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写了《淮海战役，毛主席数次“微操”，让陷入困境的粟裕犹如拨云见日》一文，讲的是在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即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过程中，毛主席和粟裕之间的配合天衣无缝——每当粟裕的思路陷入困境，毛主席都会适时发来电报，给予充分的指导，指点迷津。往往这时，粟裕就如同拨云见日，豁然开朗。
但是，毛主席毕竟远在西柏坡，他对战局的了解和把握，也主要来自于前线指战员的汇报，一旦他得到的战报有误，那么，他所提供的“锦囊妙计”，或者战斗指令，也会出错。
今天就来讲一讲毛主席在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因为邓小平对战局的误判，从而发出了错误指令的经过。
老覃在前些天写的《陈士榘在淮海战役中两次向邓小平要权，邓小平迫于形势，只能依从》一文中讲到：华野在1948年11月23日一举全歼了黄百韬兵团后，刘伯承和邓小平考虑到华野的“刀锋似已略形钝挫”，急需休整，就主动提出了由中野围歼黄维的十二兵团。
11月25日晚，中原野战军全体抵达预定位置，将黄维的十二兵团团团包围在双堆集一带。
黄维认为自己所指挥的是国军在中原最强大的兵团之一，在一开始，并不感到十分惊慌，从容地让十二兵团的4个军在双堆集摆开了防守阵势，准备坚守中心阵地，然后再向四周扩大战果，打一个“中心开花”战术。
但是，国军参谋总长顾祝同深知解放军的厉害，于11月26日发出命令，要黄维趁着中原野战军立足未稳之机，抓紧向东南方向突围，争取与李延年的部队汇合。
对于顾祝同这道命令，黄维感到有点伤脑筋。
要知道，突围的话，就必须要有部队充当箭头在前面开路。在国民党军中，通常是不会有人愿意担当这一重任的。
黄维想了又想，拿出了一个平均分配任务的方案，即十二兵团的4个军中，每个军必须推出一个师，让这4个师齐头并进，一起突围。
让他没想到的是，85军110师师长的廖运周竟然主动提出由他的110师充当箭头在前面开路。
廖运周还非常顾全大局地说：“4个师齐头并进，是一种平推，侧翼没有保障，我110师先走，另外两个师在后面展开，再留1个师在后面当预备队随时补上，这样才比较稳妥。”
老覃在《陈士榘在淮海战役中两次向邓小平要权，邓小平迫于形势，只能依从》一文中说了，第十二兵团下辖的4个军中，只有85军是汤恩伯的起家部队，其他的3个军都是土木系的。一直以来，黄维都担心85军缺乏合作精神。
廖运周主动请缨充当前锋，他瞬间被感动到了，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廖运周的方案。
从黄埔毕业的廖运周，其实是我党一位坚定的地下党员，他从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起，到淮海战役这一年，已经在国民党内部整整潜伏了20年。
11月27日，廖运周率领110师冲锋在前，从中野让出的“安全通道”顺利冲出，然后宣布起义。
廖运周的起义彻底破坏了黄维唯一一次有希望成功的突围行动，反转了突围战的局势，双堆集成为了十二兵团的覆灭之地。
原本，在11月24日，十二兵团的先头部队18军、10军已经抵达浍河北岸。但因为中野在当晚的出击及正面顽强抵抗，黄维又将浍河以北主力全部收回到南岸。
邓小平即于当晚9时致电“军委、粟陈张”，称：“黄维全线动摇”，“估计三天内可能解决战斗。”
老覃在《陈士榘在淮海战役中两次向邓小平要权，邓小平迫于形势，只能依从》一文中也说了，中野经历了大别山苦战后，战斗力还远没有完全恢复，在人数不具备优势，在武器装备与黄维兵团差别巨大。邓小平自己也认为以中野的力量去围歼黄维兵团，那是“瘦狗屙硬屎”。
但是，仅仅在一日过后，邓小平就作出了“估计三天内可能解决战斗”的乐观结论，毛主席感到难以置信，没有做任何表态，持观望状态。
11月25日11时，邓小平再传来捷报，称“昨夜我一、二、三、六纵由西向东出击……敌人后方非常紊乱”，至于华野方面接下来的任务，“或参加打黄维，或消灭李延年西援之敌，视情况决定”。
11月26日5时，邓小平又称：“迄本晨止，黄维兵团完全被我合围……我们己令各纵逐步紧缩，达成全歼此敌。”
这几乎是一气呵成的三封捷报，毛主席的疑云终于一扫而空。
毛主席于11月26日20时致电“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谭王”，连称：“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
对于华野的工作安排，他的意见是“迅速进入战场，准备参加最后战斗，保证歼黄维的足够兵力”。
他还提到了消灭了黄维兵团后的下一步战斗部署：“休息数日之后，请由华野各部中抽出两个纵队渡淮南进，切断宁蚌联系，孤立蚌埠。”
