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使用这个假设的例子，并没有更多地展开讨论，因此，我比较有兴趣在这个例子的基础上，深入讨论一下：比尔-盖茨的出现，对于美国社会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对于比尔-盖茨的崇拜以及所产生的一系列经济发展观点，对于当今美国究竟造成了什么影响。比方说，比尔-盖茨走进酒吧，导致这家酒吧内人均收入的暴涨，算不算是泡沫？
2008年初，微软的总市值达到3100多亿美元，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之一。与此同时，当时美国三家汽车业巨头的总市值相加，大约10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微软一家企业的总市值，当时就超过美国三大汽车企业总市值的三倍左右。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三家汽车巨头的总市值最低下降到100亿美元左右，我没有去查最近微软市值缩水多少，再缩水，超过三家企业巨头10倍估计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比较说明微软很有钱，一家企业比三家汽车巨头的钱相加还要多得多。那么，微软对于社会的贡献呢？全面评价一个企业对于社会的贡献比较复杂，我们只能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比方说拿就业人数做个比较。微软目前总的员工数量不到10万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美国人，是微软在海外机构雇佣的外国人。而美国三家汽车企业雇佣的美国人约24万。按高峰时的情况粗略比较一下，大致的情况是：微软拥有的社会财富比汽车三巨头多三倍，雇佣的美国人只是汽车三巨头的三分之一（扣除微软雇佣的海外员工）。换句话说，微软在解决美国人就业方面，社会贡献只相当于汽车三巨头的九分之一。这个计算很不精确，只是一个大概。
除了直接雇佣员工的数量，还有间接影响也不容忽视。美国汽车三巨头所涉及到相关的从业人员达到400万左右，也就是说，汽车带动相关企业就业的放大系数约20倍，而且，美国三大汽车巨头还包含了100万左右的退休员工和家属。对于微软来说，相关产业就业的放大系数，远远达不到20倍，微软退休员工的数量与三大汽车企业也无法相比。再加上金融危机以后，企业总市值的变化，我们可以说，微软至少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对于社会的贡献，与三大汽车企业相比要低得多。虽然比尔-盖茨成为全球最大的慈善家，但是，他的慈善事业对于解决美国人就业问题，对于减少贫富差距的作用也很有限。
由此，我们就可以提出更加深入一点问题：微软诞生了一个世界首富，这样的结果，对于美国社会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换一个角度看，如果美国汽车三巨头的总市值扩大到3000亿美元的水平，能够带动的社会就业是否也将扩大三倍以上？那么，微软的出现，除了造成财富的高度集中，加剧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外，还有其他的影响吗？
微软是美国“新经济”的成功代表，它的出现，导致了一个比较深层的问题：经济学家对于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对于美国社会的生产效率或生产力水平，产生了过于放大的误判。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为代表，他们认为，“新经济”将极大地提高美国人均创造财富的效率，非常流行的“朝阳”、“夕阳”之分，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这种误判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对于“新经济”类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效率，也产生了与之对应的放大。传统经济所建立的一系列与股票市场有关的规则和标准，在“新经济”面前开始失效，以至于要专门建立一个“纳斯达克”板块，与传统经济分庭抗礼。
确实，如果美国所有的企业都能像微软一样形成如此高效的人均财富创造能力，生产力和生产效率都有如此大规模的提高，纳斯达克所表现出来的股价急速上涨，也许真的是有道理、是有现实依据的。至少我相信，当初格林斯潘就是这么认为的。这可能也是格林斯潘当初面对股市泡沫开始出现而从容不迫的原因。虽然事后有人将美国的经济泡沫归结于格林斯潘的失误，但是我认为，当初格林斯潘确实是相信“新经济”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如果格林斯潘的这种判断是真实的，按照传统经济观念分析得出的“泡沫”观，在“新经济”那里就是落后的，因此，对“新经济”的预期而产生的股价上升，就不属于“泡沫”。然而，事实是，“新经济”确实产生了巨大的泡沫。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我认为，“新经济”确实可以提高效率，可以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但是，它的作用不该被过分夸大。首先，“新经济”提高效率所创造的财富大多不是真实财富，而是财富转移，它只能借助传统经济间接地创造真实财富；其次，“新经济”在规模相对较小的时候，确实可以减少成本，但是，一旦扩大到某一个规模水平，它的成本也随之以倍数扩大，其效率也就降低了，不如想像得那么高；第三，由于“新经济”不能直接创造真实财富，因此，一个社会的真实财富，不可能完全靠“新经济”实现，它必须实现“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平衡。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社会在“新经济”出现的转型时期，因错误判断而没有实现合理的调整。
