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7年进入中科院，曾茂朝是计算机领域领军人物。
1959年中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104诞生，25岁的曾茂朝改进了磁芯储存系统，这台计算机每秒技术3000次，比原来快了100倍。104计算机在研发“两弹一星”中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管晶体管计算机，第一台大型通用晶体管计算机，第一台大型通用集成电路计算机，以及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几十年成功研制的各种型号计算机，都是在曾茂朝主持下完成。
7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使得高度依赖苏联的科研项目突然“熔断”，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进入至暗时期。
1982年，中国改革号角已经吹响，财政科学院进行干部制度改革，实行所长负责制，党委只起监管作用。1983年中科院任命曾茂朝为计算所所长，党组书记领导和主持全所工作。
这一年还有两位中科院的大神登场。
周光召当上中科院副院长，和计算机技术专家倪光南放弃国外高薪，用两年的收入购买仪器设备毅然回国。
倪光南回国马上投入到电脑汉字输入的研发工作。而此前该项目的负责人竺迺刚，在1979年受邀去了美国做访问学者，倪光南去加拿大的时间是1981年。不同之处是两年期满后，竺迺刚继续留在国外享受优厚待遇，而倪光南选择回来为国效力。
倪光南的回来让停滞四年汉字输入的研发得以继续。
这时候负责汉字输入应用研发是计算所成立的信通公司，曾茂朝任公司法人和总经理。
研究所创立公司是周光召根基当时科学院的情况，鼓励科研人员走出去的号召下成立的。
1984年当时中国最先进，型号为757#的大型计算机刚投入使用，主要靠国防项目和财政拨款维持的计算所迎来重大转折，计算机应用由国防改为民用领域，原来的铁饭碗被打破了，全所1500人的吃饭是摆在眼前首要问题。
计算所是科学院的大所，一千名大科研人员里30%是专家型人才，没有资金和研发项目让大部分人面临下岗的压力。
倪光南主持的汉字输入研发项目，也因为经费问题跟中航深圳公司合作获得十万元的研发经费，另个一个主要原因是中航深圳公司有专门的销售团队，这是与中航深圳公司合作最初原因。因为中科院是科研单位，有技术但是缺乏销售经验和人才。
1984年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时，倪光南团队研发的汉卡已经取得成功，第二年（1985年）首批汉卡投产，总数量是100块，每块成本1000元，销售定价每块4000元。
然而中航深圳公司的销售团队迟迟都打不开销路，这样的结果就像科学院众多的考验成果一样，很多科研项目完成并取得奖状后，这些成果几乎都变成供人参观的展示品，或者是仓库中布满灰尘的纪念品。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科研项目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获奖，科研成果转化只占极少部分，而科研人员不受重视，科技工作者被称为不会下蛋的公鸡也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当时新技术发展公司总经理王树和亲自找到倪光南，邀请倪光南加入联想，由于汉卡是信通公司与中航深圳公司共同合作研发的产品，经过协商，联想支付给中航深圳公司7万元作为两家公司分手费，1985年5月，倪光南正式加入联想。
三个月后，首批生产的100块汉卡售罄，联想团队卖出94块，有专业销售团队的中航深圳公司总共卖出6块汉卡。
从70年代末，竺迺刚发表的论文提到联想人机对话系统，到1979年联想式汉字处理系统在中科院获得“科研二等奖”，联想汉卡经过了六年才正式面世。
而联想这个名字做早提出了的人是竺迺刚，倪光南则是将这个设想变成现实最重要的人。
曾茂朝当上计算所所长后，身份由一名科学家变成一家专业的管理者，由于身份的变化所考虑的问题也有所不同，解决全所一千多人的吃饭问题才是领导者最关心的问题。
在倪光南与柳传志发生路线之争的时候，曾茂朝站在柳传志的一方，作为科学家反对倪光南走科技为主导的联想发展路线，从历史角度看，这是改革初期正确的选择。
曾茂朝的工作生涯，前期为中国计算机技术和后期带来联想取得的成就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作为一名潮汕人，为人低调和做事谨小慎微是最好的诠释。
爱国是倪光南院士身上从不消退的光芒，联想汉卡是最耀眼的明珠。在科研成果上，起起落落是最真实的写照。
作为一名理想的追求者，为国家在半导体和软件的自主开发奔走不息，失败是科学探索途中的必经之路，因为只有做实事的人才会与失败交集。
那些只知道口头说，什么也不做的人，才不会失败，也不会犯任何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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