后一天。”
我说：“把眼下的每一天，都看作掌权的最后一天，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过了这村就没有那店。”
托尔斯泰说：“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哥德说：“你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
我说：“我喜爱自己的价值，所以我得拼命地掠夺别人的价值。”
罗素说：“蠢话就算有五千万人说，仍然是蠢话。”
我说：“哪里用得着五千万人来说？只要上级领导一个人说了，它就不是蠢话，而是重要指示。”
卡莱尔说：“我不相信个别人的愚昧加起来会成为集体的智慧。”
我说：“经验告诉我，如果这个别人是领导，他的愚昧很可能成为集体的智慧。”
萧伯纳说：“把事情复杂化很简单，把事情简单化才复杂。”
我说：“有些简单的事情之所以被弄得很复杂，是因为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能够显示学问，有时也会带来某些现实的利益。”
孟贝克说：“连办公室的盆栽都会让它枯死的医生，绝对不要让他看病。”
我说：“连领导的父亲的生日都不记得的秘书，绝对不能让他得到提升。”
葛布瑞斯说：“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做的话，开会是不可或缺的。”
我说：“开会也是革命，开会也是生产力，不可歧视开会。”
柏顿说：“‘仔细考虑’是抵拒改变最有名的托辞。”
我说：“‘研究研究’是推诿拖延或索取贿赂最常用的前奏。”
柏特勒说：“专家的功能不在于比别人更对，而在于比别人错得更有理由。”
我说：“领导的权威不在于他自己不犯错误，而在于它拥有专门裁决别人对错的决定。”
莎士比亚说：“宫廷里的朋友胜过口袋里的金钱。”
卡缪说：“奴隶主所愿意赏给奴隶的唯一财产便是：‘未来’。”
我说：“上级控制下级最有效的招数就是：升迁或者免职。”
乔伊·亚当斯说：“这年头最受欢迎的省力装置仍然是个有钱的丈夫。”
葛林伯说：“不要问理发师你需要不需要理发。”
我说：“正如去问领导，汇报材料里该不该掺假一样。”
赫胥黎说：“人不能从历史得到什么教训，乃是历史所能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
我说：“人只能从现实中得到教训，乃是现实所能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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