所以，美国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在“新经济”的形势下，与格林斯潘一样，产生了浪漫的幻觉，以为美国全社会都可以像微软或硅谷那样，以较少的人力和资源创造更多的财富，以为这种模式可以在全美国实现。因此，他们轻视了汽车等实体经济“落后”的财富创造能力，没有将“新经济”与创造真实财富的传统实体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对于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也被放大，个别专家的误判被放大，造成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跟风，放大的倍数就不可忽视，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新经济”泡沫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对“新经济”理论上的放大，不能说是故意的，而应该说是在历史局限下的错觉，而且这种错觉一直延续到现在。回想半个多世纪以前，美国最有实力的企业往往是石油大王、铁路大王、汽车大王、化工大王等等实体经济的巨头。而如今，大都是微软、巴菲特、沃尔玛等巨头，这些在“新经济”之后形成的企业巨头，大都离实体经济距离较远，产生泡沫的可能性也就大大提高。从这个角度说，比尔-盖茨成为榜样，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下一个比尔-盖茨，这种普遍预期是造成美国经济泡的原因之一。从根本上说，这是对“新经济”能力过于放大的理论误判造成的。回到本文开头的例子，大致可以这么比拟：人们以为，比尔-盖茨进入酒吧就不会走了，而且，酒吧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在不久之后成为新的比尔-盖茨，这个酒吧顿时在幻觉中成为了富人俱乐部。
微软成功的负面影响
微软公司是美国近几十年里商业成功的旗帜，人类历史上似乎也没有出现过像微软一样成功的企业。不管从微软创始人的个人经历，还是从企业成长的角度，人们毫不吝啬地使用“完美”这个词来形容它。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形成的科技股狂潮中，“寻找下一个微软”几乎成为每个人的梦想。当时有人说：一生中能暴富的机会也就两三次，错过了微软，再也不能错过下一个。微软令人无比惊艳的成功，在股票市场形成了一个具有摩法的咒语：对于微软的股票，你唯一可能犯的错误，就是把它卖掉。
那么，微软公司的成功有没有负面作用？它对于后来美国科技股泡沫的形成和破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微软对其他“新经济”类企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我认为，微软的成功，其负面影响不仅存在，而且相当大，这一负面影响导致了纳斯达克科技股的巨大泡沫。微软的负面影响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微软的成功放大了所有美国人对于一个企业和个人成功的预期。微软1986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当时资产只有200万美元，不到十年，1995年，比尔盖茨的个人财富达到129亿美元，第一次成为世界首富，此后连续十几年蝉联世界首富的位置。1999年，微软公司的市值达到5300亿美元，约占当时美国GDP总量的6%。但是，当时几乎很少有人想一想，微软的成功究竟是特例，还是“新经济”的普遍现象？反而，无数的人，包括格林斯潘都相信，凡是“新经济”类企业，都可以达到微软的成就。
这个被放大的预期导致“新经济”企业的经营者、投资者都失去了正常的理智。曾经风光一时的思科公司以超常速度追赶着微软，无数人都相信，思科公司将成为下一个微软。2000年初，当思科公司的市值快速达到5000亿美元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热烈地讨论，思科公司何时能够成为历史上第一家市值过1万亿美元的公司。要知道，当时美国全国的GDP只有9万亿美元，全世界的GDP只有30万亿美元。一家异军突起的企业，居然要占世界GDP总量的3%，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正是由于微软的榜样，成为当时美国人的严肃话题。事实上，当时思科公司的财务报表显示，它的年收入约120亿美元。事后证实，这个收入被高估了40多倍。即便没有被高估，如今回想起来，依然令人奇怪：这样的数据人们怎么会相信？
我在《比尔盖茨进酒吧》一文中曾经指出，微软的成功使得当时的人们对于生产力、生产效率、个人创造财富能力的判断都产生了过度放大。因此，思科公司被高估几十倍的收入，以及对其增长的极大期望，既有会计统计方面针对“新经济”高科技企业的调整（后来，这些“调整”被称为做假账），也有这种预期心理的幻想式放大。因为，类似思科公司这样被高估放大，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那个年代科技股公司的普遍现象。这一普遍现象导致的科技股泡沫，不能不说与微软这个榜样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微软公司不分红利。当然，股份公司不给股东分红利，并不是微软的首创。早在17世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就连续10年没有给股东发红利。这一举动的目的是，将产生的利润尽量全部投入到再生产中，尽快地扩大规模。微软公司不发红利的举动让人们看到并且相信，真正的财富靠的是股票价格的上涨，而不是红利。（直到2003年，科技股泡沫彻底破灭后，微软公司不发红利的政策才有所改变。）