邓小平的捷报依然不断，他在11月26日22时报“军委、粟陈张”：“已将黄维兵团抓缩在东西不到二十里，全歼该敌，……已大致肯定。”
11月27日，廖运周的起义更让邓小平信心大增，他在当日下午17时电告“军委，粟陈张，邓李”，称：“全（部）战斗至迟明日可以解决。”
邓小平还在电报中给华野和中野分配了接下来的工作：华野包歼李延年、刘汝明；中野处理战后事宜。
粟裕并不认为中野在“三天内可能解决战斗”，而当中野和黄维兵团陷入苦战，他在紧张地思考着一个问题：一旦中野歼灭黄维兵团的时间拖长，徐州的杜聿明集团很可能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撤往淮南。
邓小平要求华野接下来的任务是包歼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粟裕认为这并非当务之急。
粟裕认为的当务之急是要追击、围歼杜聿明集团。
杜聿明集团包括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大兵团，总兵力接近30万人，如果不提前在杜聿明逃跑的路上做好充分准备，想要在追击中完成对30万野战部队的合围，根本是痴人说梦。
但是，杜聿明如果要逃跑的话，他会走哪个方向？
华东野战军的总兵力是40万，其中的7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已经加入了围攻黄维的战场，又要留下一部分兵力对付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所以，华野无法分兵守住所有的道路。
那么，指战员就必须要拥有百分之百的判断力。
粟裕通过分析，认为杜聿明集团可能的逃跑的方向有三个：1、向东直趋连云港，从海路乘船逃跑。但是，30万大军海运，船只是个大问题。粟裕排除了这条路；2、向东南方向走，穿越两淮、苏中、然后转向南京。考虑到其要经过的是水网地区，不利于大兵团和重装备行动，粟裕认为杜聿明走这条路的可能性极很低；3、向西南方向走，绕过山区便有开阔大路。
粟裕算来算去，认定杜聿明要走的就是第3条路。
老覃在前天写的《邓小平说淮海战役是毛主席交他指挥的，为何有人说是粟裕指挥的？》一文中提到：杜聿明在撤离徐州前，骗过了我军高级间谍郭汝愧和刘斐，致使毛主席得到的敌前情报是“杜聿明要从东南两淮方向撤退”。
当毛主席将此情报告知粟裕，要粟裕“立刻做出相应准备”。
粟裕立刻陷入了两难境地当中。
该怎么办呢？
是听从军委的意见还是遵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听从军委的意见，就算是出了差错，自己也不用担当什么责任，但是，会错过在江北歼灭敌人主力的绝佳时机，一旦杜聿明集团到了淮南，那么，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就会被推缓，以后，我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大。
从这个角度上说，自己就是历史的罪人。
相信自己的判断，如果是判断正确，那就一好万好，如果是判断出错，那就是违令不遵，罪上加罪。
粟裕的心乱如麻，彻底失眠。
粟裕的机要秘书鞠开回忆说，粟裕的脑袋因中枪伤而残留有三块弹片，这三块弹片，让他经常患头痛。
因为过于紧张思考问题，过度用脑，失眠，生活作息乱套，头痛病大爆发。粟裕痛得天旋地转，只得躺在行军床上，或仰面看地图，或拿着电话听前线的部队汇报战况。
11月27日，毛主席收到刘邓“明日即可解决黄维”的电报后，以为黄维真的在次日就会被歼灭了，他在当晚给粟裕发出了一道错误的指令：要求粟裕求歼李延年一部。
粟裕的头痛欲裂，他来不及多想，赶紧派遣6纵急行军直插李延年后方，堵截李延年南逃的退路；另派2纵、10纵、13纵从三个方向正面包围李延年。
但是，在碾庄参加围攻黄百韬的6纵乃是疲惫之师，并未能挡住李延年，一番激烈的厮杀过后，只好目送其跑回了蚌埠。
到了11月28日，邓小平发现黄维兵团并不好打，一改之前“估计三天内可能解决战斗”的乐观，致电“军委，粟陈张，邓李”，改口说：“全歼该敌确有把握，但须十天左右时间才能完成。”
既然是要“十天左右时间才能完成”，就说明围歼黄维兵团是一场恶战，毛主席赶紧修正了要华野抓紧求歼李延年兵团的想法，于11月28日4时发出指令：“在完全解决黄维及李、刘在蚌埠以北诸部之后，全军须休整一个短时期。”
粟裕因此沉下心来，继续思索杜聿明集团的问题。
最终，他顶住了压力，做出了应对杜聿明部队南撤的战略部署，把有限的兵力全部摆在徐州的正南方向，并且，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西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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