发不发红利，对于一个公司的影响是很显然的。由于要发红利，公司就必须有大量的现金；要有现金，公司就必须实现真正的收入，而不能只是账面收入。如果不发红利，账面收入就很容易产生水分。当正常的红利不能到达股东手中，或者红利的数量发生不合理的变化，股东立即就能意识到公司的经营有问题。而不发红利，只要股价一直上涨，一般都不愿卖出，公司经营的真实状况就容易被掩盖。因此，按时发放的红利也被人称为公司经营的“测谎仪”。虽然公司的经营者也可能借钱来发红利，但是，借钱发红利毕竟不能持久，不可能长期掩盖经营真相。然而，微软因赢利预期的不合理放大，导致股票价格飞涨，使得股票红利显得微不足道。从此以后，很少上市公司的股东再关注红利，股票收益渐渐与真实利润相脱离，而且越来越远，必然产生泡沫不算，还让股市日益变成赌场。这种状况在中国的股市也大量出现。中国的上市公司给股东发红利也很少，股民也不在乎，大家都把获益盯在股票价格上。冷静一点考虑，股票价格不会永远都涨，但是，即便在股票价格不涨的情况下，红利本来也可以成为股东的稳定收入。现在，由于微软的榜样，导致后来世界各地的上市公司都轻视红利，股票这一获得稳定收入的功能，被彻底忽视了，股市只能走向赌场。
第三，微软大量发行股票期权。股票期权也不是微软的首创，它最初出现的目的是对管理人员的激励，应该说，它还是能够实现这一目的的。但是，微软以股票价格为主要收入的模式，导致股票期权越发越多，原先的激励作用，彻底变成暴富的手段，比方说，微软曾经在一年内，给员工发放了价值33亿美元的股票期权。这种方式也成为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技类公司的普遍方式。如果仅仅从员工收益的角度，很多人都会赞成发股票期权，然而，大量的股票期权会产生长远的危害，这是拿到钱的人很少关注的。
股票期权的第一个危害是，它隐藏了公司的人员成本，从而会虚增公司的利润。在股票期权只作为激励的年代，一般期权只在几千、几万股的规模。而在科技公司风起云涌的年代，各类科技公司发行的股票期权，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几千万股，屡见不鲜。相关统计指出，在科技股泡沫年代，股票期权导致的利润放大，至少为10%；最严重的，扣除股票期权的收入，一个账面盈利的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巨额亏损的企业。然而，只要有盈利的存在，不管是真是假，不管水分有多少，就可以拉动股价，然后将期权变现，就实现了套利。因此，巨额的股票期权其实是一种合法的会计欺诈。
股票期权的第二个危害是造成巨大的贫富差别。虽然公司普通员工，甚至打扫卫生的钟点工也能拿到期权，但是，对于公司基层员工，期权很少，一般只具有原始的激励作用。而公司高层的期权，由于CEO们自己决定，往往与员工的期权相差巨大。例如，甲骨文公司的CEO就给自己一个人发了4000万股的期权。期权要成为现金，股价必须上涨，股价要上涨，就要有大量外部资金持续跟进。从公司CEO到基层员工期权分布的金字塔结构，差不多就是一个庞氏骗局加传销的分层结构，收入差别呈几何级数的递增。没有股票价格的上涨，所有员工的期权都作废；只要股票价格上涨，所有员工都不同程度地分享了庞氏骗局的收益。
期权的第三个危害是伤害企业的元气。对于公司CEO来说，股价上涨兑现期权是获暴利的手段，但是，股价下跌，期权不要求CEO赔钱，因此，CEO在期权上只有好处而没有任何风险，只有权利而没有任何义务。这将导致CEO在经营上喜欢冒险，对企业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只注重短期效应的现象屡见不鲜。同时，CEO的经营管理已不需要注重企业的真实效益，只需要全神贯注于股票价格。
期权的第四个危害是容易导致欺诈。由于没有红利，股价涨跌成为最重要的收入，为了造成股价的上涨，CEO等少数管理层在账目上弄虚作假成为普遍现象。而且，只要股价一直上涨，这种弄虚作假不容易被发现。美国在科技股泡沫破灭后，暴露出一批严重弄虚作假的上市公司，各个都是发行大量期权的公司。
因此，微软的成功造成的三个影响，一是赢利预期普遍放大，二是不发红利，三是大量发行股票期权，是导致科技股泡沫的重要原因。这三个影响，虽然后两个不是由微软首创，但是，由于微软的成功榜样，使得这些做法成为科技股企业的常规做法。尽管微软自己在这方面没有走的太远，也没有产生明显的对自身的危害，然而，追赶微软的巨大冲动，成为下一个微软的强烈渴望，使得后继者在套用微软模式的时候，将微软的成功方式发展到极端，最终导致了泡沫的产生和破灭。这个幻灭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任何事物都不应走向极端，同时也让我们对于股票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产生必要的反思。
细细追究起来，中国股市的很多行为、制度、操作手段，都源自于美国，或直接来自于微软公司，因此，当中国股市也在吹泡泡的过程中起起伏伏的时候，了解美国股市的破灭原因，对于我们是非常有益的。还是那句话，中国不该盲目学美国。对于股市来说，只有当股票的价值与企业的真实利润紧密结合的时候，股票才是有益的。一旦脱离了企业的真实利润，股票就是赌博，或者是一个合法的庞氏骗局，一定会产生泡沫，而且一定会破灭。要让股票发挥真正有益的作用，需要人们正确地理解股票，还需要对现行股票制度进行认真地反思。近日，国内股市开始上升了，喜气洋洋的气氛也逐渐蠢蠢欲动，我希望大家能记住以往的股市教训，不要把浴缸里的泡泡浴当成最开心的事情。祝股民们好运。
来源：刘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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